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二八”与台盟的人民民主斗争

台湾往何处去

在一场官逼民反的“二二八”蜂起被镇压后，台湾民众的祖国认同面临了第一次的分岐；他们对“白色祖国”原先怀抱的、不切实际的期望幻灭了。

5月中旬，行政长官公署撤废，台湾省政府成立。新到任的魏道明政府宣布：解除戒严令，停止清乡，停止检查新闻、图书、邮政，以及解除各项交通管制等与“二二八”有关的管制措施。

然而绝大多数的台湾青年仍然陷于思想无出路的苦闷当中，苦苦地思索着台湾往何处去的问题。

与此同时，吴克泰、周青、蔡子民、陈炳基等参与“二二八”文武两条战线斗争而遭到台湾当局通缉的台湾青年，陆续流亡到上海台湾同乡会。在上海，他们看到了《解放日报》在3月20日发表的题为《台湾自治运动》的社论指出:

如果略为温习抗战胜利后台湾发展的历史,就可以知道,台湾的自治运动,是完全合理的、合法的、和平的,它的所以变成武装斗争,完全是由于蒋介石逼出来的,蒋介石对于台湾的统治,其野蛮程度,超过了日本帝国主义。台湾人民在蒋介石法西斯统治下的生活,比当日本帝帝国主义的亡国奴还要痛苦……

日据时期台湾二林蔗农事件领导人，本名李应章的会长李伟光(1897-1954)医师于是聚集这些台湾青年与同乡会干部及公费生，就“二二八”事件作了一次总检讨，然后每周召开一次时事讨论会，并且决定办一份油印的《前进》，在台湾发行。[5]

7月1日，由前进社印行，吴克泰主编的《前进》第一期“二二八特辑”出刊，封面是套色的农民起义的木刻版画。除了“发刊词”断言 “过去的‘二二八’的失败正意味着未来的‘二二八’的成功”之外，还刊登了《二二八事变的教训》《二二八事变的内幕——检讨我们的战线》《二二八诗集——林献堂的真面目》《谈屠杀政策》与《台湾往何处去》等与“二二八”事件直接相关的文论。

其中，《二二八事变的教训》指出至少要把握“二二八”事变带给台湾人民的七点教训。

第一，要认识到反动政权的本质。简单的说，这个世界有两种政府。一种是代表极少数的大资本家、大地主、封建官僚和买办阶级的法西斯独裁政府，它的形式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纳粹、法西斯、杜鲁门主义或一党治国的国民党政府，都是一样的。从这个观点来看就会清楚明白：光复初期，台湾同胞以为获得了解放而欢天喜地的心情，不过是没有认识到反动政权本质的盲目幻想罢了；而这次事变中许多台湾人见了外省人就打的现象，也是因为没有认识到国民党政权的本质才会这样；同样地，认为台湾搞到这样的田地是陈仪一个人的问题，换了一个文官情况就会好转，也是没有认识到反动政权的本质。

第二，不要被欺骗，不要怕威胁。因为对反动政权的本质认识不清，当然就会被欺骗。这点已经很明白地表现在“二二八”期间台湾士绅阶级的身上了。另一方面，既然认识到反动政权的本质了，就应该坚持信念，不要怕威胁。

第三，要让工农群众赶快起来。争取地方充分自治的政治改革，是各地共同表现出来的政治要求，因此这次事变的本质可以说是资产阶级的民主主义革命。也因此没有工人、农民提出自身的根本要求，当然就无法号召广大的工农群众加入斗争的行列。而台湾真正自主的工农组织本来就很微弱，这次事变会失败，缺少工人和农民有组织地参加也是最大的原因。

第四，打倒奴隶主义。这不仅仅是针对那些亲日的老皇民，现在还包括那些要做美国奴的人，以及要求国际托管台湾的人；这种宁愿做人家殖民地的奴隶性更需要彻底斗争。

第五，认识领导者。从日据时代的文化协会以来，台湾的社会运动一直就存在着左、右两条路线的斗争。经历过这次“二二八”的斗争，那些士绅阶级出身的所谓“社会领导者”已经完全暴露他们妥协、摇摆的真面目了。相对地，人们也通过这次斗争认识到左派前辈们英勇献身的精神和光荣的历史。总之，谁真正替民众奋斗牺牲，谁只是为自己的利益奔走，决定了谁才是未来运动的领导者。

第六，对胜利需有信心。通过这次事变认识到人民的力量！事变初期，大多数的地方政权都已经完全把握在人民手中；武器也握在人民的手上，假使这次事变有组织的力量，有正确的领导，人民的力量就可以得到完全的胜利。所以，在检讨过去的错误，总结过去的教训后，只要能顺应历史的进展，跟着正确的路线前进，一定能得到最后的胜利。具体的做法，首先就是要把青年学生、工人、农民等人民的力量组织起来。

第七，须要认识世界的潮流，配合国内的民主路线。总原则是必须认识到日益高涨的世界民主潮流，并且要将岛内的运动跟国内争民主、反饥饿的斗争结合起来。事实上，这次“官逼民反”的事变和国内争民主、反饥饿的斗争根本是同一性质的斗争。从台湾的历史经验来看，必须认识到:在整个中国没有实现政治民主，民生问题没有得到解决以前，台湾是不能够孤立地提早实现革命的理想的。

《二二八事变的内幕——检讨我们的战线》既揭露了事变期间国民党政学系、CC派和军统的各派政治势力利用民变搞内部权斗的内幕，也指出台胞所表现的亲美派、亲日派、政研派和高度自治派的种种政治倾向，最后强调“二二八”的血的教训让人们切实地觉悟到：“要解放自己，只有自己的力量才是可靠，才能由统治阶级争取到政权。”

针对起义被镇压后台湾民众各种思想情绪，吴克泰执笔了《台湾往何处去》。他分析说，台湾往何处去？或者说台湾应由谁来管才能管好？这就是台湾的出路问题，同时也是台湾政治的基本问题。如果这个问题没搞清楚，那么一切的议论都将失去理论根据。光复以来，虽然每个人对这个问题都有自己的看法，但这种看法只是无意识地存在于个人的脑袋里头，一般人都没有自觉地意识到这个问题的重要性。但是一场突然的“二二八”事变却使得客观形势急速转变。这就迫使我们非得决定自己的立场不可。他指出，为了找到台湾往何处去的答案，首先要把笼统地存在于不同的台湾人脑袋里头的各种意识整理出一个头绪，再加以分析，最后才能找到一条正确的出路来。而他把这些意识归纳为:亲日论、亲美论、国际托管论、独立论和自治论等五类。他进而分析说，亲日论、亲美论、国际托管论和独立论，都是不能从本质去分析批评事物，却根据一些现象或错误的材料而轻率地下的结论，根本是不该走，也根本走不通的绝路。他最后强调指出，现在无论从哪一方面看来，只剩下自治这条路才是台湾应走的康庄大道，也只有走这一条路才有成功的可能性。因为台湾是中国的一省，台湾的问题也就是中国的问题；台湾在中国主权下的高度自治是“二二八”期间民众要求的主调，像“二二八”这样反对腐败官僚的民众烽起事件，几乎在大陆每个国民党接收的地方都发生过；“二二八”事变的性质其实跟整个中国觉醒民众反封建官僚的斗争是一样的。除非整个中国摆脱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理想的政治就一日不能实现，台湾也就没有可能高度自治。总之，台湾人民的自治运动只有加入全中国的民主统一战线，台湾才能实现真正民主的高度自治。

《前进》第一期印了几百份送回台湾。据反映，它受到岛内青年的热烈欢迎，广为传阅，从而适时地帮助他们解决关于“台湾往何处去”的思想出路问题。[6]

于是，进步的台湾青年又通过阅读《时代》《文萃》《观察》《展望》等公开发行的杂志，以及一次又一次的学习、讨论与争辩之后，逐渐对祖国大陆的社会、政治状况，正在进行着的国共内战的情势，以及国统区各大城市热烈进行的反内战运动，都有了一定程度的理解。他们也通过对内战中国政局的进一步认识，与新的历史、社会理论的探索，建立了明确的社会阶级立场，进而投入了全中国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洪流当中。他们大都具有悲怆的本土情操，更有科学理智的世界观。无分大陆与台湾的被凌辱的中国现代史，也使他们深刻认识到：所有的解放努力只有一个战场，那是跨越海峡的。台湾社会的历史特殊性，包括政经人文现象方面，也都在社会发展理论中统一融合于全中国新民主主义的变革观念里。于是他们的政治认同就在对白色祖国绝望之后转向红色祖国。(林书扬语)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

1947年5月，谢雪红、杨克煌、古瑞云也从厦门转到上海，受到台湾同乡会李伟光的掩护。不久以后，老台共孙古平、老农组李乔松、苏新与《民报》总主笔陈旺成也陆续来到上海台湾同乡会。[7]7月，苏新因为安全顾虑也转往香港。一段时日后，苏新陆续见到了经由上海局安排而转往香港的古瑞云、杨克煌、谢雪红，共同创办了“新台湾出版社”，出版《新台湾》杂志。8月25日，新加坡《南侨日报》首刊谢雪红“7月16日写于上海”的《告台湾同胞书》，号召台湾同胞继续高举“二二八”旗帜，为推翻蒋介石的独裁统治，实现民主自治而斗争。11月1日，此文再刊于《新台湾丛刊》第二辑。[8]

为了“工作方式”的便利，他们在香港的工作性质(也可以说是工作任务)是：第一，以香港为据点，向台湾宣传国内外形势，特别是国内革命情况。第二，以香港为据点，向国外或大陆揭露蒋政权压迫和剥削台湾人民的情况。第三，利用香港的报纸公开反对托管运动和美帝侵略台湾的阴谋。第四，把在大陆及国外的台胞联系起来。为了便于进行这些工作，最好用一个政治团体的名义出面，比较好工作，比较有效果。更重要的是，他们从“二二八”斗争的失败经验认识到：如果没有一个强有力的“统一战线”团结各阶层的革命力量，就不能与共同的敌人斗争到底，在斗争的过程中，革命力量必被敌人分化。但是，如果没有一个包括各阶层的政团，提出代表各阶层利益的政纲，公开出来号召，要团结各阶层的民众是不可能的。由于这样的血的教训，“二二八”后，“统一战线”的组织就成了台湾革命运动者的重要任务。于是他们根据台湾人民追求民主自治的政治要求，在11月12日组织了“台湾民主自治同盟”。

根据《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第一次会员代表会文告》所载，该盟“筹备会办事处地址及会员名单暂不公表”。但是，为了避免被香港政府发觉，他们就公开声明“台盟”是在台北成立的，总部设在台北。以后，它的一切声明、宣言、新闻消息等等，都用“台湾通讯”的形式或以“台盟”的名义发表。例如：

1947年11月12日香港《华商报》“台北通讯”：

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筹备会，于国父诞辰在本省北部某地，召开该筹备会一次会员代表会，议决该同盟之纲领规程草案，并发表时局口号文告等。据悉：该同盟以团结本省全体人民，为争取台湾省自治及响应全中国人民之建立民主联合政府之斗争为宗旨，该同盟盟员表示坚决愿为台湾民主自治而奋斗，为人民服务而努力。闻该同盟将在省内外各地展开广泛的组织活动，并促进其及早正式成立。

这样，自1948年初起，人们就常在民主报纸或杂志上，看到“台湾民主自治同盟”的声明或该同盟总部发言人的谈话。当时，有相当多知识分子与商人由于内战形势而逃避香港，党派林立，统称“第三势力”。“台盟”的成立也具有用台湾人民“二二八”的教训说服这些人回返大陆不要到台湾的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