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义思想对言论自由的打压 毛主义思想有两面性：一方面它生长在十月革命的尸体上，继承了斯大林主义的官僚专断和对无产阶级自我组织的敌视；另一方面，毛派思想的物质基础是中国革命，这是一个胜利了的同时又带有畸形面目的社会主义革命，“做群众的学生”，毛派思想的若干言说颇具有谦卑姿态。当然，最终的裁决权还是在人民群众的领袖手里。 毛派在组织问题上延续了堕落了的共产国际的一贯观点，路线分歧被认为是不同阶级思想在党内的反应。正因为如此，毛派绝不允许党内有不同于领袖的声音，不允许组织派别，不允许机关报上存在公开的争辩，这些争辩本来应该向围绕着先锋组织参与到斗争的工农群众呈现，但毛派认为这会涣散“革命纪律”。 在文艺创作上，马克思主义固然会讨论文艺作品背后的哲学意蕴和不同艺术家的世界观。然而，革命的无产阶级知道自己在文化水平上同剥削阶级的差距。“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即使是参加到无产阶级先锋党里的作家、画家、音乐家，其创作也有一定的独立性。然而，毛主义的文艺实践却用粗暴的行政符号打压作家的独立创作，而且以组织团结的名义压制了女性主义对父权制的质疑（丁玲的《三八节有感》）和呼吁民主的反官僚倡议（王实味的《野百合花》）。 今天的毛派喜欢吹嘘“前三十年好，后四十年不好”。中国革命胜利之后建立起来的共产党政权，禁止了一切民众发声、结社的渠道，“肃托”、“反右”、“四清”，搞得群众道路以目，敢怒不敢言。所谓的“文化大革命”只是官僚层内部改良的摸索尝试，在镇压掉群众自发组织的反抗之后，沦为了”改恶”，在反言论自由和反智方面更加登峰造极，很多中西方文艺作品与社科文献以“封资修”大毒草名义被禁止传播，直到七十年代末才逐步允许公开出版。 资本主义复辟之后，遗老遗少们还依然有“闲话天宝”的风气。在帮助当局打压言论自由方面，经常有惊人之举。针对自由派学者（如茅于轼、邓相超）的反毛言论和社会民主主义立场的《炎黄春秋》否定中国革命的立场，毛派经常以民粹的姿态要求当局严办。作为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当然知道茅教授们是无产阶级之敌，但我们绝不能幻想靠资产阶级压制舆论来反对不同意见。结果到好，昔日打在自由派和社民派脊背上的鞭子，今天挥到了毛派阵营的青年人身上了。 毛派内部是否有青年对斯大林毛泽东主义遗产的毒素有所反思，并在未来靠拢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立场呢？笔者不敢盲目下结论。以这次被追逃的黄理平同志为例，他曾跟笔者抱怨过斯大林主义的“反民主”做法，但却将中国革命里农村游击战中指挥员能对毛泽东等中央军事委员会领袖们保持相对独立性当作一种“党内民主”的体现，而当我批判毛派理论家阳和平老师的时候，他又对托派的“工人民主”纲领各种嘲笑。其实，真诚的毛派青年能否脱离官僚专断传统，并形成一个新的接近马克思主义分析的革命派别，这不是一个理论问题，而是一个实践问题。托洛茨基主义坚持革命与改良结合过渡、无产阶级专政与无产阶级民主同一性的观点虽然更接近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解放的政治纲领维度，但托派远离中国工人的现状使得其暂时无法影响愿意为无产阶级解放努力的青年们，后者出于传统，大部分人会如黄理平一样，首先选择毛主义作为行动纲领。这样的现实令人痛苦，但也必须正视。 托洛茨基派何处去 托洛茨基派，这个派别是苏共党内斗争的产物，在官僚蜕化的时代，托洛茨基和他的同志们维护了俄国革命里“无产阶级自我解放和无产阶级独立自主政治立场”的传统。 然而，我们看到，在托洛茨基同志去世的时候，发端于“十月革命”的欧洲大陆无产阶级革命浪潮已经燃烧成星星灰烬。后来的很多托派组织虽然从知性角度出发，还赞成《过渡纲领》之类的文本（如同斯大林毛泽东派赞成《共产党宣言》），然而，不少组织也沦落成为了官僚化的小号共产党，在托派有影响的斯里兰卡和玻利维亚，机会主义路线占主导的所谓亲“第四国际党”成功地替资产阶级化解了工人革命的风险。 在中国，老一代的托派立场的工人革命者都被中共官僚送进了监狱。我们今天的运动面临“四无”尴尬境地，“无理论建树、无人、无资金、无本土斗争传统”。 在这样的局面下，赞同托洛茨基主义版本马克思主义的青年们何以自处呢？在把纲领置于首要位置的情况下，我们肯定要反对毛派的那种经验论思维，似乎理论只是实践的婢女。不过，我们应该看到，托洛茨基同志离世已经快八十年了，俄国革命过去也有一百年了，中间资本主义世界发生了好多变化，各种左翼理论也有很大发展，如果我们的同志固步自封，会像不少毛派一样，沦为只能靠旧的政治教科书或小册子或领袖语录摆谱的“党干”。更重要的是，理论是为了解决实际问题，不是智力游戏，我们应该以我们的理论同其他倾向的革命青年并肩作战，而不是满足于开读书会和搞网刊的地步。尤其令人可悲的是，有些所谓的“托派”，把列宁和托洛茨基同志的理论变成了传销广告，他们在中国无产阶级开始组织起来的时候持一种“与我何干”的宗派主义立场，面对对立阵营左翼被资产阶级打压也是一副“自保有什么错”的态度。对于这样的托派，我觉得我们不该因为源流一致，而对他们有团结幻想——与他们决裂越早，对阶级事业的损害越小。 后记 这次声援事件再一次反映了中国左翼碎片化的现状，虽然八名毛主义青年的事迹令人感动，不少援助的左翼也为了营救牺牲了大量的时间和金钱，甚至遭到国家的“关照”。然而，未见到有来自无产阶级方面的团结行动，而喜欢“回到列宁”的托派领袖及毛派领袖为了建设“先锋团体”（其实是私相授受的左翼皮包公司）演出的自保闹剧却抢了不少戏。路还很漫长…… [1] 小册子《历史与现实——菲律宾工人运动剪影》后记。 [2] 邢焕帆 ，《当斯大林主义者遭受资产阶级政府的迫害》，“惊雷Thunder”微信号2018年1月27日推送。 [3] 《就北大毕业生张云帆“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一案致广州番禺警方的公开信》 [4] 《为合理解决张云帆等“广州读书会八青年“司法纠纷而呼吁社会各界继续关注的倡议》 [5] 许志安，《从郑州文字狱，略谈左翼人权保护运动》，2005年1月12日。 （结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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