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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乡愁 —— 读韩东屏教授的文章有感

2018-2-12 06:3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9903|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来自: 激流网

摘要: 改开搞四十年来,最大范围的残酷剥削或者压迫,真不是从底层民众那里榨取金钱和剩余价值,而最大的剥夺是经由再造剥削条件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断开底层民众的意义生产网络,使得大多数人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而这个方面下层之所失反而减少了上层之所得,是上下双失。


人性自私,曾经作为邓小平改革开放意识形态的起点,政策推论是:如果不让管理权全面地接管人们的物质利益分配或者就业机会予夺,将不能够逼迫劳动者多干活,企业效益就不会好,生产力发展和综合国力提升速度就不快。

台湾游泳过来的林毅夫,用西方经济学理论包装了这个官府思路,第一阶段是论证说因为农业劳动监督困难,所以干部选择一个减低的监督水平同时社员选择一个较低的投入水平,所以集体农业不行,只有分田到户才能够增产。第二个阶段是说,团队生产中间较不易区分单个劳动者的贡献,因此对劳动成果进行标准化或者规范化的按劳付酬不容易测度,为此需要给管理者以“剩余索取权”来激励他们付出更高水平的努力,以提升监督的效度。第三个阶段则是说,需要对管理者实施产权激励,结果是朱镕基任上的管理层买断,抓大放小或者靓女先嫁。主流经济学的几个发展阶段,对应了重大政策调整过程,第一阶段是分田到户说这个肯定要增产,第二个阶段是城市工厂的承包制,说这个肯定会增加效益,第三个阶段是国企私有化和对工人买断工龄,说这个是建设现代企业制度的关键。所有阶段都贯穿了一个核心思路就是:权力创造效益。

结果表明,国企自1984年全面铺开,从强化管理权和利润激励的改革入手,此后效益与时俱退,到了1996-1997年,出现两年的盈利企业总盈利小于亏损企业总亏损的局面。这至少说明,基于人性自私的推论和政策,未能得到实践检验。基于人性自私而包装出来的主流经济学理论“权力创造效益”,也一样未能通过实践的检验。


人不能完全甩开物质需要而生存,但是,人们可以在很低的物质水平支撑下,也能够过得有价值和意义。人们都讨厌繁重的体力劳动,但是,人们在体力劳动投入方面实际上有一个很大的适应范围,可以付出极高的自愿努力水平,这两者在毛时代都曾经得到过普遍的检验。

香港陈佩华通过对逃港大陆青年所做的口述史研究(专著《毛主席的孩子们》),得出结论是毛时代的城市中学生,大多数人都能够较不勉强地快速适应农村的繁重体力劳动。美国学者华尔德也是通过逃港工人访谈发现(专著《共产党社会的新传统主义》),多数人对于毛时代的工厂体制持支持和正面评价态度,他们反感的是邓小平支持当权派镇压造反派且无节制提拔马屁精(保守派),认为这个是最大的不公正,华尔德据此提出制度性依附等概念。(老田按:华尔德当时不了解文革及其对造反派的镇压背景,以及由此造成的机会不公正分配,因此,他实际上理会错了访谈对象的口述内容,结果出现这样的对立:访谈对象多拥护毛时代工厂管理体制,而华尔德则完全做了负面的理论表述。)这是目前在西方影响较大的两项基于逃港人士的口述史研究,均完成于1980年代。

在任何时候,意义生产网络的存在,始终是公共性的,而且在一定程度上是排斥不平等的,如果在这样的密切往来中间存在着显著的不平等,上等人会逐步地把下等人排斥到网络边缘或者网络之外,从根本上瓦解掉这个网络。依据贺雪峰教授等人最新的社会学实地调查表明:即便是在农村这样依然是熟人社会的社区,由于阶级分化的加深,乡村富人往往极大地提升人情往来的水平和开支数目,从而在乡村中间区分开“有面子群体”和失败者;换言之,在乡村社会中间,礼俗社会中间的人情往来,在阶级社会里会被上流社会改造成为一个社会分化的识别机制,用以区分成功者和失败者,在这个分化机制中间,失败者会逐步边缘化,最后被网络排斥在外。宗教在农村地域的兴起,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失败者在教友平等的面具之下,再生产其意义网络和心理需要,由此,是宗教和宗教面具下的交往,成为穷困人口意义网络生产的稻草。

有鉴于此,范文澜曾经从历史材料中间发掘出一个规律性的现象:社会越是黑暗,宗教越是昌盛。正是因为人世间难于承载意义生产网络,对于各类天国的需求才趋于上升,反过来,在天国的名义下发起反对人世间黑暗统治的阶级战争,也是史不绝书的。

不仅农村如此,在城市中间,相当一大批老人退休之后,失去曾经的公共生活空间,意义网络生产处于断开状态,意义生产网络的断开状态,被相当多的骗子公司看中,招募很多推销员稍加培训之后,去高价兜售虚假保健品牟取暴利。这些骗子公司的推销员,其主要的经营手法,就是租用一个场地去组织和恢复老人们的公共交往和某种意义网络生产,据此骗取老人们的信任,然后高价兜售假保健品牟利,高价兜售啥子频谱仪之类的保健品,业已被揭穿N次了,但这样的案子打击完一批又冒出一批,简直是野火烧不尽,时至今日官府已经不再热心干预了。这样的经营手法,假产品高价销售的实现,是借助满足人们内心深处需要的意义网络经营来实现的,在非经济的意义网络经营中间获得信任,然后通过经济网络的购销行为实施诈骗,假产品被接受的背后是真的意义网络生产的恢复。打击此类骗局的理想方案,是政府或者社区(最理想的是毛时代的单位),重新恢复意义网络的生产职能,今天的次有方案,由政府雇佣那些假保健品推销员,只要稍加培训,就可以更好滴专门服务于老人们的心灵安抚事业。

改开搞四十年来,最大范围的残酷剥削或者压迫,真不是从底层民众那里榨取金钱和剩余价值,这个方面属于零和博弈 —— 下层之所失等于上层之所得。而最大的剥夺是经由再造剥削条件的制度建设,从根本上断开底层民众的意义生产网络,使得大多数人再也找不到心灵的家园,而这个方面下层之所失反而减少了上层之所得,是上下双失,由此,乡愁才成为一个显著问题。在摧毁了底层民众的心灵家园之后,达官贵人们的心灵家园也同样变得一片荒芜,如古人所言“富贵不还乡如衣锦夜行” —— 上层达官贵人的成功,找不到他们在乎的家乡父老的赞扬和肯定了,其心理价值也极大地贬值了,成功价值无法通过意义生产网络去兑现。

今天,上层满眼都是待榨取对象,几乎找不到他们在乎的家乡人,所以,他们从下层那里看到的眼光要么是垂涎要么是嫉恨,这样的眼光也支撑不起上流社会的意义再生产,所以,老田始终认为马云赵薇等与其交好的王林大师,其成功是到处都可以复制的 —— 因为王林大师准确滴看到了中国新富新贵们的心灵荒芜,并较为成功地开展了这一份经营事业——把新富新贵们的意义生产网络与神秘和未知,较为可信与成功地沟通起来。

所以,四十年来,对底层的意义剥夺才是最大的剥夺,在上下层的相互作用之下,后果是中国的上流社会也变得戾气十足。从所谓的人性自私出发,中国这四十年的变化是,底层不仅没有得到更多的自私机会,而且还失去了曾经的虚拟公网,人生变得更加难于忍受了;而对于上层而言,确实得到了很多自私机会 —— 权力和财富积聚的无节制上升,但这也没有能够解决其成功的人生价值兑付问题,一切反而变得可疑起来了 —— 王林大师就此开始引导他们寻找天国。

二〇一八年二月十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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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老田。责任编辑:罗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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