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妇女解放的历史地位

恩格斯《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这部马克思列宁主义妇女理论经典著作论述了妇女问题的根源、实质和前景。

妇女问题的根源私有制和阶级剥削。随着私有制产生，家庭外生产胜过家庭内生产，两性间的分工呈现出新的社会意义。男子劳动和生产变得重要起来，妇女劳动和生产及社会地位随之下降。“随着财富的增加，它便一方面使丈夫在家庭中占居比妻子更重要的地位;另一方面，又产生了利用这个增强了的地位来改变传统的继承制度使之有利于子女的意图。”“因此，必须废除母权制，而它也就被废除了。”这样一夫一妻就产生了。

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写道：“母权制的被推翻，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则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在历史上出现的最初的阶级对立，是同个体婚制下的夫妻间的对抗的发展同时发生的，而最初的阶级压迫是同男性对女性的奴役同时发生的。”恩格斯指出“在家庭中，丈夫是资产者，妻子则相当于无产阶级。”男性统治根源于是他而不是她掌握财产的事实。只有妇女对男子经济依赖的消失，才会允许两性关系建立在平等和“真正的”爱情基础之上。也就是说，性别对立实质是阶级对立，妇女问题的实质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

因此，恩格斯提出妇女解放的第一个先决条件就是“一切女性重新回到公共的劳动中去”，以使妇女经济上不再依赖于男子;妇女解放的第二个先决条件是必须“依靠现代大工业”，只有在高度发达的工业化社会里，才可以想象妇女能够真正得到解放;第三个先决条件是家务劳动的社会化，即“把私人的家务劳动溶化在公共的事业中。”因为在前阶级社会，家务劳动有一种“公共的性质”，而一夫一妻制家庭产生后，“家务的料理…不再涉及社会了。它变成了一种私人的事务;妻子成为主要的家庭女仆，被排斥在社会生产之外。”最终，妇女解放的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即"男子在婚姻上的统治是他的经济统治的简单的后果，它将自然地随着后者的消失而消失。"

毛主席高度重视妇女解放运动，认为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离开了社会解放，妇女解放是得不到的;同时，没有妇女解放，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因此，要真正得到社会解放，就必须发动广大妇女来参加;同样，要得到妇女的真正解放，妇女们也必须参加社会解放的斗争。毛主席明确指出：“世界上的任何事情，要是没有女子参加，就做不成气。我们打日本，没有女子参加，就打不成;生产运动，没有女子参加，也不行。无论什么事情，没有女子都绝不能成功”，“社会主义建设中，要充分发动妇女，好比一个人有两只手，缺少一只也不行，缺少了妇女的力量是不行的，两只手都要运用起来”。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妇女解放指的是妇女和男子地位的平等，绝不是妇女“身体解放”、“性解放”。相反，所谓“身体解放”、“性解放”实质是对妇女压迫的加强。近年来在色情业合法化的情况下，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政府实行公开的、系统化的逼良为娼，即给年轻失业女工介绍的工作多数是当娼妓，如果失业女工不愿意当娼妓就视为“不愿就业”而停发失业救济金。而被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一再攻击为“歧视妇女”的伊朗，明确规定女子与男人的同等地位，她们拥有求知、财产、受教育、议政和婚姻自由的权利，取缔了妓院、酒吧、夜总会等色情场所，大学里60%的学生是女性。究竟二者谁更符合妇女解放的真谛，可以说任何一个不戴有色眼镜的人都很清楚。

总之，妇女解放指的是妇女和男子地位的平等，所谓“身体解放”、“性解放”实质是对妇女压迫的加强。妇女解放是社会解放的重要组成部分。男女不平等、妇女受压迫的社会根源是私有制和阶级剥削，妇女问题是阶级压迫的一种特殊形式。妇女解放运动是无产阶级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其根本条件是消灭私有制，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建立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制度。无产阶级如果不争得妇女的完全自由，自己也就不能得到完全自由;没有妇女解放，社会解放也是不可能的。

二、共和国前30年的妇女地位

1.消灭娼妓制度

旧中国的娼妓制度是摧残妇女的一大毒瘤，有人估计，南方3%的妇女是妓女。当时，全世界妓院最多，从业人数最多的城市是上海。据国民党上海市政府的统计，到1947年，“上海以卖笑为生者统计不下10万人，间接赖生者且数倍之。”

毛主席明确指出：“新中国决不允许娼妓遍地，黑道横行，我们要把房子打扫干净”。1949年11月21日下午，北京市第二届各界代表会议在中山公园中山堂召开，会议通过了封闭北京所有妓院的决议。市委书记彭真，市长聂荣臻，立即专门向毛主席报告了北京市各界人民代表大会封闭妓院的决议，毛主席听完他们的对妓院老板惩处，对妓女教育帮助的处理意见后，说：“这个决议很好。”1949年11月22日凌晨　，北京市人民政府采取断然行动，一举关闭了全市224家妓院，集中拘留了400多名老板，收容了近1300名妓女。1950年1月15日，天津市召开了第二届各界人民代表会议。会议明确指出对妓院进行“寓禁于限”的政策，最终目标是彻底消灭罪恶的娼妓制度。1951年11月中旬，中共上海市委发出《市委关于本市处置娼妓计划》，宣布妓院为非法，立即全面封闭妓院，集中收容娼妓。到1951年底，全国各地取缔娼妓工作基本结束。各地取缔娼妓的方式大同小异，北京、天津、上海是较典型的地区。到1958年，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的运动最后胜利，消灭了压迫妇女几千年的这一黑暗制度。

新中国取缔妓院、改造妓女充分体现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买办集团把持的港澳台地区，和大陆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以台湾为例，台湾自己也承认“台湾色情业，无论种类还是数量，居世界之首”。“大陆有导弹，台湾有肉弹;大陆有卫星，台湾有歌星”是那个年代的真实写照。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新中国建国初期迅速清除卖淫现象，靠的不是罚款和羞辱，而是把妓女视作受苦受难的阶级姐妹，采取改造思想，医治性病，指导她们从事生产的方针，培训她们劳动技能，免费给她们治病，唤醒她们的自觉，转变其思想，使之成为健康的人，靠劳动吃饭的人。正是因为新中国建国初期把妓女当成一个平等的人看待而没有歧视，才取得了改造妓女工作的胜利。

娼妓取缔工作得到了全国人民的拥护，也吸引了世界许多国家的注意，他们纷纷派代表来华取经。上海妇女教养院从成立之日起就成了各国来宾了解中国改造妓女的窗口。仅在1956年，该妇女教养院就接待了美、英、法、西德、日本、印度、苏联、捷克等31个国家的101名来访者。法国一位来访者认为，中国改造妓女的做法，不仅对法国，对整个欧洲都是有借鉴作用的。有个美国记者对“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的标语颇感兴趣，在他访问了正在这里得到改造的褚玉英以后，对教养干部说：我感到你们真的做到了“把鬼变成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