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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主席1965年重上井冈山时的谈话

2018-2-9 23:1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6446| 评论: 1|原作者: 激流网编辑部|来自: 激流网

摘要: 1965年3月16日,毛泽东专列从北京出发。下午到到达武昌,下榻武汉东湖边上的梅岭一号。 3月20日《人民日报》第一次刊登了“莫斯科三月会议”3月1日如期召开的消息和公报。 3月23日,《人民日报》头版发表了《人民日报》编辑部、《红旗》杂志编辑部长篇檄文《评莫斯科三月会议》。这篇评论给国际论坛巨大的震动。 ...

几个人异口同声地说:艰苦奋斗。

毛泽东笑了,慈爱又无奈地笑了。王卓超说,毛泽东那笑容就像老师听到学生回答,感到文不切题。他叫我们再想想,说艰苦奋斗只是一个方面,只是一点,还差两点,叫从制度方面想。汪东兴一拍前额,说:“支部建在连上。”

毛主席点点头,继续说:在井冈山时,我们摸索了一套好制度、好作风,现在比较提倡的是艰苦奋斗,得到重视的是支部建在连上。忽视的是士兵委员会。支部建在连上,随着我们掌握政权,现在全国各行各业都建有党的组织,成为领导机构。党的力量加强了。但自觉接受群众监督,实行政治民主,保证我们党不脱离群众,比井冈山时士兵委员会就要差多了。全国性的政治民主更没有形成为一种制度,一种有效的方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是有很大作用的。

毛泽东将井冈山士兵委员会的作用提到一个很重要的地位,老人家重新讲到《井冈山斗争》一文中他写过的话:“中国不但人民需要民主主义,军队也需要民主主义,军队的民主主义制度,将是破坏封建雇佣军队的一个重要武器。”说全国都需要推行政治民主。

刘俊秀当时用请教的语气说:现在工厂不是有工会,农村有贫下中农协会,这和士兵委员会是不是差不多的组织?

毛主席说:两者不一样,士兵委员会可以监督连长、营长、团长的,它有很大的权利。现在工厂的工会真的可以监督厂长、书记吗?谁又来监督我们的市委书记、省委书记?谁来监督中央的领导,中央出修正主义怎么办?

我们的制度,我们的政治思想教育都有些不完善的地方,特别是在上层建筑领域。

毛主席说:我们这支军队为什么成为新型的军队,就是在改造旧中国的同时,也改造我们自己。人的思想在一定条件下是可以改造的。井冈山上袁文才、王佐,不是被改造了过来,为井冈山根据地做了贡献。红军中的不少干部原来是旧军官,一个月拿不少大洋,后来不是心甘情愿和士兵一样嘛?关键还是要有一条正确的政治路线,才能官兵一致。

为什么古田会议已经解决的问题,现在又迷糊了。军队里也有派嘛!军队里有要闹事的,历史上也经常有闹事的。不知你们信不信?你们不信,我信。我们军队几十年经常有人闹乱子,闹就闹吧。闹一下不要紧,闹一下就不闹了吧。闹乱子最大的是张国焘。四方面军会合时,一方面军有三万人,四方面军有八万人,张国焘说他的人多,队伍要听他的。其实人多人少不是关键问题,要紧的是问题的本质,是你的路线正确不正确。大大小小的事没有断过,井冈山闹过,闽西闹过,赣东北闹过,中央苏区也闹过。他要闹,你有什么办法。

闹来闹去,问题的本质是党指挥枪,还是枪指挥党。

当然,参与闹事的大多数人都不明真相,都是可以改变过来的。

解放后,我们的末代皇帝溥仪不是改变过来了,他还到井冈山来过嘛!

毛泽东说到这里笑了,在座的都跟着笑了。紧张的气氛随着笑声一驱而散。

毛泽东笑着说,今天的井冈山比三十八年前是大不一样了。上山有汽车,有楼房,吃饭是四菜一汤,穿的是整齐干净的衣服,和过去是大不一样了。以后,井冈山和我们整个国家一样,前程是好的、光明的。现在日子好过了,井冈山艰苦奋斗精神不要丢了,井冈山的革命精神不要丢了。这个精神不是简单的几个灯芯。(1927年上山不久,毛泽东同志向大家宣布了一个关于用油的规定,各连及机关办公时,可以用三根灯芯,不办公时,连部只留一个灯芯,供带班、查哨用,大家都严格遵守。)

毛泽东继续说,早几年他就说过,绝不要实行对少数人的高薪制度。应该合理地逐步缩小而不应当扩大党、国家、企业、人民公社的工作人员同人民群众之间的个人收入的差距。防止一切工作人员利用职权享受任何特权。苏联修正主义正是有了一个特权阶层,把列宁的党变成了修正主义的党,国家也变了颜色。我们不能像他们。即将取消军衔制就是一个努力。在怎样防止特权阶层方面要有一整套好制度,要继承井冈山的好制度、好作风。井冈山精神不仅仅是艰苦奋斗,士兵委员会和支部建在连上一样深远。它们是井冈山革命精神的三个支点。

毛泽东讲井冈山精神的三个支点“艰苦奋斗、支部建在连上和士兵委员会”,令人耳目一新,细细寻思又豁然开朗。

毛泽东的话题再次转到干部特权和干部子女教育问题。说现在干部的特权对我们的孩子也有影响。他们从小读的是“干部子女小学”、“干部子女中学”。他们比一般工农子弟容易入团入党。别人没有的东西,他们能有;别人不能去的地方,他们能去,他们可以看内部电影;他们没有生活经验和社会经验,可是架子很大,有很大的优越感。要教育他们不要靠父母,不要靠先烈,要完全靠自己。我们的干部子弟有些现象令人担心,井冈山革命精神不能丢了,不能从我们第三代和第四代身上丢了。

《前奏》170——179页

1965年5月,毛泽东在井冈山宾馆写了两首词,一首是《水调歌头•重上井冈山》,一首是《念奴娇•井冈山》。

5月28日下午,毛泽东吩咐汪东兴安排见一见井冈山的老红军、老党员、烈士遗漏以及老区的工人、农民。还特地嘱咐接见袁文才的妻子谢梅香和王佐的妻子兰喜莲。

5月29日上午九点半,毛泽东在井冈山人民的欢呼声中,恋恋不舍地下山了。小车队沿翠冈行驶,走到拿山.江西共大井冈山分校就在马路边。

毛泽东在车上久久地望着它,说:“不要钱读大学,这也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

小车队下午四点左右到达吉安地委招待所(今吉安宾馆)。毛泽东一下车,左右环视,意味深长地笑了笑。刘俊秀笑着说:“主席,当年十万工农下吉安,打下吉安城,江西省苏维埃政府就是在吉安成立的,红了好一大片。”王卓超连忙点头,当年他就在赤卫队打奇安的行列中。

毛泽东站在门口,没有说话,眼睛笑眯眯地看着远方,想着什么。其他人一个个静悄悄地站在他周围。过了一会儿,毛泽东才接住刘俊秀的话,感慨地说:“十万工农下吉安,确实振奋人心。下山途中,你们知道我在想什么?”

主席说:“我想到 1929年 1月,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在江西大余和敌人遭遇,打了第一仗,队伍就被打散了。朱德同志的妻子伍若兰被敌人抓住,宁死不屈,头被砍下来,挂在赣州城门上。直至大柏地打了一个伏击战,才转危为安。如果当年一见失败,马放南山,就不可能有九打吉安的兴奋,更不会夺取全国的胜利。你们这次陪我重上井冈山,要看到革命的道路还很长,不是几个小时说下山,就到吉安的。不要光想红一片兴奋的事、成功的事,以后可能还会有失败。革命嘛,总不会是一帆风顺的。不过,前途是光明的,道路是曲折的。这句话应该是颠扑不破的真理。”

毛泽东说完这段话,吩咐同志们休息,大步走进吉安招待所。

《前奏》201——203页

5月30日中午,毛泽东吃完饭后和占安地委同志一起照了相。

照完相后前往樟树,傍晚,江西省公安厅副厅长黄庆荣、警卫处处长鲁毅跟随毛泽东登上专列。

5月31日清晨6时,毛泽东专列正点发车,经向塘、鹰潭、上饶,一路呼啸向杭州进发。

5月31日下午六点多钟,毛泽东专列于到达杭州。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及省委其他领导同志迎接,毛泽东下榻汪庄。

1965年6月1日,中国人民解放军就要取消军衔制。遵照国务院关于中国人民解放军新的帽徽、领章和部分军服样式的决定:

一、陆、海、空军、公安部队一律佩带新的全红五角星帽徽和全红领章。现行的帽徽、军衔肩章、军衔领章和军种、兵种、勤务符号,均予以废止。

二、官兵一律戴解放帽。现行的大檐帽、女无沿软帽、水兵大顶帽,均予以废止。

三、海军军服的样式改与陆、空军相同,其颜色为深灰色。

四、官兵每人发腰带一条。原军官武装带予以废止。

五、原校以上军官的大礼服和女裙服予以废止。

从着装上,井冈山官兵一致的作风回来了。在思想上,井冈山的革命精神能不能够在全军全党重新焕发出“过去战争时期那股劲,那股革命热情,那股拼命精神”?团结一心严阵以待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对我党我国的挑战?党内军内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今天地位不同了,能真心拥护取消军衔制,自觉放弃各种政治特权吗?……像井冈山时期那样,领导干部只是在“军事指挥上有话语权”,没有其他特权,亦官亦民,官兵一致,自觉接受“士兵委员会”类似组织的群众监督,毛泽东被崇高的理想所激励,又为党内军内某些现象忧虑着。

1965年6月11日,毛泽东在杭州召集了有上海、安徽、福建、山东等省市的书记及南京军区司令员、政委参加的会议。

6月13日,毛泽东到谢家花园看望了刚至杭州休养的胡志明。毛泽东向胡志明谈了谈他重上井冈山的某些思考。虽然胡志明比毛泽东仅年长3岁,但毛泽东对他一直很尊重,中国共产党在国际上有什么重大决定,毛泽东都习惯地听一听胡志明的看法。这一次毛泽东一如既往了解了越南的最新战况,也通报了中国取消军衔制,在国际舞台上可能遇到的问题。中国是世界唯一取消军衔制的国家,是敢于依据中国军队自己的历史和现状,向传统挑战的国家。显然在这个问题上,胡志明给了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充分的理解和尊重。毛泽东离开后,胡志明对身边工作人员说:“毛主席很伟大,做中国人真幸福。”工作人员当时把这句话认真记在笔记本上。

6月15日中午,周恩来到达杭州,向毛泽东汇报他和陈毅准备前往阿尔及利亚出席第二次亚非会议之事。亚非会议是当时大多数被压迫民族和国家反对世界霸权的重要国际性会议,毛泽东一直极为关注。这天他对周恩来说,对这次亚非会议,我们要做好两种准备,一个是如期召开,当然很好,一个是会议被霸权国家破坏,开不成。果然,毛泽东一语成谶。

《前奏》211——213页

1965年毛泽东的井冈山之行由此有力地画了一个意味隽永的内圆和外径。

毛泽东生前曾向一同重上井冈山的护士长吴旭君和自己的亲属都说过这样的话:“我多次提出主要问题,他们接受不了,阻力很大。我的话他们可以不听,这不是为我个人,是为将来这个国家、这个党,将来改变不改变颜色、走不走社会主义道路的问题。我很担心,这个班交给谁我能放心。我现在还活着呢,他们就这样!要是按照他们的做法,我以及许多先烈们毕生付出的精力就付诸东流了。”“我没有私心,我想到中国的老百姓受苦受难,他们是想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建立新中国死了多少人?有谁认真想过?我是想过这个问题的。”

1965年的毛泽东,十分担忧我们的政权模式缺少一种像井冈山时期士兵委员会那样的“政治民主”机制,来监督从上到下的各级干部。毛泽东认为,这个问题不解决,党内可能不断滋生特权阶层和“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牺牲了千千万万革命先烈乃至几代人的生死追求,将变相付之东流。1965年,毛泽东反复地将这一点提到全党面前,提到中央高层议事日程。

重新回顾1965年元月14日下发的“二十三条”中的第二条“运动的性质”,毛泽东的思路清晰可见,他的目的并非停留于“整党内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而是从中透视到支持这些当权派“上面的”、“下面的”及整个共产党的干部体制和它的政治基础、社会基础。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问题,“中央可能出修正主义”的体制弊端在哪里?!由此,毛泽东感到深深的忧虑而重上井冈山。毛泽东忧虑的深远和急迫并非仅仅针对中央某个别领导人。

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观看大比武表演后,下午在十三陵水库管理处大讲选拔“无产阶级接班人五条”是针对干部选拔体制;1965年元月毛泽东亲自定稿“二十三条”的核心,是针对干部存在的问题与体制;1965年5月毛泽东重上井冈山的整个思考(包括取消军衔制),将过去与当时对比,谆谆教导一条条一缕缕放大开来,仍然是针对我们干部体制存在的“特权”、“等级”等问题。“井冈山艰苦奋斗的革命精神不能忘”需要体制保障,需要恢复或重塑井冈山时期“政治民主”的范式,需要一条马克思主义的干部路线(或许这正是毛泽东当时深刻思考的前瞻性、跳跃性和容易被人曲解的地方)。

1965年夏,重上井冈山归来的毛泽东正在思考可否将反对党外党内修正主义和反对修正主义一切基础作为国内工作下一步目标。

1962年夏季的北戴河,正在召开中共中央工作会议。会议主题是如何尽快恢复农业生产问题。会议前半段,由于毛泽东正在中南和华东地区调查研究,刘少奇主持会议。

会议开始后,与会同志纷纷介绍了本地区一些增产的典型。安徽省介绍了“包产到户”的经验;广东、广西介绍了“三自一包”的经验;湖南省介绍了“产量责任制”和“包产到户”的经验。刘少奇在会上也讲了他1961年到长沙县天华大队考察“包产到户”的情况,觉得这种办法能增产。在讨论中,大多数人认为这些办法是调动农民积极性、加快恢复农业生产行之有效的措施。

刘少奇看到大家意见基本一致,便在中心小组会上,责成中南局代表中央起草一个在全国试行“产量责任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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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燧鸣 2018-2-9 23: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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