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安事变救了红军吗？

其次是蒋介石对西北善后的策略是“政治分化，军事施压”，奉行软硬两手。

对西安三方，他认为最需要解决的，既不是东北军，也不是红军，反而是杨虎城及其所部。因为在他看来，西安事变最主要祸首就是杨虎城。杨之所以必欲与南京对抗，是因为南京必欲控制杨及其十七路军看家之本的西安及潼(关)宝(鸡)铁路沿线地区。只要解决了杨的问题，中央军进入西安，西北善后也就基本上成功了。

与此同时张学良的态度也发生变化，张学良1月7日已决心放弃西北三位一体的军事关系，主动向蒋提出甲乙两案，以求彻底解决西北军事善后问题。他希望能就此将东北军调离陕甘，以免在西北乱局中被南京和中共分化瓦解。同时，这也可以减少蒋对他与中共关系的怀疑。

13日，蒋介石正式将自己修改过的张学良甲乙两案交杨虎城代表米春霖带回，限期最晚16日必须做出选择。18日蒋介石下令称：“一旦东北军按约定从潼关撤退，中央军即准备于23日、24日开始轰炸杨虎城部，然后即开始进攻西安。”

西北善后明显地进入到了一个极端严重的状况：西北三位一体面临瓦解，以及中央军对西安城的大举进攻，都一触即发，而中共方面对这些还不知情。

这时，又一个偶然性情况发生：在西安的少数东北军少壮派于1月2日深夜联名通电前线部队，“决定以武力贯彻副座回陕之要求”。2日晨，他们一群人持通电文本打算挨个逼迫在西安的东北军主要将领签字认同，结果一开始即遭到反对。愤激之下，这些军官竟然枪杀了六十七军军长王以哲等数人。结果东北军前方部队不仅没有响应西安少壮派军官的通电，王以哲所部以及其他一些军师长，反而纷纷率部撤兵。受抗日同志会影响的政训处和张公馆机要人员跑光，特务团、抗先队被迫躲去邠州。而老派将领纷纷投降出卖，东北军已面临极大危机。

随着2月9日顾祝同及行营人员开始在西安办公，3月初，东北军全部东调豫皖。之后，连十七路军总指挥部也被撤销了，杨虎城被迫出国。张学良虽经蒋介石于2月13日提议恢复公权，但仍交军委管束，再无恢复自由的可能。

正是在上述背景下，国共双方正式启动两党谈判，所以十分艰难。

在中共方面，按照蒋介石的要求，周恩来向国民党提交了《关于御侮救亡、复兴中国的民族统一纲领草案》，以及中共会谈的书面提纲。提纲列出18个问题，主要有：商议民族统一纲领;释放政治犯；停止“剿共”;派人到南方苏区联络改编红军游击队；发表边区政府委员会名单，委员为林伯渠、张国焘等；改编红军，红军设某路军总司令部，总司令朱德，副总司令彭德怀至少四个师，一师师长林彪，二师师长贺龙，三师师长徐向前，四师师长刘伯承；修改国民大会选举法；召开国防会议；释放沈钧儒等“七君子”等等。

在国民党方面，蒋介石针对中共的方案提出：先由中共发表宣言，国民政府即公布红军编制为三个师，四万五千人，三个师以上设政训处，不能设总部；朱德、毛泽东须离开红军；边区政府可由中共推荐国民政府方面的人任正职，中共推荐副职等。蒋介石还提出成立国民革命同盟会，由国共双方推出同等数目的干部组成，蒋为主席，有最后决定权；共同纲领及国共两党一切对外宣传和行动，等。

国共两党的几次谈判，内容丰富，交锋激烈，互有进退。尽管双方并不是通常意义上的完全平等，但谈判还是取得了重要成果，体现了国共坚持合作抗战的民族大义和正确方向。

中共对蒋介石的诸多限制予以争论反驳，同时作出不少让步，如接受蒋介石提出的合组革命同盟会的条件及蒋介石的最后决定权，承认国民党事实上的领导地位，表示按照南京政府的要求进行改制改编。同样，蒋介石也一度不满，在他的日记中还出现“为收编共军事愤怒甚盛，但能忍也，故犹未发耳”的记载。

这时，历史的必然性再次出现，“七七事变”发生后，抗战形势发生重大变化。合作抗日的民族大义再次战胜了两党政治的现实考量，并成为双方互相让步取得成果的根本原因。

本来蒋介石在红军指挥权上坚持己见，拒不让步，并明确提出要朱德、毛泽东出洋。这个要求，遭到了周恩来的严词拒绝。

蒋介石虽未接受周的意见，在6月17日还想要“毛泽东出洋”，但最终放弃了原案，改为要朱德、毛泽东“须出来做事”。关于是否设立红军指挥机关，实质上决定着红军的指挥权，因此成为谈判的核心问题。

到了6月26日，顾祝同转达蒋介石的意见，指出对中共意见实难同意，要求体念其处境之苦，不必斤斤计较于此“区区小枝节”。事实上，红军的指挥权是大问题，而不是“区区小枝节”，蒋介石如此坚持，也正说明该问题的极端重要。

在蒋坚不退让之下，中共于7月17日提出从大局出发，红军改编后平时可设政训处指挥，以朱德、彭德怀为正副主任，但战时不能不设指挥部。

直到8月，由于日军进攻形势严峻，蒋介石才最终接受中共主张，红军的指挥机关、军队序列和统帅人选等都得到了圆满落实。9月，终于实现了第二次国共合作。

1956年，毛泽东在与访华的日本前陆军中将远藤三郎谈话时说：“你们也是我们的先生，我们要感谢你们。正是你们打了这一仗，教育了中国人民，把一盘散沙的中国人民打得团结起来了。所以，我们应该感谢你们。”

同年，在接见日本日中输出入组合理事长南乡三郎时，也说了类似的话。他以诙谐、幽默的方式阐述了历史辩证法，证明了决定历史方向的那些必然因素不是别的，恰恰是被这些大人物所不屑的人民群众。

1991年5月29日上午，曾经担任张学良秘书的吕正操到美国会见张学良。半个多世纪没有见面了，两人心情都很激动，双手紧握，四目相对，久久不能平静。

在谈话中，张学良说：“我可迷信了，信上帝。”

吕正操随口接上：“我也迷信，信人民。”

张学良笑着说：“你叫地老鼠。”这指的是当年吕正操在冀中和军民一起运用“地道战”等形式，开展游击战争的故事。

吕正操说：“地老鼠也是人民创造的嘛，我能干什么，还不都是人民的功劳，蒋介石、宋美龄都信上帝，800万军队被我们打垮了，最后跑到台湾。”

张学良随即插话：“得民心者昌！”

吕正操紧接着说：“那还不都是靠的人民群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