马克思论秩序党人的失败 —— 再读《路易·波拿巴雾月十八日》 ...

三、议会制共和国：秩序党统治的国家形式

1849年5月28日，立宪共和国召开，秩序党的真正统治开始了。[12]马克思观察到，这些保皇派不再拥立恢复旧的君主制，而纷纷转向了共和政体。秩序党的政治基础是议会制共和国。“这两部分资产阶级都把这个既不叫波旁、也不叫作奥尔良、而是叫做资本的资产阶级共和国，当作它们能够共同进行统治的国家形式。”法兰西第二共和国的宪法带有明显的限制行政权的意图。马克思在评论宪法时说，“只要把宪法浏览一遍，就可以看出：只有那些确定总统对立法议会的关系的条文，才是绝对的、肯定的、没有矛盾的、不容丝毫曲解的。要知道，这里所谈的，是要建立资产阶级共和派的可靠地位。”[13]在秩序党人相继击败社会主义者、山岳党人之后，政治舞台上只剩下了唯一的敌人——共和国总统路易·波拿巴。

为什么秩序党人没有恢复旧王朝呢？我们可以从托克维尔的通信和回忆录中找到答案。他观察到，在革命后，人民最嫌恶的就是代表旧制度的旧特权等级，这种感情经过历次革命保存下来，“它就像一股清泉，乘着大海的波涛进入大海，既未与海水混合，又未消失在大海当中。”而秩序党人对共和政体的接纳颇有“将错就错”的味道。托克维尔坦诚道：“当时我并没有像今天这样认为共和制政府是最适合法国的需要……共和政体虽然可以许诺很多，但它给予人民的自由还不如君主立宪政体。法国的条件还不适于建立共和政体，因为对共和政体的建立还没有做任何准备，也没有适于建立它的良好条件。”[14]然而，在面对共和国总统路易·拿破仑之时，秩序党人却几乎转向支持共和政体。“这个共同的决心既是我们的团结标志，又是我们的旗帜。”主要目标是：“防止共和政体被颠覆，特别是防止出现路易·拿破仑的杂种王朝，这在当时是迫在眉睫的危险。” [15]

而在马克思看来，秩序党人的这种共和国是虚假的，共和政体不过是资产阶级的两大力量休战的需要，本质上具有暂时性。他对秩序党人的议会制共和国大加批判，认为资产阶级制度的这种无名形式或共和形式——这种资产阶级共和国，是一切政治制度中最可憎的制度。他批判道：“共和是联合起来的资产阶级各集团的、集所有人民剥削者之大成的无名股份公司……只有在无名称的共和制王国中，这两大集团才能在同等掌握政权的条件下捍卫共同的阶级利益，而同时又不停止其相互间的竞争。如果说资产阶级共和国只能不外是整个资产阶级的高级的纯粹的统治形式，那末，它不是以正统主义者为补充的奥尔良派的统治和以奥尔良派为补充的正统主义者的统治，即复辟时期与七月王朝的综合，还能是什么呢？”资产阶级共和国在这里表示一个阶级对其他阶级实行无限制的专制统治。

马克思对国家形式、政体形式与政党功能之间的关系进行了研究。他认为，秩序党的统治权力“只有在议会制共和国的形式下才可能存在，因为只有在这种国家形式下，法国资产阶级的两大集团才能互相结合起来，从而把自己的阶级的统治提到日程上来，以代替这一阶级中的一个特权集团的统治……它已不仅是法国资产阶级中两派（正统派与奥尔良派，即大地产与工业）能够平分秋色地进行统治的中立地盘。它并且是他们共同进行统治的必要条件，是它们的共同阶级利益借以支配资产阶级各派的要求和社会其他一切阶级的唯一的国家形式。”[16]这意味着，一方面，国家形式规定了党派在政治舞台上的作用，约束了党派对权力集团和政治上阶级组织的作用的一般结构。[17]另一方面，国家形式必须根据社会阶级结构，以及政党共同统治的社会条件来加以分析。

四、走向失败：秩序党与行政权的斗争策略

秩序党和波拿巴的斗争是第二共和国覆灭的关键时期。马克思从唯物史出发，对秩序党丢失执政地位进行了精彩的分析。他围绕一系列复杂的政治事件，对秩序党从联合走向解体，面对波拿巴节节败退的过程进行了深入研究。在马克思看来，秩序党丢失统治地位有以下几点教训：

一是未能掌握行政权，丧失了为维持议会制度所必需的支柱。在秩序党人与波拿巴的第一轮较量中，波拿巴蛮横无礼地解散了秩序党内阁。马克思认为，巴罗-法卢内阁被波拿巴解散是一个决定性的转折点。因为，掌握行政权的关键在于掌握内阁，而一旦失去分配阁员位置的权限，也就失掉任何实际影响力了。“在法国这样的国家里，行政权支配着由50多万人组成的官吏大军，也就是经常和绝对控制着大量的利益和生存；在这里，国家管制、控制、指挥、监视和监护着市民社会。”尽管秩序党人采取废除普选权、修改选举法、否决总统补助金、内阁不信任案等办法反击波拿巴，但却往往收效不佳。

二是面对紧急形势犹豫不决，丧失了对军队指挥权的掌控。秩序党人将军尚加尔涅一度执掌着正规军第一师和巴黎国民自卫军的最高统帅权。波拿巴借口擅自发布紧急命令，把尚加尔涅免职了。根据宪法，秩序党议会本可以任命尚加尔涅将军为国民议会议长，调动足够的军队即可保卫议会。但是，秩序党人内部的矛盾以及犹豫不决错失了良机。马克思指出：“秩序党既然推开了由尚加尔涅作代表表示愿意听它指挥的军队，因而把这个军队永不复返地让给了总统，这就表明资产阶级已经丧失了统治的使命。……秩序党人现在既已丧失了控制军队和国民自卫军的权力，那么它还剩下什么强制手段来同时保持议会用以统治人民的篡夺来的权力和议会用以防止总统侵犯宪法的权力呢？什么也没有了。”

三是不能把握时局变换，屡屡贻误最佳战机。马克思对秩序党人的斗争策略大家嘲讽。他认为，秩序党人总是极力避免和拒绝在重大的、迫切的问题上和行政权进行斗争。把反对行政权的斗争缩小为关于权限问题的无谓争吵，变成吹毛求疵、无畏争讼以及关于界限问题的争论，把最无聊的形式问题变成了自己的活动的内容。当斗争具有原则意义，行政权真正名誉扫地，国民议会的事业成为国民的事业的时候，秩序党不敢争斗。在与国家权力进行斗争的时候，秩序党人总是采取高尚和庄严的方式，而波拿巴却能用下流手段进行斗争。秩序党人屡屡错失千载难逢的机会，往往在紧急关头退出舞台，不断的议会休会多次为波拿巴提供了进攻时机。

四是党内派系不和，丧失了独立的议会多数。在1851年5月28日，修宪问题使得秩序党内部彼此利益矛盾的各个敌对派别的斗争公开化了，最终给秩序党彻底瓦解发出了信号。“修改宪法的问题造成了一种政治热度，它使这个产物重又分解为它原来的各个构成部分。”在马克思看来，“秩序党的解体还不止于它分解成各个基本构成部分。这两个巨大派别中的每一派，又都继续分解下去。看来，好像先前在两大营垒中的每一个营垒（不论是正统派或奥尔良派）内部曾经相互斗争互相排斥的一切旧有色彩，如同干纤毛虫碰到水一样，又都重新活起来了。看来，他们又重新获得了充分的生命力，能够形成具有互相对立的独立利益的各个派别了。”

五是政党代表性断裂，难以维护资产阶级的共同利益。由于议会与行政权的频繁争斗，议会屡屡否决内阁提案，从而损害了资产阶级的物质利益。1850年冬开始关于修筑巴黎-阿维尼翁铁路问题的讨论，直到政变结束时，还没有结果。在工商业危机下，金融贵族、工商业资产阶级开始抛弃秩序党。马克思观察到：“议会内的秩序党和议会外的秩序党也分裂了。……议会外的资产阶级群众，对总统奴颜婢膝，诋毁议会，粗野地对待自己的报刊。它渴望摆脱自己的政治统治地位，以便摆脱这种统治地位带来的麻烦和危险。资产者彻底抛弃了议会制共和国。”在流氓无产阶级的头目波拿巴的进攻下，秩序党先后丧失了内阁、军队、议会独立多数、最后丧失了资产阶级的支持，它的使命结束了。

结语：马克思政党研究的方法论意义

本文以马克思在《雾月十八日》对秩序党和行政权的斗争为中心，从秩序党的阶级基础、统治形式、斗争策略三个方面，力图呈现出马克思政党研究的基本特点。我们认为，马克思开创了政党社会学的研究路径。这种研究路径的特点在于，从唯物史观出发，通过对社会各阶级斗争的深入分析，展现复杂历史事件中的内在因果联系。在方法论意义上，有几点值得借鉴参考：

一是阶级分析的方法，把冲突作为政治学研究的核心议题。在二战以后，工业社会的发展一定程度上弱化了阶级地位与政党忠诚的关系。然而，在一些西方学者仍然认为，当代民主政治中的选举就是民主式阶级斗争的表现。“在现代的任何民主制度中，不同群体之间的冲突都是通过政党表达的，而政党基本上相当于一种‘把阶级斗争民主化的媒介’。即使许多政党已放弃阶级冲突或阶级忠诚的原则，但分析它们的要求和它们的支持力量仍表明，它们确实代表不同阶级的利益。”[18]后工业社会的阶级政治分野仍然在决定党派支持中起主导作用。左翼选民主要来自工人阶级和受剥削较多的阶层，而保守政党依然超比例地依靠较富裕的阶层。因此，应该更加严肃地对待阶级冲突的分析传统。

二是经济分析的方法，强调政治与经济的关联。马克思总是“跳出政党来理解政党”。在研究1848年革命时，马克思首先着手研究了近10年的经济史，对世界贸易危机以及工业繁荣对欧洲政治产生的影响进行了研究。他强调，阶级的存在以及它们之间的冲突，受到它们的经济状况的发展程度、它们的生产的性质和方式以及由生产所决定的交换的性质和方式所制约。技术结构的变化产生了不同的职业分类，而与职业相联系的社会环境导致不同的阶级文化。并且，在对资本主义运行规律的解剖中，他提出了世界各国工人政党都一致用以扼要表述自己的经济改造要求的公式，即：生产资料归社会所有。这样，就把无产阶级政党从各种保守学说的束缚下解放了出来，为社会主义运动提供了政治原理。

三是利益分析的方法，对政党的言论和行动进行区分。他认为：“正如在日常生活中应当把一个人对自己的想法和品评同他的实际人品和实际行动区别开来，在历史的战斗中更应该把各个党派的言辞和幻想同它们的本来面目和实际利益区别开来，把它们对自己的看法同它们的真实本质区别开来。”[19]这对我们的启示在于，在政党研究中要注意分析不同阶级的物质利益和政治利益，避免陷入不同党派的辩论修辞中去。在观察和研究政党与选举等行为之时，不应该沉迷在政治候选人的花边新闻和报道，或者空泛的制度条例，而应更注重探寻政党活动的内在规律。

四是形式分析的方法，超越传统政体的思维。正如马克思主义学者普兰查斯所说：“要想具体地研究国家形式，只有在政治舞台上，在这些国家形式与政体形式的结合中，给政党对权力集团的作用的总的结构加以界说才能办到。”马克思在1844年《德法年鉴》中就提出，对国家形式的分析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而是要用政治经济学的方法解剖根源于的物质生活关系。马克思对议会制共和国覆灭的研究超越了传统的政体划分的学说，不再局限于“君主国还是共和国”讨论抽象的理论问题，而是对立法权和行政权，以及国家与政党政治的关系进行了更深入研究。可以看到，马克思并没有把民主和专制对立起来，更不会静态地用各种结构性的测量指标去判定一个国家达到了多少民主？达到了多少法治？而是从关系和策略的出发，呈现行动者与制度结构的内在关联。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注释：

[1]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7页

[2]同上，第6页

[3] 1848年以来，马克思为《新莱茵报》杂志撰写了大量关于法国状况的文章，部分文章后被恩格斯在1895年编辑为《1848年至1850年的法兰西阶级斗争》出版了单行本。

[4]马克思著：《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4页

[5]同上，第103页

[6]波旁王朝在法国统治了数百年时间。在1792年被推翻。在1815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以后，波旁王朝复辟了。由于路易十八和查理十世的保守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