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子和源头 ...

2018-2-1 22:5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7733| 评论: 1|原作者: 周新城|来自: 察网

摘要: 离开了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失去了根子和源头，就没有个“准”了，变成了什么东西都可以装进去的框子，这就不可能正确理解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第四、社会主义革命必须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

《共产党宣言》提出，在同传统所有制彻底决裂的同时，我们还要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基本道理。世界上并不存在脱离社会关系而独立存在的观念，并不存在抽象的适用于一切社会制度的观念。人们的观念总是历史的、具体的。“人们的观念、观点和概念，一句话，人们的意识，随着人们的生活条件、人们的社会关系、人们的社会存在的改变而改变”，[16]这是无需经过深思就能了解的起码常识。因此，当我们建立了社会主义制度，人们的社会经济关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应地人们的意识也应该发生深刻的变化。经济领域公有制的建立，使得人们在思想领域必须、也必然要同传统的、在私有制基础上形成的观念实行彻底的决裂。但是，由于意识形态具有相对的独立性，即使产生传统的私有观念的经济基础(私有制)消灭了，它还会在相当长时期里顽强地表现自己。因此，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意识形态领域仍然存在长期的、复杂的斗争。还要看到，意识形态对经济基础是有反作用的，如果不与传统观念作斗争，而是听任它蔓延和泛滥，就会影响新的经济基础的巩固和发展，甚至会为复辟旧经济基础创造条件。苏联东欧的剧变都是从意识形态开始的，先制造反共反社会主义的舆论，搞乱思想，然后制造政治动乱，乱中夺取政权。思想战线被突破了，其他防线也就守不住了。意识形态工作的意义，怎么估计也不会过分。

实现同传统观念彻底决裂这一任务的关键在于，用工人阶级的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教育和武装全体人民，占领思想理论阵地，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中的指导地位，坚持不懈地用马克思主义引领各种社会思潮，批判和抵制形形色色的在私有制基础上产生的传统观念。

在十九世纪，有人把资产阶级的自由、正义等当作“普世价值”，并用此来反对共产主义，他们说：“宗教的、道德的、哲学的、政治的、法的观念等等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固然是不断改变的，而宗教、道德、哲学、政治和法在这种变化中却始终保存着。还存在着一切社会状态所共有的永恒真理，如自由、正义等等。但是共产主义要废除永恒真理，它要废除宗教、道德，而不是加以革新，所以共产主义是同至今的全部历史发展相矛盾的。”马克思恩格斯批评了这种说法。《共产党宣言》指出：

【“至今的一切社会的历史都是在阶级对立中运动的，而这种对立在不同的时代具有不同的形式。但是，不管阶级对立具有什么样的形式，社会上一部分人对另一部分人的剥削却是过去各个世纪所共同的事实。因此，毫不奇怪，各个世纪的社会意识，尽管形形色色、千差万别，总是在某些共同的形式中运动的，这些形式，这些意识形式，只有当阶级对立完全消失的时候才会完全消失。”[17]】

我们建立的社会主义制度是与一切剥削制度(尤其是与资本主义制度)相对立的社会制度。这种社会制度使得所谓“普世价值”的各种价值观，具有与任何阶级对立社会根本不同的内涵。我们在政治上、经济上要同旧社会彻底决裂，相应地也要同在旧制度基础上形成的“民主、自由、平等、公正”的内涵相决裂。

应该看到，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并不是主观的臆测，而是根据社会发展规律推论出来的，有着科学的依据。与空想社会主义者不同，马克思恩格斯在谈到社会主义时，并不是诉诸道德和法，也不是诉诸人的理性，他们认为，从道义上对资本主义的剥削表示愤怒，并从人的理性出发来设计新的社会主义制度，无论多么入情入理，我们总不能认为它是科学的、正确的，而只能把它看作是一种象征。马克思恩格斯提出的关于未来社会主义社会的设想，是建立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现实存在的矛盾进行科学分析的基础上的。列宁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提出未来的社会制度问题的根据是：“共产主义是从资本主义中产生出来的，它是历史地从资本主义中发展出来的，它是资本主义所产生的那种社会力量发生作用的结果。”[18]他们的理论逻辑是这样的：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社会分工的加深、经济联系的密切化，使得生产越来越具有社会的性质，每一件产品都不是单个工人个人的产物，而是由一群工人共同生产出来的，生产出来的产品是供社会消费的，生产上需要的物资是由社会提供的，各个企业密切联系在一起，整个国民经济融合成为一个有机的整体。生产力的这种性质，客观上要求由社会占有生产资料并按照社会的需要调节整个国民经济。但是，生产资料的资产阶级私有制妨碍了生产力性质的这种客观要求的实现，生产方式起来反抗占有方式。因而生产社会性与私人资本主义占有之间的矛盾就成为资本主义的基本矛盾。这个矛盾是资本主义社会一切弊病的总根子。为了解决这个矛盾，必须用生产资料公有制取代资本家的私有制。恩格斯对此有过精辟的分析，他说：

【“现在，由于大工业的发展，第一，产生了空前大规模的资本和生产力，并且具备了能在短时间内无限制提高这些生产力的手段;第二，生产力集中在少数资产者手里，而广大人民群众越来越变成无产者，资产者的财富越增加，无产者的境遇就悲惨和难以忍受;第三，这种强大的，容易增长的生产力，已经发展到私有制和资产者远远不能驾驭的程度，以致经常引起极其剧烈的震荡。只有这时废除私有制才不仅可能，甚至完全必要。”[19]】

资本主义的发展，敲响了私有制的丧钟。然而废除私有制、建立公有制、“剥夺剥夺者”，触及资产阶级的根本利益，势必引起资产阶级的殊死反抗，因此，代表先进生产力的无产阶级必须在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翻资产阶级政权，打破资产阶级的反抗，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些行动都必须在无产阶级世界观——马克思主义指导下才能做到。《共产党宣言》里提出的未来社会即社会主义社会的基本原则，是一个完整的科学的体系，它符合社会发展的客观规律性，反映了历史发展的必然趋势。

中国共产党继承和发展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的思想。上世纪50年代中期，我们党在批评赫鲁晓夫的错误观点时，曾经把社会主义必须具备的基本原则概括为五条，即：一、无产阶级的先进分子组织成为共产主义的政党;二、无产阶级在党的领导下，经过革命斗争从资产阶级手里取得政权;三、革命胜利后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消灭生产资料私有制;四、有计划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和文化，逐步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五、坚持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坚持国际主义原则。我们党把这五条称之为“十月革命的道路”，指出它是“反映了人类社会发展长途中的一个特定阶段内关于革命和建设工作的普遍规律。”[20]这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也就是说，任何国家、任何时候，只要是搞社会主义，都必须坚持的。后来毛泽东又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书中把它概括为社会主义必须坚持的六条标准，其基本意思是一样的。

在改革开发的新形势下，针对资产阶级自由化思潮，邓小平把我们必须坚持的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概括为四项基本原则。他说，这四项基本原则并不是新东西，而是我们党长期以来所一贯坚持的。这一概括，是与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毛泽东说的意思完全一致的，只是表述有所不同而已。邓小平指出：四项基本原则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个“成套设备”，缺一不可。“如果动摇了这四项基本原则中的任何一项，那就动摇了整个社会主义事业。”[21]维护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坚持了社会主义;抛弃四项基本原则，就是否定了社会主义。我们把坚持四项基本原则作为立国之本，就是因为四项基本原则反映了社会主义制度的不可缺少的本质特征。抛弃了四项基本原则，也就不成其为社会主义国家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社会主义，而不是什么别的主义，不是什么中国特色资本主义，或者国家资本主义，就是因为我们始终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始终坚持四项基本原则，把它当作立国之本。从本质上讲，我们始终坚持了社会主义。

我们也可以用反面的实例来说明这一点。大家知道，戈尔巴乔夫上台后，言必称改革，俨然以改革家自居。这曾经迷惑了许多人。他想怎么改革呢?他把改革的矛头指向了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他攻击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把它称之为“三垄断”：政治上，共产党领导，共产党霸占了政权，这是政治垄断;经济上公有制占统治地位，排除了人们选择所有制的自由，这是经济垄断;思想上马克思主义为指导，人们无法吸收先进的文化，这是精神垄断。“三垄断”导致“三异化”。政治垄断导致人与政治、政权的异化，经济垄断导致人与财产、所有制的异化，思想垄断导致人与文化的异化。他提出的改革就是消除垄断、克服异化。政治上取消共产党的领导地位，实行多党制、轮流执政;经济上取消公有制的统治地位，实行私有化，恢复资产阶级私有制的统治;思想上取消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行指导思想的多元化。一句话，他的改革就是抛弃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全面恢复资本主义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推行他提倡的人道的民主社会主义改革路线，苏联就迅速走上了改旗易帜的邪路，即把社会主义改成资本主义了。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是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结合当前中国的具体实际提出来的，它发展了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丰富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宝库。

所以，谈到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必须牢牢抓住科学社会主义的基本原则，这是本质的东西，是最基本的问题。然而恰恰是这个基本问题，往往被遗忘、淡化了。这是讨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问题时出现混乱的根本原因。有人谈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却完全不提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这就越说越糊涂了。只有抓住这个本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才能说清楚。只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基本原则，我们才能一以贯之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

注释：

[①] 《人民日报》2013年1月6日。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2卷，第611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36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第678、68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⑥]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第285、28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⑦] 《斯大林选集》下卷，第35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⑧] 《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第276页，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印，1997年。

[⑨] 《毛泽东文集》，第7卷，第16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

[⑩]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第54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11] 《列宁选集》，第3卷，第139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