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8年国际金融危机爆发以来的美国政治，可谓是“乱花渐欲迷人眼”——“占领华尔街”、“茶党”等社会运动相继爆发，自称“社会主义者”的桑德斯掀起一阵左翼旋风，语无遮拦的大资本家特朗普入主白宫，美国退出包括TPP在内的多个“群聊”，国会两党围绕医保、减税撕逼不断，这些看似杂毫无前兆的“乱象”并不神秘，只要我们运用马克思主义稍作分析，个中原因便明朗起来。
马克思说：“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的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要说明近年来美国国内政治的各种“乱象”，就必须弄清社会状况，从而厘清各阶级、各社会集团之间的矛盾关系与相互作用。
一、金融危机背景下资本主义两极分化加剧
资本主义制度是一种以生产资料私有制和雇佣劳动为基础的、以资本增殖为目的的社会制度。资本积累过程必然导致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针对美国社会现状，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斯蒂格利兹(Joseph Stieglitz)评论道：“美国属于百分之一，由百分之一所掌握，为了百分之一”。美国经济研究所(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的数据揭露了美国社会两极分化的现实。
从表1中我们发现，从1962年到2009年，美国前20%富裕家庭所占有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重越来越大，余下80%家庭的财富占有比例从19.70下降到12.80%。美国的普通劳动者家庭正在经历相对贫困化——普通劳动者家庭所占有的财富在社会总财富中的比重越来越小。针对相对贫困化，马克思曾形象地论述道：“房子不管是大是小，只要邻居的房子都很小，这房子就满足了作为住宅的基本社会需要。但是，一旦边上立起一座宫殿，这房子就马上缩小到一个小茅舍的程度了。”
此外，劳动者还经历着绝对贫困化的痛苦过程。所谓绝对贫困化，就是指劳动者的财产和经济收入发生了实际的减少。请看表2：
从表2中我们发现，金融危机爆发给贫困家庭带来灾难性影响，20%最贫困家庭陷入到债务困境之中。此外，前20%的富裕家庭与余下80%的家庭之间的财产差距从2007年的22.9倍上升到了2009年的27.1倍。
数据表明，08年危机爆发之后美国社会两极分化愈演愈烈，社会心理也随之变化。哈佛大学最近一项民调显示，18岁至29岁的美国人中，只有19%自称“资本主义者”，而51%受访者不赞同资本主义。相当一部分美国普通民众对日益扩大的贫富差距感到不满，抛弃了原先温和的中间路线，选择了激进的政治立场，提出了促进社会公平、缩小贫富差距的诉求，于是乎，主张社会平等的政治人物桑德斯与反对金融资本的“占领华尔街”运动应运而生。
两极分化使公众在经济福利议题上的矛盾凸显。金融危机的爆发和贫富差距的悬殊，驱使人们去关心自身的经济利益和国家的经济政策，然而，不同阶级对于经济政策的看法却有尖锐的矛盾，普通劳动者希望加强金融监管、缩小收入差距;资产阶级则讨厌“劫富济贫”和节制资本的“大政府”——这种分歧和矛盾投射到国会中，便是两党围绕着财税政策和医保改革的斗争。
二、全球化进程中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博弈
极右翼民粹势力崛起还需要从全球化的角度来考察。不同阶级、不同社会集团在全球化进程中的现实处境、利益关切和政治诉求不尽相同，各阶级、各社会集团在这一进程中展开博弈，在博弈中利益受损的阶级和社会集团会更容易产生激进的诉求，这就与全球化的受益者产生尖锐矛盾。
美国垄断资产阶级控制着大批跨国公司，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用全球的生产要素，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商品市场、原料产地、投资场所和高额利润，是全球化进程的受益者和推动者。
在全球化进程中，中小资本家处于不利地位。他们所经营的企业，不仅面临本国垄断资本的挤压，还面临着外国企业的竞争。而且，中小资本家又由于自身实力所限，业务范围往往局限于本土市场，无法与跨国公司争夺海外市场。因此，中小资本家对全球化持有抵制态度，希望国家采取保护主义政策。
传统制造业工人更是全球化的受害者。一方面，美国的传统制造业受到外国廉价商品的冲击，工人的就业状况和薪酬待遇每况愈下;另一方面，全球化促使追逐利润的资本家将企业转移到劳动力成本较低的地区，譬如墨西哥和东南亚，这就进一步减少了美国工人的就业机会。因此，美国传统制造业的工人也反对全球化。
值得说明的是，垄断资产阶级和中小资本家在政府干预经济这一问题上也有分歧。跨国公司、大企业由于其内部的高度分工和雄厚的经济实力，更容易应对、适应乃至利用政府监管，而中小企业则会因为政府监管而面临困难，具体而言，跨国公司、大企业往往设有专门的法务部门和政府关系部门，分工明确，业务水平高，运作能力强;而中小企业则往往无法雇佣专业团队，应对监管能力弱。另外，跨国公司、大企业对政府的游说能力更强，政府出台的经济政策多倾向于它们，这就进一步导致了中小资本家对政府干预经济行为的不满。
在了解了这三个社会集团的现实处境和利益诉求之后，我们便不难理解“茶党”运动的爆发和“特朗普现象”的产生。
“茶党”运动反对政府干预经济，要求恢复自由市场，反映中小资本家的诉求。特朗普的崛起，也与中小资本家与传统制造业工人对全球化的抵触有密切关系。特朗普反对外来移民、进行再工业化的主张，迎合了面临失业威胁或者已经失业的制造业工人的诉求，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特朗普在2016年总统大选时拿下了“锈带州”。特朗普力主推行“美国优先”的保护主义政策，主张减少政府对经济的监管，这更加符合中小资本家的利益。可以说，特朗普的崛起，反映了在全球化进程中利益受损的社会集团的不满和诉求。
三、国家阶级性诱发“反建制”心理
现代资本主义国家的性质依旧是资产阶级专政，虽然它采取了代议制民主的伪装。在普选制实行以前，由于选举的财产资格限制等原因，我们可以轻易地得出国家不是中立的“公器”这个结论。时至今日，虽然每个成年公民都有了看似平等的政治权利，但资产阶级可以利用其雄厚的经济实力、广泛的社会联系和强大的政治动员能力，通过提供政治献金、控制大众传媒、组建院外压力集团等方式来操纵代议制国家。资本越雄厚，政治话语权越大，因而垄断资产阶级在美国的政治生活中的发言权和决定权是最大的。以美国的税收政策为例，上世纪70年代，美国政府对投资收入的征税一度达到40%。到2013年，投资收入税一度减少到15%，近期特朗普政府又出台减税政策，为美国资产阶送了“圣诞礼物”。
这种国家的阶级属性，决定了无论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上台，资产阶级特别是垄断资产阶级的利益总是政府的优先考虑，这些政治精英都会持有一种看似“温和”、“中庸”的立场，实际上是一个与垄断资产阶级联系紧密的利益集团，这就是所谓的“建制派”。工人阶级乃至中小资本家的诉求很难得到“建制派”的回应，以救市措施为例，08年危机爆发后，工薪阶层的生活恶化，中小资本家也受到冲击，而国家财政却集中力量资助大银行等垄断资本集团，“劫贫济富”的政策进一步激化了社会矛盾。美国中下层民众对“建制派”、“旧精英”彻底失望，其求变心理为民粹势力崛起提供了温床。
通过分析我们发现，政治极化也好，“黑天鹅”也罢，民粹主义也好，反全球化也罢，本质上是资本主义危机的大背景下美国各阶级分歧表面化、矛盾尖锐化的结果。
【本文原载于微信公众号“外院青年马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