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毫无疑问是革命史上的大事件，它的和平解决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第一次土地革命战争结束，由此国内战争走向抗日民族战争。
然而对于西安事变的不同看法，82年来从未间断。
近年来的主要言论有“共党渔利说”、“张杨后悔说”、“共党输家说”、“苏联控制说”等等，当然这些言论都不是站在人民立场想问题的，是标准的英雄史观。
先看蒋介石日记：“此次事变，为我国民革命过程中一大顿挫。八年剿匪之功，预计将于两星期至一个月可竟全力者，几全毁于一旦。而西北国防交通、经济建设，竭国家社会数年之心力，经营敷设，粗有规模，经此叛乱，损失难计。欲使地方秩序，经济信用恢复旧观，又决非咄嗟可办。质言之：建国程度，至少要后退三年。可痛之至！”
他说后退三年还算保守的，另一个著名民国人物胡适认为“至少要倒退二十年”。
蒋介石如果不是被胡适一类人物包围导致视听失聪，也是一个沉浸于幻想的人。事变前中国都发生些什么事，他真的不知道吗？
1931年九一八事变，张学良撤出了东北，退入山海关内。同年1月山海关失守， 3月，承德失守。张学良引咎辞职，在国内屡遭痛骂。
1935年9月20日，蒋介石在西安设立西北剿匪总司令部，自任总司令，任命张学良为副司令，调东北军入陕甘剿共。
1935年10月1日，东北军在几次战役中，三个团被歼，109师大败溃逃。
1936年年11月19日，红军在山城堡地区全歼胡宗南部第78师一个多旅，击溃第 1师第1旅，第1军其他各部仓皇西撤。
他跟共产党不是没交过手，这才过去一个月，他已经忘记了。此前在中央苏区的多次围剿失败他也忘记了，在南昌行营的发誓赌咒他全忘了，如果不是共产党内的路线错误，第五次围剿他也未必能占便宜。
所谓“共党渔利说”就是建立在这种虚妄假设上的，意思是假如没有西安事变，共产党就被消灭了。红军经过长征已经陷入绝境，即使短期可能生存，长期来说，红军必遭歼灭。向南：8万多红四方面军损失了约4万；向西：2万多人的西路军全军覆没；向东：红军东征失败，还牺牲了红二十八军军长刘志丹。向北也根本无法建立根据地，唯一的可能就是进入苏联控制外蒙古求生。这样虽然可能保证红军的暂时生存。但是，只要红军一进入苏联控制区域，从政治上来说就等于自我引爆了。
这种论调虽然不提两个星期消灭红军，基本上还是“人多枪多”就能打胜仗的逻辑，既不看以前的事实也不顾以后的结果。
共产党如果靠的是“人多枪多”它就不叫穷人的党了。
事实上此时的共产党并不想打，再打下去中华民族就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全中国人民不答应，共产党自身也不能站在道义立场获得现代性。
所以共产党一年前就呼吁“停止内战，一致对外”。
1935年12月9日中共在北平发动了大规模的大学生示威游行，给实行“攘外必先安内”，“不抵抗政策”的国民政府以巨大压力。
1935年12月17日，中国共产党瓦窑堡会议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
1936年1月，毛泽东、周恩来、彭德怀等联名发出《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
1936年2月，中共宣布开始东征抗日，由刘志丹率领的红军进军河北、热河对日军作战。
与此同时在国民党统治区，要求全民抗战的呼声越来越高。由于日本侵略东北和华北，破坏了远东的列强均势，引起英美苏的不满。国内的反日浪潮，也深入到国民党军队里去了。
1936年6月1日，陈济棠、李宗仁在广州发出通电，6月2日，致电南京中国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准许粤桂部队北上抗日。
1936年4月起，张学良开始了和中国共产党的秘密接触。4月9日，张学良驾机飞抵延安会见周恩来。
1936年9月，中国共产党与东北军正式签订了《抗日救国协定》，双方正式结束敌对状态，中国工农红军、张学良的东北军、杨虎城的西北军形成了拥护“民族统一战线”的“铁三角”。
11月27日，张学良上书蒋介石，请缨抗战，遭到严词拒绝。
12月1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致书蒋介石，促其当即立断，化敌为友，共同抗日。
12月4日，蒋介石再赴西安，胁迫张学良、杨虎城“剿共”。
12月7日，张学良去华清池，向蒋介石“哭谏”;8日，杨虎城去劝蒋，均无结果。
12月10日，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决定12日发布第6次“围剿”红军命令。
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蒋介石召见邵力子，让他通知大公报社可以发表对张、杨的弹劾，并撤销职务，引起社会各界不满，张杨由此才发动西安事变。
所以，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在政治、军事、外交、文化上全面破产的结果，而不是破产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