Q：今年你做了很多国际旅行，都去了哪些地方？ D：去了德国、美国、以色列、古巴、墨西哥、 捷克、匈牙利。主要都是学术旅行，（也）有社会调研性的旅行。 Q：有什么新的发现、观察和感受吗？ D：可以分享的太多了。你说是对每个国家的观察？ Q：对。比如说古巴？ D：这是我最不愿意发表的，我要再想一想。这个当然肯定很敏感，你专挑我不能说的问题。也不是不能说，而是不愿说。古巴对我，始终很沉。 Q：那捷克或者匈牙利呢？ D：我会觉得捷克更有趣一些。捷克的几个所谓“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的时代特征都非常清晰。一则是，捷克的艺术家们都在使用“后革命”这个词，但是他们所说的“后革命”是“后天鹅绒革命”。而且整个社会有一种非常强烈的，对这场革命的反思态度，但是、对昔日所谓社会主义的时代和高度资本化的当下的双重批判态度，我感到很有趣。 而且观察捷克社会和匈牙利社会，特别大的区别在于，政治和政党的变化已经发生，但是在捷克，它还相当程度上保有了原来的社会福利体制，所以整个社会的活力和稳定性都在。而匈牙利的变化就更彻底一些，或者说资本化地更深刻一些。结果，它事实上 08 年就在金融海啸当中被冲得七零八落，很多人的日常生活都被摧毁。而另一方面，你就看到匈牙利社会的活力远不如捷克。 但是对捷克的另外一个观察就非常有意思，我们都知道冷战终结，东欧国家挣脱了苏联的控制，然后获得了某种独立或自主。但是从另一个角度，比如说，对我们搞电影的人来说，非常亲切的一个小城叫卡罗维发利（Karlovy Vary）。因为当年《白毛女》就是在那儿获得了金奖，所以对我们来说，是很亲切的一个小镇。 等我真的进入那个小镇的时候，就会发现，一方面可想而知的是旅游化，变成了一个我们都很熟悉的，诸如西递、宏村或者乌镇这样一个被景观化的城市。但是，我此前不知的是，在游客们的区域之外，它几乎是成了一块俄国的土地。讲俄语，新建的东正教教堂。在资本的意义上，在金钱的意义上，变成了俄国的度假村，俄国人的乐土。 在这个意义上，你很强烈地感觉到所谓的“后革命”，或者“后社会主义”的那种多重意味。那种当剥去了社会主义兄弟国家的外衣之后，也确实因此而解脱了社会主义阵营之间的权力关系之后，另一重真切的权力事实。 其实像这些“小国”，政治并非国际关系中不平等事实的全部。今天，不平等换了脸，因资本之名义，而资本便不再需要任何遮羞布。你可以说，这正是“后冷战”之后的一种“全球性的殖民性”。 在古巴会有类似的感觉，在古巴沿海，对我来说，非常奇特的景观就是一艘一艘来自美国来的巨型豪华游轮。你会在入境处看到专门有游轮的客人的特殊通道、快速通道。我就非常好奇，这些来自迈阿密，这些来自美国各个州的油轮的客人们，他们来古巴看什么？他们来寻找什么？他们来试图发现什么？这里面那种社会主义和后社会主义的关系也变得非常有趣。 你问我在旅行当中有什么体会？我倒觉得在慕尼黑国际电影节的时候赶上了一个非常有趣的时刻，德国国会在讨论是否通过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法律）。我身边的德国朋友都在兴趣盎然地等待结果。当然，其实没有什么悬念，大家都知道会通过。据称，现在的德国总理是一个开明的，所谓左翼的总理。当然她因此也在难民问题上受到极大的非议。周五，提案没有悬念地通过了。 德国朋友们在给我翻译这条法律条文的时候，我们大家都很开心。因为按照一条法律条文的直接表述，字面表述，叫作“所有人可以跟所有人结婚”。以后我们就用这个句套子，开了种种玩笑，当然也进行了种种讨论。 对我来说，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个时刻，或者说是非常重要和有趣的一个现象。因为我正好在美国，赶上了美国通过同性恋婚姻立法那个时刻。就在法律通过的第二天，在我一街之隔，是一个很多同性恋酒吧的地方，一个极端右翼分子枪击了一名同性恋者或看上去像同性恋者的人。当场击毙。我也曾读到一则昔日头条，在法国通过同性恋婚姻立法的当天，一个右翼军人（应为“右翼历史学家”）在巴黎圣母院门前吞枪自尽，以抗议法律的通过。 那么，如果你单纯的从这件事上看（指同性婚姻合法化）世界，大概人们会用社会在变得更加开放，变得更加进步来理解它。 但是，在慕尼黑，比这个很令人兴奋、印证进步的消息突出的多的，是无所不在的难民议题。接收难民已经冲击了德国人们日常生活的方方面面。于是，我不断听到一种让我感到发冷的相关讨论。因为几乎所有和我讨论这个问题的人都使用了类似的表述， “我们原来非常支持总理接受难民的提议，因为……”——非常有意思，连修辞都很像——“因为我们在想，当希特勒上台的时候，如果有一些国家对德国犹太人敞开大门，也许历史是完全不同的。所以，我们认为我们有义务，在这时候敞开我们的大门”。 然后人们用了一个“但是”。 “我的生活被骚扰，我的空间被挤压，我遭到了威胁。为什么是我们要来承担这些世界的灾难？”人们不断地提醒我说，“不只是叙利亚难民，在非洲，在欧洲，在各个发生（冲突的）地区的人们都在涌向我们”。 他们说：“以我们十几万人的城市，我们每天要接受 1 万难民进我的城市，我们怎么能够承受？”于是，各种各样针对难民恶意的，敌意的，甚至暴力的行为已经在发生。 所以，对我来说，这两件事同时在显示意义。和大家讨论的时候，我感到这可以是一个有趣的，关于今天世界，关于今天欧洲的寓言。 我选择留在属于我自己的年代，不想向年轻人的年代投降 Q：你最近觉得你身上发生有什么比较大的变化？ D：老了。 Q：很强烈的感觉？ D：其实不是的。其实强烈的感觉是发生在对 “代沟”的体认上。我开始真的觉得我必须投注特别的心力，才能够了解流行文化的内涵。我没办法很自然地去理解流行文化和青少年文化的脉动。因为这中间的情感结构的不同造成一种姑且称之为“代沟”的东西。 Q：但我觉得你知道很多新词，很多流行文化你也理解。 D：这个才是问题。对流行文化的敏感，或者说对流行文化某种形态的介入，对我从来都不是问题。我曾认为只要我有愿望，这是可以做到的事，代沟是可以跨越的。问题是，我为什么会现在开始使用“代沟”这种描述？因为我真的意识到，一是它难以被跨越，但是更大的问题是我开始失去了跨越的愿望。所以你可以说，这是我的衰老经验。 但是，在我的经验当中，事实的确并非如此，因为我和更年轻的一代在一起的时候，经常是我表现得很幼稚，而他们表现得很成熟。所谓的幼稚和成熟就表现在我们对既存现实、秩序的不同态度上。他们会认为当然如此，有什么好大惊小怪的？或者他们认为这是不可改变的，讨论改变有意义吗？很多年轻人屈从于既存现实、秩序，我不想向他们的逻辑投诚。我感到这是一个强烈的和巨大的分歧。 Q：你还是很理想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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