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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谈话

2018-2-9 23: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3992| 评论: 1|原作者: 激流网编辑部|来自: 激流网

摘要: 1965年3月16日,毛泽东专列从北京出发。下午到到达武昌,下榻武汉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 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了“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1日如期召开的消息和公报。 3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长篇檄文《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这篇评论给国际论坛巨大的震动。 ...

五月二十四日的谈话

5月24日下午四点多钟,毛泽东像往常一样,从井冈山宾馆大门出来,一看几员“大将”都等候在门口,笑着问:“集合到哪里去?”汪东兴说:“中午吃饭我们议了议井冈山的历史,有些问题想向您请教呢?我们主要是对当年井冈山红军由哪几支部队组成不怎么清楚。”

毛泽东的目光顺序询问,见一个个点头,释然地说:“井冈山是由四支队伍组成,第一支是我率领的秋收起义的部队;第二支是井冈山原有的袁文才和王佐领导的两部分地方武装,袁文才的队伍当时在山腰茅坪,王佐的队伍当时在山顶,也就是我们今天所在地茨坪;第三支队伍就是朱德、陈毅带来的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第四支就是彭德怀和滕代运率领的平江起义的部队。井冈山红军主要是这四支部队组成的,这很容易弄清楚,难一点儿的是,这四支队伍是怎样一步步组成红四军、红五军的。”

毛泽东说:“秋收起义那一天,铜鼓的天气可没有这样好。天气灰蒙蒙的,后来还下了雨。打浏阳,到文家市,一直是阴雨天。卢德铭在芦溪牺牲的那天,下着大雨。那些日子很少有晴天,痢疾、疟疾在队伍中盛行,减员比较厉害。那是我第一次带兵,到三湾时部队只有 700人,比在文家市少了几百人,比起义时四个团的人数少了八九倍。三湾改编是重要的一步,首先整编了干部队伍,我们把革命信念不坚定的军官都挂了起来。如师长余洒度、三团团长苏先俊,提拔了一批革命意志坚定的工农党员,把党代表制落实到连队,宛希先原来是个班长,三湾改编一下子就担任了营党代表。实践证明,他是一个很优秀的同志。

“支部建在连上和发展新党员都是到水口的事情。水口是个好地方,我们在那里发展了秋收起义后的第一批党员。那时,我住在一个姓江的农民家里。”

当天在水口叶家祠发展了连队的第一批党员:赖毅、郭辉、陈士榘、李恒、欧阳健等。毛泽东亲自领读了誓词。

毛泽东接着说:“在驻水口时,宛希先带人一打茶陵,其他部队在大汾荆竹山遇肖家壁挨户团被打散了,三营营长张子清带一批人冲散到桂东,那天中午集合只有几十人,我请曾连长喊口令集合,自己排第一,罗荣桓紧跟排第二。下午,找回被打散的两三百人,提出三大纪律。第二天,王佐接到袁文才的信,派人接我们上山,10月24日到大井,看见宛希先从茶陵带回的队伍,还有报纸。过了几天(10月27日)到了茨坪。我们是在最困难的时候在井冈山安的家。”        

沿着砂石路,毛泽东一边走,一边继续说:

“袁文才和王佐的地方武装是井冈山的第二支队伍,一个在山顶,一个在山腰,当时有六七十支枪。他们同意我们上山,接受我们的改编,提出保留他们的建制。

“袁文才、王佐队伍的改编工作是和恢复地方县委工作、打仗、创建革命根据地一起进行的。11月中旬,再次由宛希先带队,二打茶陵。

“二打茶陵去的人比较多,一、二、三、四连和特务连都去了,团部也去了。 进城后建立了茶陵县人民委员会。派共产党员谭梓生当县上,是团部下的命令。他骑着马,由部队送去。其他人员还是用旧的,仍然坐堂审案,依靠商会派款派捐,除了县长换了人,其他和过去没有什么不同。群众非常不满意。宛希先写信告诉了我,我回信要求他们改变做法,召开工农兵代表大会,有八九十人参加,会议实行投票选举,选出了三个常委(谭震林、陈士榘是士兵代表,李炳荣是农民代表),成立了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谭震林被选为主席。谭震林印刷工人出身。茶陵县工农兵政府是井冈山地区第一个工农兵政府,也是我国历史上第一个县级工农兵政府。虽然成立的时间不长,意义很大。

“1927年12月,罗定的部队来进攻茶陵,团长陈浩硬顶着打了一天晚上撤出,不愿回井冈山再过艰苦的生活,他带部队到了湖口准备去投降方鼎英部队,陈浩是黄埔一期学生,方鼎英当时是黄埔教务长。但有觉悟的士兵和基层干部都反对,我赶到湖口连夜召开了紧急会议,当机立断,决定把部队带回井冈山。第二天清早,在湖口圩的一块收割后的旱田里集合部队开会。宣布了团长陈浩、副团长韩昌剑、参谋长徐庶、第一营营长黄子吉要带领部队去投方鼎英,将他们逮捕。由张子清代理团长。部队由湖口经源口、沔渡回到了宁冈龙市。陈浩、韩昌创、徐庶、黄子吉是在龙市开大会被宣布罪行枪毙的。他们几个人都是读过书的人,但在关键时刻,为自己着想,出卖革命,想把部队带到邪路上去。”

“部队从湖口回到宁冈后,接着去打遂川。1928年元月4日出发,在大坑镇打垮民团三四百人,顺利占领遂川县城。团部设在城内天主堂内。我住了进去,这是我生平第一次住天主堂,谭政被调到前委做秘书。

“1928年1月24日,遂川县工农兵政府成立,挑大粪出身的王次淳担任县政府主席。县工农兵政府也设在天主堂。

“快过旧历年了,欧阳晖在遂川编了一个歌子四处宣传:

“过新年,过新年,你拿斧子,我拿镰,打倒肖家璧,活捉罗普权……

“刚过旧历年没有多久,敌人调兵向遂川压来。我们很快集中兵力回宁冈,半路了解到朱培德的一个营孤军深入到新城,决定打新城。袁文才的部队和赤卫队都来配合,结成布袋。第二天,乘敌人毫无提防、放下枪支做徒手操的时候开枪,敌人大乱,乘胜攻南门,敌人被我们包围后,从西门突围,部队正好埋伏在那里。

“这一仗打得干净利落,敌人一个正规营和一个靖卫团外加一个县公署,都被收拾了,俘虏敌人几百人,活促了伪县长张开阳。这是秋收起义以来工农革命军第一次大胜利。2月21日,在龙江边召开第一次全县性群众大会,宣布宁冈县工农兵政府名单。暴动队长文根宗当了县政府主席。文根宗长工山身,宁冈古城人。你们看,片冈山的第二支部队和第一支相互配合,干得多么好啊!”

毛泽东一边散步一边继续说:“井冈山的第三支队伍是八一南昌起义的部队。八一南昌起义打响了革命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反革命武装的第一枪。

“朱德和陈毅在井冈山和延安时讲过多次,八一南昌起义部队原以叶挺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二十五师七十三团、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六个团、朱德的教导团为基干。叶挺的二十四师三个团、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是起义军的主力。起义军全部占领了南昌后,队伍扩大了,以教导团为基础,成立了第三师,周士第的七十三团扩充为第二十五师,成立了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原有一万多人。

“但在转移的路上犯了两个致命的错误。一是选了一条偏僻的、完全没有群众基础的路到潮汕。当时主要是想占领汕头海口,以取得苏联接济,第二次北伐。这个决定是幼稚的,造成了第一个错误。走了一个多月,才到汕头。这一个多月给了反革命以充裕的时间,钱大钧补充好了,黄绍竑得到了喘息的机会,桂系和张发奎也联合起来了,在潮汕一带集结强兵。部队到了大埔又做了第二个错误的决定,决定分兵,把周士第和朱德的部队留在三河坝。三河坝分兵是个悲惨的决定。把叶挺的部队拆散,也就等于把力量拆散了。

“三河坝一分兵,反革命就以钱大钧牵制朱周部,集中全力对付叶挺、贺龙。叶贺长途跋涉,队伍疲劳,一路仰攻上去,后来陷入反革命的重重包围,全军覆灭了。

“此战后,贺部余部二千多人。因为是旧军队,没有经过很好的改造,在海陆丰全部投降了反革命,只剩下贺龙同志一个人,单独逃回湘鄂西,其后创建了湘鄂西根据地。叶挺残部在海陆丰和东江一带坚持斗争,牺牲很大。

“南昌起义部队到大庾只剩下九百多人,在最困难的时候,朱德同志被拥戴为部队领袖。12月间,移驻韶关西北的犁铺头。派出毛泽覃来井冈山联系,我们派何长工会见到了朱德。约定湘南暴动后上井冈山。当时南昌起义部队有八百多同志,都是非常坚定勇敢的革命青年,其后大多在战争中牺牲了。现在(1965年)健在的有朱德、陈毅、林彪、粟裕几个人,其他都牺牲了。”毛泽东沉痛地说道。

毛泽东继续说:“当得知朱德他们要上井冈山来的消息后,我曾带一个团到湖南桂东地区去接他们。当时联络困难,没有接到,只接到萧克带领的一支小部队。我们回到井冈山后又听到有消息说朱德、陈毅已提前到达炎陵县与攸县(茶陵)交界的地方。我又再次下山去接他们,与朱德、陈毅的部队在湖南炎陵县会面。

“井冈山第四支队伍,就是彭德怀、滕代远领导的平江起义部队。1925年7月22日,彭德怀、滕代远领导国民革命军独立五师第一团在平江举行起义,宣告成立红五军,有二千多人。同时还成立了平江县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主席是个女同志,是当年苏区工农兵苏维埃政府中唯一的女主席。文武双全,后来牺牲了。

“1928年12月上旬,彭德怀经历了很多曲折,带了四五百人部队上了井冈山,来到茅坪。没有几天,去宁冈县新城参加会师大会。路上,彭德怀看见了我,叫我给五军讲话。我讲了一个最简单的道理,工农兵就像兄弟三个,工人是大哥,农民是二哥,士兵是三哥。我国工农兵占总人口的85%以上,地主资本家是少数,掌权的军阀也是少数,我问红五军的战士:多数人打少数人,谁能打得赢啊!当然是多数人打得赢,三个人打一一个人,谁能打得赢?那当然是三个人打得赢!所以工农兵联合起来,打遍天下。那时,红五军战士听了这些话,都高兴地笑了。彭德怀笑得很开心。后来开会还出现了一个笑话。台子垮了。”

“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大会是1928年12月11日在宁冈新城召开的。这天是广州起义一周年纪念日。新城内外到处贴着‘欢迎红五军!’‘欢迎彭军长!’‘庆祝两军胜利会师!’等标语。红四军、红五军的全体官兵及周围群众,排着整齐的队伍,进入会场。会场的台子是临时用麻绳把木头捆起来搭成的,比较简陋。大会台上的横标是:红四军、红五军会师庆祝大会。台子两边还有一副对联:

“上联是:在新城,演新剧,欢迎新同志,打倒新军阀。

“下联是:趁红光,到红军,高举红旗帜,创造红世界。

“会上表演了双簧和舞蹈,女同志正在演节目,‘哗’的一声,台子倒了,战士们立即冲上去,搬的搬,始的抬,一下子又把台子搭了起来,继续演。

“部队有些老兵讲迷信,譬如部队出发,旗子没有撑好,倒下来了,非把撑旗的打顿屁股不可,取个吉祥。见台子垮了,有的人议论开了,说不吉利,今天会师垮台了。这话大概让朱德同志听到了,台子重新搭好后,朱德同志跑上台去,笑着对大伙说:你们不要迷信,这个台子是用绳子捆的,没有捆好,垮了。我们无产阶级台子是永远也垮不了的。那一天,到处都是红领带,真鼓舞人心。”

讲到这里,毛泽东笑着说那场景那些事就像在昨天,转眼间三十八年过去了,天翻地覆,换了人间。停了一会儿,毛泽东感情深重地说,井冈山四支部队的绝大多数同志都牺牲了,现在活着的只有几十人,我们不能忘记这些牺牲的同志,忘记他们献身的理想和追求。

《前奏》138——147页

据张平化当年的秘书梅永禄回忆:1965牟4月,毛主席点名要张平化陪同他重上井冈山。5月上山后,张平化同志一直很兴奋,但有一件事当时很不理解。“文化大革命”初期,我担任《湖南日报》总编的时候,张平化对我讲,毛主席重上井冈山,正值农村和少数城市基层开展社会主义教育运动的后期,为了及时了解中央和主席对这个问题有什么新的精神,主席住在茨坪时,有一次他提议在老人家方便的时候汇报一下湖南省社教运动的情况,主席笑了笑,说:“这个问题不用汇报了,情况我都知道,现在看来光搞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 主席的这段话,对张平化的印象很深。晚年他写回忆录特别记上此事。当时也引起了张平化一连串思索,社教运动不能完全解决问题,那么搞什么才能解决问题呢?主席所指的“问题”究竟是什么?主席这段话自然有深刻含义,怎样理解?当时张平化是比较困惑的。

张平化书记陪同毛主席等上井冈山,本来准备在茨坪多待几天。但身不由己,5月25日上午,张平化必须启程赶回长沙主持一个重要会议,需要提前下山。毛泽东要步送湖南同志下山。张平化赶紧下车,请主席回房休息,老人家办公一夜还没有睡觉,我们谁能担当得起主席的步送。

只听主席说:“你们这么多人那么远送我上井冈山,我走几处送送你们,有什么不行?快上车吧。”

张平化知道再说也没有用.他含着激动的泪花.说了声“清主席保重!” 却又迟迟舍不得上车。毛主席大声地问:你是没有忘记专列上我的许诺吧。我为什么把包产到户看得那么严重,中国是个农业大国,农村所有制的基础如果一变,我国以集体经济为服务对象的工业基础就会动摇,工业产品卖给谁嘛!工业公有制有一天也会变。两极分化快得很,帝国主义从存在的第一天起,就对中国这个大市场弱肉强食,今天他们在各个领域更是有优势,内外一夹攻,到时候我们共产党怎么保护老百姓的利益,保护工人、农民的利益?!怎么保护和发展自己民族的工商业,加强国防?!中国是个大国、穷国,帝国主义会让中国真正富强吗,那别人靠什么耀武扬威?!仰人鼻息,我们这个国家就不安稳了。

张平化激动地望着毛主席。大声地说:“主席,我懂了。”

《前奏》148——15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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鲜花

握手

雷人

路过

鸡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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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燧鸣 2018-2-9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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