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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备舵手式的人物带领我们走向资本主义歧途

2018-1-24 23:2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056| 评论: 1|原作者: 阳和平|来自: 红旗网

摘要: 防备舵手式的人物带领我们走向资本主义歧途 ——就先锋队理论百年的回首与黄纪苏老师磋商 2018.01.24作者:阳和平【作者供稿】 我与黄纪苏老师接触的越多就越敬佩,我们也有过几次各自对历史和现实认识的交流,我们的心是相印的。 黄老师的立场坚定,爱憎分明,有着强烈的正义感,对不平等的压迫痛恨恶绝,体现在以《切•格瓦拉》为代表的一系列文笔高超的文学作品上。他的文字幽默、辛辣、犀利,就像一把把掷向压迫者及其走狗的 ...
经济基础

像黄老师这样的文人富有感情,对社会的黑暗可以尽情的揭露。但是除了控诉以外,我们还需要探讨如何改变社会,而不是仅仅从愿望出发看问题。要进行黄老师主张的“消灭”压迫的GE命,我们就必须懂得压迫产生的基础或机制。

黄老师主张GE命不要走极端,希望GE命是个比较温和的事情,并举例“城市‘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相对和缓”,却忽略了当时的民族资产阶级是统一战线一员的这个重要的背景。网上还多有人拿大陆的暴力土改和台湾的赎买土改之别说事,却回避蒋介石当政时并无法在大陆推动赎买土改这一事实。没有大革命的压力,哪有台湾和韩国赎买土改的可能?这些都是“私有财产神圣不可侵犯”的实际意义。台DU的起步也恰恰是因为蒋介石慷了台湾本土地主的慨所致。即便如此,我觉得土改中的偏激和后来的“政治上拿人家当沙袋,隔三差五一顿老拳”性质是不同的。革命不是请客吃饭,群众违反政策的事态常有发生,故有“不虐待俘虏”的规定。但是毛泽东时代的后期那些拿“地富反坏右”出气者反而是走ZI派为了转移斗争的大方向所致。

我们不能因为有的人打着红旗反红旗因而否定红旗,也不能因为走ZI派打着阶JI斗争的口号故意混淆两类不同性质的矛盾进而否定阶JI斗争是阶JI社会所有社会现象背后最根本的动因。不是说黄老师否定阶JI斗争,而是说黄老师在对社会问题进行分析的时候往往就像刚才那样首先并不是从阶JI斗争客观规律的视角出发来看问题。比如,离开了各个阶级相差甚远的不同诉求抽象地谈论什么“近代中国的基本任务”就确实没有太多的意义。即便是从民族主义的国家富强视角,也不能回避阶级的立场。所有的统治者,从慈禧太后、蒋介石到当今的中国,都希望自己统治的疆域越来越富强,但是"发展"必须是在天朝的统治下才"是硬道理"。因此,离开了阶JI斗争客观规律的视角我们免不了犯“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的错误,进行的就只能是“反抗”压迫的GE命,而不是“消灭”压迫的GE命。

因此,我看还是马列毛主义的分析方法比较好。

平等的追求也好,正义的呼唤也好,民主的愿望也好,文化的根源也好,到底还是利益的问题,所以我们看问题还是要从经济基础出发来研究,从阶级和阶级斗争的视角来看历史和现实。

因为满足人类生存的根本条件是衣食住行等等的生产活动,因此,生产是如何组织的制约着社会是如何组织的。凡是社会上的现象,我们追根到底还是要从物质条件和生产的组织形态上去找原因,而不是从人性、文化传统或思想意识出发。比如古人少有交通规则的探讨,因为交通工具的速度慢,没有需要。在物质匮乏的时候,私心强烈者的生存和繁衍概率高,因此活下来的人私有观念强。即便如此私有观念也不是绝对的。比如一家人不会争夺做饭的锅、吃饭的桌,因为那是生存的条件。再比如,白人来到美洲大陆以前,美洲土著人就没有土地私有的概念。打猎所获可以归个人,但是猎场归部落。这也是生存条件所致。人们的私有观念也确实是随着生存条件的改变而改变的。二、三十年前,北京人挤公交是一景儿,根本就没有老弱病残者的份儿。今天人们都很自觉的排队上车,因为物质条件变了,而非“素质”高了。

这些都说明是经济基础而非“人性”决定着人们的思想、文化和政治的结构,而所谓的“人性”也不过是生存条件的反映而已,并不是永恒的。

民  主

黄老师不愿多谈文GE,认为它的发生是偶然的,其失败也是必然的。这两个我都不大认同。

工人阶级当家做主的社会就必然是以“最大当权派兼任最大造FAN派”的方式进行继续GE命的,因此文GE不是偶然的。如果没有“最大当QUAN派”的支持,工人阶级就丧失了自己当家做主的权力。那时候,工人阶级的斗争就不再是“无产阶JI专ZHENG下的继续GE命”了,而是推翻资产阶级的GE命了。

我猜黄老师,以及一切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从社会民主党人到托派都会异口同声地质疑:对各级领导的监督为什么要有个“最大当权派”的支持呢?民主的制度不就可以了吗?为什么资产阶级不需要“最大当QUAN派”的支持,仅仅通过民主制度的确立便可以监督各级政府的官员,而无产阶级却不行呢?

要回答这个问题,我们首先必须搞清楚资产阶级民主的起因和实质,以及它和无产阶级大民主的区别。我们必须明确民主的所有制前提,必须明确民主的目的是离不开对所有制的认同。

所有那些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我看都忽视了所有制的确立从来不是依靠民主来实现的这个最根本的事实,忽视了财产的属性从来是不允许任何人通过民主的方法改变的,忽视了私有还是共有的财产都是“神圣不可侵犯的”,进而没有看到此乃阶JI专ZHENG的本质。其实无论资产阶级还是无产阶级,都必须首先用军队、警察等国家BAO力而非民主的制度来捍卫符合自己利益的所有制。

相比台湾、印度、菲律宾、拉丁美洲或欧美等地的老百姓,由于大陆的百姓除了文GE的大民主以外,没有经历过正经儿的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因此每当大家议论资本主义的民主是怎么一回事的时候,往往忘记了自己其实是在片面地、想当然地、纸上谈兵式地论述着民主的优劣,就像仅仅是通过色情文化了解到一些性关系的青年男女热烈地探讨性生活是怎么一回事儿一样,大家对资本主义制度下的民主充满了憧憬和渴望。反对西方民主的就像反对青年人谈恋爱似的,不断地灌输它会分散青年人的注意力,它会驱使青年人走向道德败坏的道路,它会给青年人带来各种疾病的危险,等等。尤其是那些患有民主恐惧症的护国派拿着阿拉伯之春国家"民主"后的"悲惨遭遇"说事,与那些假正经的拿着艾滋病和其它性病吓唬青年人一样。支持西方民主的就把它说的天花乱坠,和初恋一样的美好。

民主的愿望其实就像食欲、性欲一样是本能的,是每个人都具有的试图主宰自身所处环境的欲望,并随着社会化大生产和城市化的推进,这种追求会越来越强。反对民主就像禁欲主义一样是不可持续的,问题是如何实现这种渴望。但是在中国,谈论民主的双方往往并没有很好地区分私有制和共有制下民主的区别,就像在性关系上没有区分热恋和强暴一样。

私有制下的民主有点儿像是卖淫,谁给的好处多就投谁的票。卖淫的国民比那些任钱势者宰割的性奴当然要进步,起码获得了人身的自由。但也不过仅此而已。卖淫的自由不能改变交易双方地位的不平等。同样的,私有制下的民主也改变不了人民大众受资本奴役的现实。工人阶级要想充分地享受到资本主义的民主,他就必须像英国的工党那样死心塌地地捍卫私有制。小事上老百姓可以说了算,但是大事上必须是资本的逻辑占主导,而不是百姓的利益优先,民主的制度设计无论如何都不能改变这个前提。否则除了政变、暗杀等极端手段以外,资本用撤资相威胁,老百姓就不得不就范。希腊前几年就主权债务的公投后果就是一例。

资产阶级的民主实质上是协调各个资本财团之间利益冲突的工具和平台。否则要么是像西班牙内战后的独裁统治,要么是像美国的内战。历史的事实一再地证明,私有制下的民主制度,最终依靠的还是有钱有势者的认同和维护,而不是制度的设计有多么的“健全”。

武装起来的资产阶级不打内战的条件是各方遵守一元一票的“财主”制。谁的钱多,谁的话语权大。这是资本、市场以及股份制的基本原则。违背此基本原则的资产阶级政权不会是一个稳定的政权。只有在劳资两大阶级的矛盾相当尖锐的时期资产阶级才会允许独CAI者上台。

一旦资产阶级的形式民主违背了大财团的利益,国家BAO力捍卫私有制的功能立刻启动。30年代的西班牙内战和60年代被推翻的智利阿联德政权都是例子。

由于军队和警察等强大的国家BAO力机器需要充足的人力和经费支持,这是在资本主义社会里为什么最终必须是一元一票“财主”制的根本原因。谁纳的税多,谁的话语权就大,社会财富掌握在谁的手里,国家的BAO力机器就必须为谁服务。因此,在私有制的条件下,资产阶级的民主最多是通过国有化,把原来属于私有的财产变成按照一元一票的股份制原则属于整个资产阶级的国家所有制。它绝不会把私有的变成属于人民的共同财产。

在私有制下,虽然有了资产阶级的民主,有钱有势者的统治就有可能不那么残忍、野蛮、粗暴或不讲理,对底层人民的统治就可能会温柔一些,对那些反抗私有制者的处罚更有可能是安乐死而非五马分尸。这些不是微不足道的目标,但是它改变不了底层人民的根本处境,它也不会赋予底层人民当家做主的权力。只要人民不能在经济领域当家做主,他在政治上就必然受资本的奴役。

所有那些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从社会民主党人到托派实际上都是在回避人民如何监督社会化,甚至全球化大生产的组织者这一话题。比如,人民应该如何监督谷歌?苹果如何向人民负责?

社会民主党人的答案仅仅是政治上的民主,是“外圆内方”的“市场社会主义”。但是只要资本的逻辑统治着市场,政治上的民主归根到底还是“财主”。

托派的药方是“自治”,是缩小劳动时间。但是任何试图在全球化的产业链上实行“自治”的主张都只能是激进小资产阶级试图恢复田园式小生产的妄想。文GE期间,在八小时工作制的条件下,工人阶级参政,打派仗的能力并没有受到妨碍的事实也证明了在8小时工作制以外进一步缩小劳动时间并不是人民群众当家做主的必要条件。

实质上,这些把民主放在第一位的人士要么是反对社会化大生产,开历史倒车,要么是天真的认为社会化大生产不需要专职的组织者,要么是认同资本的逻辑,认为这些组织者应该听由市场的摆布,要么是认为这些组织者可以直接的接受民主的监督。如果是后者,如何防备这些组织者利用职权抵制民主的监督还是没有回答。

人民群众要当家做主就首先必须是共有制。也只有在共有制下,人民群众才能当家作主,工人才有可能批评干部,下级才有可能批评上级,人民群众才有可能对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等领域的所有方面保有发言权、参与权,乃至决策权。没有共有制(而非属性不明的“公有制”)这个前提,一切都无从谈起。

只有在共有制的条件下,民主才有可能实现如同是地位平等下的热恋一样的美好,就像我父母初到延安所经历的那种人人平等的为了一个共同目标而奋斗的民主气氛能够使得他们留恋在毛泽东时代的中国一样。但是,即便是在共有制下也避免不了有些人自以为革命了就可以胡作非为,就可以通过强暴来满足自己的性欲一样,那些试图通过GE命来实现人上人奋斗目标的打着GE命的旗号镇YA人民的也是历历在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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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水边 2018-1-25 02: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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