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国企工人的维权经验：闹一闹没什么坏处老国企工人的维权经验：闹一闹没什么坏处 我叫老梁，河北人。1986年技校毕业后，老家市里一个国企集团招工，把我招进去了，在集团第二分厂的模具车间上班。这家集团的行政级别较高，跟市政府是平起平坐的。我们二厂专门生产汽车配件，一直到90年代后期，效益都还可以，工人待遇稳定，保持了一千多人的队伍。 1997-98年间，改制“春风”吹到了我们集团。一开始，市工业管理部门派人空降到我们厂当厂长，指定厂里生产某些亏本产品，搞得大家莫名其妙。在这之前，其它厂欠我们一千多万元，在这之后，我们欠别人一千多万元，搞的官司缠身。 工厂出现经营危机之后，集团就以“合股经营”的名义，让一家私企进驻我厂“搞活经济”。据小道消息说，当时集团从那个私企老板手里，得到了七千万元的经营费。不管怎样，我们职工没有分到一毛钱。 集团高层当时的想法，是利用我厂地皮开发房地产，因为我厂地点好，靠近市火车站。但是，为了下岗安置问题，厂里职工闹起来了。闹的结果，是我厂的地皮一直没有彻底开发。 集团企图开发我厂地皮的最初几年，还出了一个插曲。当时有另一家私企也想参与开发，出价比那家支付了七千万经营费的私企还要高。可惜，集团领导贪心不足，背着员工向对方索要额外的“职工安置费”，说二厂还有四五百人，每个工人需要每年两万块打发。结果把对方吓跑了。从那笔无影无踪的经营费来看，集团恐怕是打着职工的名义想多给自己捞点。 就我们职工来说，并不反对改制、买断，只想有一个比较满意的补偿方案。拖了几年后，集团把我厂厂房改为门市向外出租，由那家私企负责日常管理，一年可以赚四五百万元，收入由集团和那家私企按比例分成。为了增加收入，那家私企也在我厂厂区盖了一栋楼，向外出租。就这样，集团和那家私企靠我们二厂的地皮楼房吃租子，一直吃到现在。 话分两头，2000年，厂里虽然还有一定的生产规模，但是人心惶惶。按照当时员工与集团协商后的结果，那家获得经营权的私企负责给我们发工资，每月三百多元，集团负责给我们缴社保。2002年，工资被削减到两百元，我就跟大伙一样，外出谋生了，工厂停产。当时集团承诺，我们这些外出员工的工作关系还留在厂里，两百元工资照发，社保照缴。应该说，集团还是守信用的，而我们这些员工的足迹，这些年来也踏遍了大江南北…… 2017年再次维权：要求补发工资 到了2017年，我们厂还在领取两百元工资、缴纳社保的员工还有150人，基本都在外面打工，大都是四五十岁的男工。因为女工五十岁退休，她们比我们早领退休金。 2017年8月，我们这帮员工开了个会，选了十个代表，再次展开维权行动。我们的要求，是这些年物价翻了好多倍，应该给我们提高并补发工资。2017年我市最低工资是1650元，我们希望能加到最低工资的80%，并按照这个水平补发以前的工资。 我们这十个代表都是普通员工，其中一个女的，开服装店，能说会道；还有一个男的，大学毕业，现在开模具厂。他俩算是代表里的核心人物吧！据说他们的手机都被监控着，不敢在电话里随意谈维权的事。参与维权的员工每人交两百元，用于代表的开支，公交、误工费之类的。 目前为止，我方代表跟集团谈了四次。最初，集团表态说一分钱不给补，只承诺今后按最低工资的80%给我们发工资，扣掉社保，拿到手的钱大约一千元。后来，集团让步了，说可以给我们每月补发两百元，我们不同意，还在谈判中。 谈判期间，我们这些员工特地回到老家，在厂区门口昼夜值班。虽然我们的行动不能真正阻止厂区内外人员车辆进出，但一大帮人呆在那里，政府也不得不留意。目前我市正在参与“创建文明城市”的活动，或许因此多少有点压力吧，为了城市形象，可能会满足我们的要求。 我们的生活经验：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这二十年来，我市的国企改制纠纷很多。一般的经验是小闹小解决，不闹不解决。 比如说市里的火柴厂，前些年有三四百面临退休的工人闹过退休待遇问题，结果这批人的退休金都给提到三千左右，比我市大部分国企退休工人拿的钱都要多。就拿我们二厂的退休金来说，工龄二十八年的员工，退休金不到两千元；工龄四十多年的员工，退休金才超过三千元。 另外一个例子，是我们集团的九厂。九厂员工本来是买断下岗，集团不再管他们的社保问题。后来九厂两百多工人又闹起来，迫使集团同意给他们继续缴纳社保，还每月发150元生活费。 看起来，政府对工人的态度是很有弹性的。有句话：你软他就硬，你弱他就强。所谓条文、规定、“中央精神”，都不是什么变通不了的东西。员工闹起来，上级领导有压力了，就可能改变对员工不利的原有决定。当然，我们也比较注意分寸，毕竟闹的目标是拿到钱或者退休有保障就可以了。 2017年12月1日 首发公众号“微工荟”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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