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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批判

2018-2-5 01:1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546| 评论: 0|原作者: 工农共产主义运动理论组|来自: 砥柱中流

摘要: 2017年7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关这次会议情况主媒有报导。对这次会议内容,我们既不反对,也不拥护;既不唱赞歌,也不唱挽歌;而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

 

 

“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批判

 

 

2017年7月14日——15日在北京召开了“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有关这次会议情况主媒有报导。对这次会议内容,我们既不反对,也不拥护;既不唱赞歌,也不唱挽歌;而是进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的批判。这是因为根本就没有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

马克思于1859年出版了《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册,原计划要接续发表第二册、第三册等二十几册《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马克思改变了分册出版计划,八年后于1867年出版了《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人们只记得或谈到“资本论”大名,而没有注意到或不知道这部伟大著作的主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是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批判的是资产阶级为维护资本主义旧世界,或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辩护的政治经济学。从历史演进来看,英法最早把这门资产阶级的学问称为“政治经济学”,而后来者德国称为“国民经济学”。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革了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命,也就革了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灵魂的命,革了旧世界所谓“经济”的命。于是,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之后,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从古典的演变为庸俗的了。关于这个庸俗化的历史过程,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版的跋中说:“政治经济学,在它还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不把资本主义秩序视为是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把它视为是社会生产的绝对的和最后的形式的时候,本来只有在阶级斗争仍然潜伏进行,或不过在个别孤立现象上表露的时候,能够还是科学。拿英国来说罢。英国的古典政治经济学,就是属于阶级斗争尚未发展的时期。它的最后的伟大代表李嘉图,终于有意识地把阶级利害关系的对立,工资与利润的对立、利润与地租的对立,当作他的研究的出发点,因为他天真地把这种对立当作社会的自然规律来理解。但是,资产阶级的经济科学由此也就达到了它的不能跨过的限界了。……法英两国的资产阶级,都已经夺得了政权。从此以往,无论从实际方面说,还是从理论方面说,阶级斗争愈益采取公开的和威胁的形式。资产阶级经济科学的丧钟鼓起来了。现在问题已经不是这个理论还是那个理论合于真理,而是它于资本有益还是有害,便利还是不便利,违背警章还是不违背警章。不为私利的研究没有了,作为代表的是辩护论者的歪心恶意。……1848年大陆的革命,也在英国发生了反应。不顾单为统治阶级辩护,单向统治阶级献媚,还要求一点科学意义的人们,企图调和一下资本的政治经济学和现在已经不容无视的无产阶级要求。因此,一种没有生气的折衷主义发生了。约翰·穆勒是其中最著名的代表。这正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破产的宣告。……在这种情况下,德国资产阶级的发言人分成了两个集团。一方面使伶俐的、唯利是图的、只顾实际的人。他们集合在庸俗经济学辩护论者最浅薄而也是最成功的代表巴斯夏旗帜下。另一方面是以经济学教授资望自负的人。他们追随在约翰·穆勒之后,企图调和那些不能调和的东西。……德国社会的特殊的历史发展,使‘资产阶级’经济学在德国不能有任何独创的成就,但它的批判不是这样。这种批判在它毕竟是代表一个阶级时,只能代表这样一个阶级。这个阶级的历史使命,是推翻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和最后消灭阶级。那就是无产阶级。”这个批判的经典著作就是《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这次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就是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指导下的庸俗会议。在当下时髦的“创新”口号下,所谓“金融创新”,全都是庸俗经济学的陈词滥调和自欺欺人的行政操作。

这次会议必不可少的是宣布又制定了“货币政策”,庸俗政治经济学宣称国家或政府制定“货币政策”,这是弥天大谎。其实世界各国政府制定的只是货币符号的政策,他们把货币和货币符号混为一谈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指出:货币就是金银,“自然并不出产货币,正如自然并不出产银行家或汇率一样。但是,资本主义的生产既然必须把财富在一种唯一之物的形式上当神结晶出来,金银就成了财富的相当化身。金银天然并非货币,但货币天然是金银。”美元就是货币符号,人民币也是货币符号,日元、欧元等都是货币符号。所以把制定“货币符号”的政策说成是制定“货币政策”,这不是庸俗经济学的弥天大谎是什么呢?既然是货币符号,那就可以用任何一种符号代替,所以符号繁多,不断变换符号也就应运而生了:汇率产生了,投机产生了,所谓的金融“创新”产生了。马克思在为《反杜林论·<批判史>论述》所写的那章中说:“实际上,纸蝴蝶,即单纯的货币符号,在公众中飞舞,并不是为了‘抛弃’贵金属的基础,而是为了把它从公众的钱袋诱入空虚的国库里去。”世界货币只能是黄金,这不是由哪国或国际机构制定的。1944年7月在美国新罕布尔市布雷顿森林举行会议,确立“美元——金”本位制,即1盎司黄金等于35美元的固定汇率,这样美元这一货币符号似乎成了世界货币。这一庸俗经济学的幻想以“怀特计划”和“凯恩斯计划”为代表。虽然建立了“布雷顿体系”,但维持到1971年被尼克松政府宣告破产了。那时1盎司黄金已上涨到1250美元。历史上曾通行过“黄金——白银”双本位制,但最终还是回归到金本位制了。世界货币只有黄金,而各国制定的国币只是法律宣布的法币,一离开本国的范围,任何法律的强制性就烟消云散了。所以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来说,所谓各国政府宣称“制定货币政策”只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自迷的喧哗,他们只是制定了由强力维持及法律强制推行的“法币”政策;即货币符号的不断修改、变动不居、朝令夕改的政策。可以滥印货币符号,却从未印出一盎司金银。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主义和政治经济学批判把由资产阶级创立的生产方式定名为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所以资本主义这一概念本义是一种生产方式,而不是其他。历史唯物主义这一新的“最最革命的世界观”发现生产方式是人类世界围绕其旋转的核心、基础,这样就把资产阶级建立的社会称为资本主义也就是顺理成章了。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正是研究这一生产方式中资本运行的总公式“G-W-G+ΔG”,创立了剩余价值学说。这样就把这一生产方式科学地定义为资本主义了。就此,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说:“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恩格斯对此详论如下:“唯物主义历史观从下述原理出发:生产以及随生产而来的产品交换是一切社会制度的基础;在每个历史地出现的社会中,产品分配以及和它相伴随的社会之划分为阶级或等级,是由生产什么,怎样生产以及怎样交换产品来决定的。所以,一切社会变迁和政治变革的终极原因,不应当在人们的头脑中,在人们对永恒真理和正义的增进的认识中去寻找,而应当在生产方式和交换方式的变更中去寻找;不应当在有关时代的哲学中去寻找,而应当在有关时代的经济学中去寻找。对现存的社会制度的不合理和不公平,对‘理性化为无稽,幸福化为苦难’的日益清醒的认识,只是一种征象,表示在生产方法和交换形式中已经悄悄地发生了变化,适合于早先的经济条件的社会制度已经不再和这些变化相适应了。同时这还说明,用来消除已经发现的弊病的手段,也必然以多少发展了的形式存在于已经发生变化的生产关系本身中。这些手段不应当从头脑中发明出来,而应当通过头脑从生产的现成物质事实中发现出来。……现在大家几乎都承认,现存的社会制度是由现存的统治阶级即资产阶级创立的。资产阶级所固有的生产方式(从马克思以来称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是同封建制度的地方特权、等级特权以及相互的人身束缚不相容的;资产阶级摧毁了封建制度,并且在它的废墟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社会制度,建立了自由竞争、自由迁徙、商品所有者平等的王国,以及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现在可以自由发展了。”

欧洲资本主义是在摧毁封建主义的基础上,美洲和大洋洲是在剿灭土著人实行殖民主义的基础上,建立了“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无独有偶,现代修正主义则是在摧毁社会主义的基础上,复制着“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还自欺欺人地声称什么“特色社会主义”。在复辟资本主义后,“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基础上就生产出来、应运而生、泛滥成灾了。“资产阶级的一切美妙的东西”对无产阶级则是一场灾难、浩劫、恶魔,于是无产阶级反抗资产阶级剥削和压迫的阶级斗争也就产生并发展起来了。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广大工农劳动大众切身感到是又回到旧社会、又重受二茬苦、重受二遍罪了。揭露和批判及控诉“邓三科梦”的丑恶和罪行的人民怒吼声响起来了,中国现代修正主义的丧钟敲响了。

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就是对这一生产方式进行的批判研究。恩格斯把这一批判总括为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三教”批判。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就是对这“三教”的顶礼膜拜。伴随着中国复辟资本主义,这“三教”也在中国泛滥开来。这一情况与意识形态中的宗教泛滥是相辅相成的。孔教——佛教——天主教等不亦是泛滥成灾了吗?这次全国金融会议亦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宗教会议”。为什么呢?因为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已揭示资本主义经济体系是“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有七篇二十五章。第一篇有三章,商品——交换过程——货币或商品流通。第二篇只一章: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第三篇:绝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五章;第四篇: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四章;第五篇:绝对剩余价值与相对剩余价值的生产,有三章;第六篇:工资,有四章;第七篇:资本的积累过程;有五章。这样就构成了资本主义的整个经济体系“商品——价值——货币——资本——剩余价值。”这个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通过社会主义革命把“资本——剩余价值”消灭了;消灭了“货币到资本的转化”,即消灭了货币转化为资本。但是还遗留着“商品——价值——货币”,这个旧世界的拜物教。这个拜物教也将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进程中逐步消灭之。社会主义时期还遗留着旧世界的经济,所以必须对社会主义时期的“商品——价值——货币”继续进行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决没有什么“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在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绝不允许“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中国出现的资本主义复辟,没有别的招数和套路,只是复辟了马克思《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二篇: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这个转化的中心内容是劳动力变成了商品。这个转变是把全民所有制的工人和公社社员在通过私有化——破产、改制、重组、农村分田到户、承包、合资、股份制、全员合同制等反革命政策的组合强权下,变成了雇佣工人。我们把这些在“特色社会主义”招牌下,推行的政策称为反革命政策,那是因为它反对的是社会主义革命。窃据中央领导权的就是这样一伙反革命修正主义集团。他们打着红旗反红旗,他们不懂或不读马克思的伟大著作《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聚集在他们周围的座上客就是诸如厉股份、吴市场、刘摇摆等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江湖混”而已,只是贩卖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破烂货,还美其名曰“西方主流经济学”。岂不知所谓“西方主流经济学”在〇八年金融危机后已经完全破产,引起青年学生的极大愤慨,把经济学的教科书扔到楼外,堆积焚烧,誓言要重新编写经济学教科书。欧美青年学生的焚书造反行动,似乎对中国现代修正主义集团及其御用文人无动于衷。这也难怪,因为这伙官僚和文佣只是一些不学无术的官场上的“江湖混”,实是名声狼藉的丑角。他们以权威自娱,自以为万事通,掌有至上真理。他们不知道改造自己的资产阶级世界观。“法学家是法律的奴隶”(恩格斯),金融学家是庸俗经济学的奴才。

伴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把社会主义生产方式中的工人、农民和劳动知识分子或科技工作者变成了雇佣劳动者;他们创造的物质财富成了商品,也同时把自己变成了商品,即劳动力市场上的活的商品。这也反映在上层建筑领域中所谓的“人力资源”并与“物力资本”相对应,这全是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观念或名称。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则称为可变资本和不变资本。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称的“利润”、“利息”和“地租”,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称为剩余价值。劳动者创造的剩余产品,即剩余劳动的结果,在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中表现为剩余价值。资本的总公式是:

G——W——G+G

马克思的《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用四大卷批判地研究这个总公式。这就把资本主义世界的全部当事人卷进了这部绞肉机,并成为他们人生的动机和目标。当事人迷失于“发财致富”的梦想,正把中国那句老话“鸟为食亡,人为财死”当作实践的真理了。

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的重要内容和标志是各种金融机构如雨后春笋一样繁盛起来了。最集中的表现就是“一行三会”:即中国人民银行。银监会、证监会和保监会。这个“一行三会”所从事和监管的行业的业务总体构成了中国官办或合法的金融体系。这些机构的业务执行着货币资本的功能,美其名曰金融业。在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看来,其功能就是把货币转化为资本,为资本的生产和流通服务,为少数人的发财致富服务。所以,这个金融业就是资本主义性质的,是反社会主义的。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庸俗经济学来说,要建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金融体系,并不断“完善”起来,“健康”发展起来;还要不断“创新”,推出新的金融产品,要服务于“实体经济”,要防范金融风险;要避免金融危机等。列宁把资本主义的银行及全部金融业说成是“匪帮、抢劫犯”,已成为人民公敌了。金融业中有一项美名曰“博彩业”的业务,这不是升级版的赌博吗?这是一种拿“运气”发财的行业。至于保险业,那是拿人们的“恐惧”发财,即发人难财。社会或人世间有多少“恐惧”,保险业就发明或设立多少险种。所谓金融创新,就是设立新的险种。金融业是资本主义社会最卑鄙、最无耻、最愚昧、最狠毒的行业,是聚集了欺诈和愚昧于一体的大怪魔,这次全国金融会议就是匪帮、抢劫犯、骗子手和愚昧汉的一次集会。这些先生永远不懂得什么是科学社会主义,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

伟大领袖毛主席说:“我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句话是大实话。因为马克思主义根本就没有政治经济学,只有政治经济学批判。而中国现代修正主义却大言不惭地说什么“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其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只不过是“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这“三教”的中国版而已,是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的劣等生、舶来货。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还恬不知耻地设立什么“诺贝尔奖”,把自己超自然说教与自然科学并列起来,真是天大的滑稽。

总而言之,“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一种特别的“宗教会议”。这种特别的宗教是由马克思命名的,叫拜物教,它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所以,具体地说,“全国金融工作会议”是一次“拜物教会议”。指导这种会议的所谓理论是资产阶级的庸俗经济学,所以,这次会议还是一次庸俗的会议。“庸俗经济学却只在外表的联系上打转转,并且为了资产阶级的日常需要,像反刍一样不断反复咀嚼经济科学许久以前提供的材料,但在其他各点上面,打定主意只把资产阶级生产当事人关于他们自己的最善世界所抱的平凡而且自以为是的见解系统化一下,自命博学,宣称它们是永恒的真理。”(马克思)参加这次会议的人员包括了中央和地方党政大员,当然必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及银监会、证监会、保监会四个正部级单位的大员。“政治是经济的集中表现”(列宁)!这次会议的总纲领是“深化”《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第一卷资本的生产过程的第二篇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所批判地揭出的:由货币到资本的转化。这个转化的起点或枢纽点是劳动力在各地隐蔽或公开的人力、人才市场上的“劳动力的买卖”。马克思在“Ⅲ.劳动力的买和卖”一节中有全面、深刻、科学的批判论述。现把其中总结性的一段摘录如下:

“现在我们知道,这种特别商品劳动力的所有者从货币所有者那里作为报酬得到的价值,是怎样决定的。货币所有者在交换中得到的使用价值,首先表现在劳动力的实际消费,它的消费过程中。这个过程所必需的一切物品,例如原料等等,货币所有者也已经在商品市场上买好,并且为它们支付了充足的价格。劳动力的消费过程,同时即是商品和使用价值的生产过程。劳动力的消费和任何其他商品的消费一样,是在市场或流通领域之外进行的。现在让我们离开每一件事情都是在众目昭彰情况下进行的喧哗地带,同货币所有者和劳动力所有者,到静悄悄的生产场所去罢。那里大门上挂着 ‘非公莫入’的牌子。在那里,不仅可以看到资本是怎样生产,而且可以看到资本怎样被生产,赚钱的秘密最后一定会暴露出来的。

“劳动力的买卖是在流通领域或商品交换领域的范围内进行。这个领域,实际是天赋人权的真正乐园。那里行使统治的,是自由、平等、所有权和边沁。自由!因为一种商品例如劳动力的买者和卖者,都只由他们的自由意志决定。他们是以自由人、权利平等的人的资格订结契约的。契约是最后结果,他们的意志就在那里取得共同的法律表现。平等!因为他们各人都只处分自己所有的东西。边沁!因为双方都只顾自己的利益。使他们联系起来并且发生关系的唯一力量,是他们的私人利益,他们的特殊利益,是他们的私利。并且,正好因为每一个人都只顾自己,每一个人都不顾别人,所以一切人都由事物的预定调和,或在万能的神的保佑之下,只做那种有用或者全体有利的事情。

“庸俗自由贸易贩子,是从简单流通或商品交换的领域,借取观念、概念和标准,来判断资本和工资雇佣劳动的社会的。但是,一离开这个领域,剧中人的形象就似乎已经有些改变了。原来的货币所有者,变成了资本家,他昂首走在前头;劳动力的所有者,却变成了它的劳动者,跟在他后头。一个是笑眯眯、雄赳赳、专心于事业;另一个却是畏缩不前,好像是把自己的皮运到市场去,没有什么期待,只期待刮似的。”

《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是批判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理论基础,具有极其重要的现实意义。毛主席号召全党、尤其高中级干部读《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及读节选本。提高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水平,也是毛泽东思想关于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防修反修理论的重要内容。在王力的《毛泽东与<资本论>》一文中写到:“对陈伯达和胡乔木这两位,毛泽东认为他们最大的短处都是没读《资本论》。别人他并不要求都读通《资本论》,而中国的大理论家,没有读通《资本论》是不行的。陈伯达读了《资本论》第一章,就读不下去了。毛泽东自己也吃了这个亏,因为《资本论》中文版出得晚。待到出版以后,毛泽东要处理大量的领导中国的事情,很难有时间系统地读。毛泽东讲过:‘我没有发展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这不是谦虚之词。对于苏联政治经济学 教科书第三版下卷,他读得很认真。但是他说,要读上卷,不要读下卷。经济学的基本理论在上卷,下卷成了政策汇编,经济学的基本理论不讲了,不是科学了。上卷的基本原理,是从《资本论》来的,但是这不是原文,只是小册子。他总是劝人读《资本论》,要老老实实地读下去。没有时间读《资本论》,我以为毛泽东自己觉得是很遗憾的。真到晚年他是经常将《资本论》第一卷放在身边。  在这个问题上他不满意刘少奇说用不着读《资本论》。刘少奇跟郭洪涛的一个谈话中说,《资本论》不用读,读一读什么小册子就行了。毛泽东说过这个不对,他不赞成。他还不知道林彪也说过用不着读《资本论》。一般干部不大可能把《资本论》都读通。现在要求党内担任繁重领导职务的同志都能够把《资本论》读通,也不现实。但是,思想理论工作者不读《资本论》,他不满意。对陈伯达、胡乔木,他都觉得有这么一种缺陷,没有坐下来系统读。我们中国党犯错误。从理论根源来说,也是在这个问题上,在资本主义的科学研究上,对马克思已经研究过了的结论没有消化。”

不仅中共没有消化,而且苏共也没有消化。因为苏共教科书提出什么“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结果是谬种流传。这是根本的错误。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论述的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而决不是什么“政治经济学”。全书的主标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难道马克思把书名标错了吗?岂有此理!全书是对“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的批判,是对资本主义灵魂的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着商品怪物,那自然加超自然的双重性的怪物,生产了那个超自然的抽象的价值灵魂。这正是商品交换当事人的商品精神。这个商品精神是漫长历史长河中盲目产生并习惯性地传统下来的。商品的两重性是由劳动的两重性生产出来的。这个人类历史上的迷悟是马克思第一次批判地指出来的。“包含在商品中的劳动的这种二重性,是首先由我批判地指出的。因为这在政治经济学的理解上是一个枢纽点,所以这里要更加详细地予以说明。”(马克思)商品的两重性和劳动的两重性并不是马克思的“发现”,而是马克思主义批评地指出来的,这就是马克思主义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在庙观堂寺中各种泥制、木制、石制、绘制的神像背后都有一个万能的神,这是信徒们一心一意的虔诚的信仰;在肉身之旁有一个形影不离的灵魂,万物有灵,这是迷信;在商场上千百种使用价值中或物质财富中都有一个价值之神,“资本主义的生产既然必须把财富在一个唯一之物的形式上当作神结晶出来,金银就成了这种财富的相当化身。”(马克思)所以,马克思将此“神”称为拜物教。对此马克思在《资本论·政治经济学批判》中《商品的拜物教性质及其秘密》一节中有深刻和精彩的论述如下:

“最初一看,商品好像是一个明明白白的普通东西。但是它的分析告诉我们,它是一件非常奇怪的东西,充满着形而上学的烦琐性和神学的微妙性。在它是使用价值的限度内,无论我们是从这个观点,说它会由它的属性来满足人的需要,或是说这各种属性原来是当作人类劳动的产物取得的,它都毫无神秘之处。很明显,人会由他的活动,按照于他有用的方式,来改变自然物质的形状。例如,人用木头做成一个桌子的时候,木头的形状就改变了。不过,桌子仍然是木头,仍然是一种普通的可以感觉的东西。但是这个桌子一旦当作商品出现,它就成了一个可以感觉而又超感觉的东西。它不是用脚直立在地上,而且在它对其他一切商品的关系上,用头倒立着,并从它的木脑袋里,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所以要找一个譬喻,我们只好逃到宗教世界的幻想中去。在那里,人脑的产物,好像是一些独立的东西,它们各自赋有生命,互相发生关系,并与人发生关系。在商品界,人手的产物也是这样。我把这个叫拜物教。只要劳动产品是当作商品来生产,这种拜物教性质就必然会粘附在劳动产品上,所以,和商品生产是不可分离的。”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招牌下,搞“商品——市场”经济,并以这个经济建设为中心,使整个社会旋转起来,全面复辟资本主义。由这个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生产的物质财富都表现为一个巨大的商品堆积,在这个960万平方公里的市场舞台上跳舞。这个舞已变得疯狂,甚至不是商品的东西,也当作商品混进这个舞台。例如,身体及其器官、身份、官位、文凭、文物、荣誉、良心、知识等等。这场桌子跳舞的大舞会,总指挥是中央修正主义,吹鼓手和乐队是资产阶级及其反动学术权威、御用文人、主流媒体。一次次,一轮轮所谓深化改革,只不过是桌子跳舞的不同幕次而已。这出在“商品——市场”经济舞台上的多幕剧,已上演了近四十年。不论其如何变幻中央和各级党政制定的红头文件剧本,总题目只有一个:在中国复辟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官方的名称叫:邓三科梦,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叫拜物教,包括商品拜物教、货币拜物教、资本拜物教。要看懂这部四十年桌子跳舞长剧,必须学习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批判;要结束这部长剧,就必须进行反修防修、继续革命。这个革命就包括革货币资本的命,革“一行三会”的命;首先打掉资本主义的脑袋,卡住银行的脖子。“全国金融工作会议”企图用所谓“金融创新”清除金融腐败,用资产阶级庸俗经济学方术避免金融风险和金融危机,不是发疯是什么呢?“格拉斯东曾经说,因恋爱而发疯的人,还比不上因钻研货币本质而发疯的人多。”(马克思)让中国现代修正主义这帮疯子在“商品——市场”舞台上,用头倒立着,摇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指挥棒,踏着“把改革进行到底” 的曲子,疯狂舞蹈吧!包子跳舞,“展开比桌子自动跳舞还更不可思议得多的幻想。”(马克思)“宗教是幻想的艺术。”(费尔巴哈)拜物教亦属此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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