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务政治的诱惑力与白痴国王的认识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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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历史地看，为不平等辩护的方法论，总是倾向于孤立和片面地看问题，把统治阶级的优势地位与各种历史进步的正面价值进行强硬捆绑和解释，并以此去论证统治阶级自身的高贵性和“配姓赵”。反过来，同样的逻辑会被应用于理解和处置被统治阶级的不满意，各种法西斯镇压的认识论基础也在于：被统治阶级之所以要造反不是因为受到统治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而是其自身的原因，处置方法就是个人化的人身强制和肉体消灭，蒋介石1927年对共产党人的大屠杀政策以及晚期的特务政治，其认识论基础即在于此。

　　特务政治有着非同一般的诱惑力，始终是现代政治和法律事务中间难于告别的占优策略。在一定程度上，美国的所谓反恐战争也类似于国境线之外的特务政治，通过各种方法尤其是鼓励告密去对打击对象进行精准识别和完成战争性的肉体消灭。如斯诺登所披露的，美国在国内也往往监控私人通讯以便识别出打击或者肉体消灭对象，以此去识别和打击思想犯并有预见性地把危险消弭于萌芽状态。特务政治的显著特点有三：一种把政治不满归咎于不满者自身的认识论，一种通过精密监控的技术或者经营告密网的识别思想犯的手法，一种预防性的打击或者肉体消灭策略;特务政治方法是以抓捕和镇压思想犯的方式，去预先地处置各种不满，还把这个看做是维护长治久安的不二法门而乐此不疲。

　　特务政治的认识论，是拒绝以相互联系的视野看问题，这与白痴国王方法论完全一致。一个白痴国王认定自己之所以是国王，不是自己在与人民的相互关系中间得到塑造的，而是把国王自身的特性作为其之所以是国王的原因来看待。白痴国王方法论，从发生学角度看，会在不平等空前得不到认可的时期，被响亮地宣传开来，同时，为了维护白痴国王的优势地位，各种法西斯镇压策略也会同步选择——法西斯镇压的认识论也在于民众不满意跟国王毫无关系。　

　　《左传》称厉王为“王心戾虐，万民弗忍”，因为老百姓忍无可忍就有些坏话要说，这位周厉王格外好面子听不得坏话，所以找到了卫巫去主管一个特务机构——谁要是对厉王有意见就杀谁，据说，这个政策执行的力度极大，效果好极了，结果熟人见面的时候，谁也不敢说话了，见面连打招呼都省了——改为“道路以目”——熟人相互之间拿眼睛相互看看就算是打完招呼了。至少从短期看，周厉王取得了“以杀止谤”的良好政策效果。

　　“厉王虐，国人谤王。召公告曰‘民不堪命矣!’王怒，得卫巫，使监谤者。以告，则杀之。国人莫敢言，道路以目。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谤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障之也。防民之口，甚于防川。川壅而溃，伤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为川者决之使导，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听政，……而后王斟酌焉，是以事行而不悖。……夫民虑之于心而宣之于口，成而行之，胡可壅也?若壅其口，其与能几何?’王不听，于是国人莫敢出言。三年，乃流王于彘。”【《国语·召公谏厉王弭谤》】

　　从长期的政策后果看，特务政治的效果是负的。

　　统治阶级以法西斯手段镇压被统治阶级的不满意，本身就是阶级对立难于调和的结果。在这个结果的背后，会自动地产生一种把统治阶级的合法性完全归于统治阶级自身高贵性的方法论——他们之所以是统治阶级是因为他们生而高贵，而不是因为他们在与被统治阶级相互关系中间被确认的。

　　白痴国王的显著特点，是认定自己的自然之体的各种属性，是政治之体的源泉——朕即国家。这是文革后中国新精英自我认同的显著特点，否定公共性和社会网络中间的决定性。

　　“齐泽克借助拉康精神分析理论，指出马克思的这段论述十分精当地展示出何为“拜物教/恋物癖式”的“误认”：“当国王”(being-a-King)是“国王”和“人民”结成的社会关系网络产生的效应，所谓“这个人所以是国王，只因为其他人作为人民同他发生关系”;但“误认”却以“颠倒”的方式来处理“国王”与“人民”之间的关系：他们之所以认为自己是给予“国王”以皇家待遇的“人民”，是因为“国王”早已自在地成了“国王”，即“国王”天生就是“国王”，与他和他的“人民”结成的关系无关，仿佛“当国王”的决断来自于“国王”这个人的“天然属性”。按照拉康的说法，这个“国王”就是一个白痴，白痴就是那种相信自己与自己的身份完全一致，无法与自己保持经过辩证性调停距离的人，譬如“国王”相信自己就是“国王”，把“当国王”视作自己天生就具备了的属性，而不是将“国王”这一身份当作某个特定的、与“人民”相连的主体间关系网络——他自己也是这个网络的一部分——给予他的符号性委任。这样一来，“国王”成了货真价实的“白痴”。”“假如“国王”不想成为“白痴”，他应该意识到有两个“国王”，更准确地说，是一个“国王”有两个“身体”：一个是“自然之体”，他个体的肉身，“国王”天生具备的自然属性;另一个则是“政治之体”，他在与“人民”的社会关系网络中得以确认的“政治体”，“国王”后天获得的符号身份。”【罗岗|“人民”何为：2017年阅读札记，原创 2018-01-02 罗岗 保马】

　　白痴国王方法论是一种典型的形而上学：用孤立、静止和片面的方法来看待社会关系及其间的对立和冲突。国王之所以是国王，是因为其自身的高贵性，而被统治阶级之所以不满意也是因为其自身的劣等性，反抗、不满和怨言，都是基于被统治阶级自身的原因，镇压了这些不满意者，社会就和谐了，因此，社会和谐是与镇压有效性相关的。

　　一般而言，白痴国王方法论有两个同时成立的命题：一是统治阶级自认为担负着所有的正面价值，二是被统治阶级的不满意都是不识相的结果。周厉王如果雇佣喉舌精英为自己辩护的话，肯定有很多话可以说的，例如说封建社会(或者什么别的社会)发展还处在初级阶段，生产力发展还不够所有人都过上好日子，所以，以周厉王为首的周天子的先富先贵就代表了先进文化和生产力发展的潜在最高水平，任何要求平等的愿望都不过是民粹主义的小农狭隘思想，这是对历史发展的重大障碍。因此，形而上学的方法论，对应着现实的社会政治和社会中间，一部分人不能够舍弃的有形和无形利益，同时也意味着生产力充分发展和物质财富涌流之前的平均主义，是不可能被接纳的。

　　也就是说，形而上学作为方法论，是与统治阶级的先富先贵的历史进步性联系在一起的，也是与被统治阶级超前的平等要求难于兼容的，所以，以法西斯和暴力镇压去应对不满意的必要性就在于此。在这里，我们可以识别出一种形而上学或者白痴国王方法论的发生学逻辑：主要有了不平等，那么为不平等辩护的方法就会选择各种孤立或者片面的方法来进行，这意味着绝对不能够与被统治阶级分享的财富和权力的积聚要求，由此就诱导出各种把社会优势与个人特性进行捆绑的解释学逻辑。

　　作为考古学者，张光直指出，“所谓文明社会，大家可有不同的了解和界说，但无论如何，我们多半都可以同意，文明产生的条件是剩余财富(surplus)的产生—即除了维持社会成员基本生活所需以外的‘多余’，的财富，而有了这种财富才能造成所谓文明社会的种种现象，如专门治人的劳心阶级、‘伟大’而无实用价值的艺术、宗教性的建筑和工艺品，以及专业的金属工匠、装饰工艺匠、巫师和文字等。这一点我相信多数学者都可以同意。……换言之，社会关系越不平等，越能产生财富的集中，才越能产生使用于所谓文明现象的剩余财富。”【张光直：《中国青铜时代》三联书店1983年，第54页】“在考古学的文明上所表现出来的财富之集中，在我们的说法，并不是藉生产技术和贸易上的革新这一类公认造成财富的增加与流通的方式而达成的。……换言之，财富之相对性与绝对性的积蓄主要是靠政治程序而达成的。”【张光直著，敦净 陈星译：《美术、神话与祭祀——通往古代中国政治权威的途径》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第123-124页】但是，实际上，统治阶级的财富积聚与生产力进步毫无关系，中国青铜器的发明也主要用于权力和祭祀，而不是制造生产工具，结果是很清楚的，“中国古代文化，从仰韶到龙山到三代，至少从考古资料上，看不到在生产工具与技术上有突破性的变化;农业生产工具都是石、木、骨、蚌所制，形式不外木耒、锄、铲和镰刀，而在技术上也看不出重大的变化与改进，如灌溉技术的飞跃进展是要到三代的末期才在史料中显著出现的。”【张光直《中国考古学论文集》三联书店1999年，第390页】

　　依据张光直的看法，统治阶级的先富先贵有利于生产力发展的辩护逻辑，只具有有限的适用范围，仅仅适用于资产阶级时代。但是按照今天中特马的解释逻辑，国人流放周厉王，完全可以看成是损害了文明进程的反历史逆流，结果只能是开启了一个有损于精英主义和文明进步的黑暗时代，是百年乃至于千年浩劫。

　　同样的逻辑，延伸到革命为什么会发生方面，统治阶级往往会从自身高贵性不容挑战的逻辑出发，认定革命肯定是外发的，是与被统治阶级对统治关系体验无关的独立事件，是阴谋家损害财产权和生产力的逆流，是破坏法制和秩序的倒退，因此，解决革命问题的首要方法是镇压革命者，把他们镇压完了就再也不会有革命了。

　　国民党政权就是这么办事的，1927年开始的四一二大屠杀还是针对党外和底层阶级，这就完美地体现了他们所持的白痴国王方法论;等到国民党政权晚期，其自身的阶级基础内部的不满意再度爆发出来以后，国民党政权依然以特务政治的高强度镇压来应对，以为这样就能够保证长治久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