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建设一个真实的社会主义社会而奋斗

毛主席的政治遗产

詹尤克：最后一个问题：概括地讲，毛泽东去世四十多年后，毛泽东主义，尤其是文化大革命留下了什么遗产？

阳和平：毛主席的遗产……多的难以估量。世界各地的人民在推翻旧体制后都会面临同样的问题：如何避免革命者演变为新的压迫者？离开了对毛泽东时代，特别是文化大革命的研究，不懂得毛泽东是如何试图克服这个问题，革命与反革命的怪圈就会一直循环往复下去。

马克思总结了巴黎公社的经验，指出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而应当摧毁它，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但马克思也不清楚工人阶级夺取政权的具体途径。因为时代还不允许。列宁经过多年的实践后意识到，工人阶级只有形成一个高度自律的先锋队政党，得以发动绝大多数的工人群众，才有可能战胜资产阶级在经济、政治、军事和文化上控制社会的优势。十月革命仅仅四年后，1919年五四运动仅过了两年，中国共产党就诞生了。中共成立没费什么周折，因为列宁的贡献使得中国革命少走了好多年的弯路。文化大革命也是一样。工人阶级下次掌权的时候，就不会从头开始。他们就会避免犯其他革命犯过的错误，就知道如何避免官僚特权，就知道如何坚持群众对先锋队的监督。

社会主义绕不过去的一个大难题就是先锋队的领导和群众监督的矛盾。目前为止，除了毛泽东的贡献以外，其他的社会主义理论都失败于此。斯大林只强调党的领导，忽视了群众的监督。社会民主党人只强调民主，否定了先锋队的领导。这些理论都不管用。这就是辩证法。毛泽东探讨了二者的辩证统一。只是当他意识到走资派问题的时候，已经为时太晚，走资派已经十分常强大。毛泽东花了五、六年的时间（1957-1962）终于看清了走资派的本质。

我们必须懂得：革命者只有在走资派出现以后，才能够识别他们。在马克思的时代，他不可能考虑走资派的问题。列宁没有来得及研究这个问题。斯大林有机会，但他错过了，他搞砸了。作为一个领袖，斯大林“可能是个混蛋，但毕竟是我们革命队伍里的混蛋。”我是说，斯大林犯了很多很严重的错误。走资派就在他眼皮子底下出现，他只会将其流放，屠杀，处死，但是并没有解决问题。斯大林主观上是捍卫工人阶级的政权，反对资本主义的复辟，但是他和中共很多干部一样，都犯了走资派的错误。我称那些人为不自觉的走资派。我们得把自觉和不自觉的走资派区分开来。有些人只是工作作风不好，有些人喜怒无常，有些人专横。这些人并非故意要走资本主义道路，但他们对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理解的不深。因此，他们压制不住资本主义复辟。斯大林喜欢包办代替，不相信群众，不走群众路线。最终他只是靠自己，靠直觉。他觉得谁不好，就杀谁，从肉体上清除。最终，他也没能解决这个问题。如果不发动群众，只从国家机器内部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这种自上而下的方式必然导致官僚专制。

我觉得托洛茨基对斯大林的批判也没抓住重点。托派分子完全没能真正理解问题之所在。他们的解决方法和社会民主党人一样，都否定了党的领导。他们的民主一直停留在“职工代表大会”的阶段。但工人之间意见不同该怎么办？他们压根就没提这个问题。在和中国托派的争论中，我总会提出这个问题。

詹尤克：真的吗？中国如今还有托派人物？

当然，我是说他们之前并不强大，但过去几年间，托洛斯基主义的市场有些发展。可能是因为托派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在某种程度上像似解释了中国的现实。由于人们对官僚集团的憎恨，批判官僚国家的托派观点获得了进一步的关注。但中国的托派解释不了文化大革命，他们只能嗤之以鼻。

至于毛泽东主义的遗产……这个问题很难简单的概括。我认为毛泽东的遗产凝结在文化大革命的实践中。其他所有像“群众路线”这样的口号都不足以代表毛泽东的贡献。首先，毛泽东主义是马列主义的延续，不能与之割裂开来。其次，在如何理解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和阶级斗争这一问题上，他将马列主义进一步深化，以解释社会主义中特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对立。社会主义是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在此阶段，阶级和阶级斗争会继续存在。资本主义在任何时候都有可能复辟，在中国也的确复辟了。某种版本的“毛主义”与我也是不一致的。

我想，“毛泽东主义的遗产是什么？”这个问题就像在问“马克思主义的遗产是什么？”这个问题很庞大。不是一两句话能够说清楚的。有些人将马克思主义简化为“辩证唯物主义”，有些人将其总结为“阶级斗争”，有些人说他是“无产阶级专政”。列宁将其总结为“德国的哲学，法国的社会主义以及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结合体”。所以说，归纳的角度有很多，但不管怎样，马克思主义至今生生不息——毛泽东的遗产也是这样。

詹尤克：那我把问题简化一下，要在二十一世纪建立社会主义社会，为什么要借鉴毛泽东对马克思主义的贡献？他都死了快半个世纪了。

阳和平：这个是必须做的！毛泽东所研究过的问题，他开创性解决过的问题，是所有革命者都会面对的，无论在什么地方，无论是谁。具体情况可能要具体分析，但一个关键的问题在于：“如何进行党内斗争？”毛主席对此有一系列的理论和实践。他高度概括地说过“要马列主义，不要修正主义；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要团结，不要分裂。”他又说过，“要乐于接受批评和自我批评。”这些说的就是革命队伍中的各种斗争，说的就是人民之间的内部矛盾。毛主席的语录对于革命者来说非常重要，告诉他们要克服派系斗争，如何团结在一起。团结不是没有意见，团结是达成共识。在文革之前，所有这些都已经从理论上进行了阐述。

所以说，毛泽东在很多领域都有贡献。他的贡献和一般的学者不一样，学者只知道思考世界。有人觉得马克思也是这样，但实际上他也是个社会活动家。每次活动后都会对其理论进行修正，他也并不是只为研究而研究。同样的，毛泽东的贡献不仅在于革命理论，也在于革命实践。否定毛泽东的人都很无知。我还没发现有哪个严肃的学者，能实事求是地对毛泽东的理论和实践展开有效的批判。

有些人就“三个世界理论”这样的东西否定毛泽东，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但他们也得理解，毛泽东也在不断探索。他所说的东西在当时看来都是很实际的。苏联当时确实是个很大的威胁——不仅是对中国。没人能预测苏联解体。毛泽东相信，只有经过实践检验的理论才是真理。一开始可能有很多假设，毛泽东总是致力于发现和思考，他不教条。举个例子，在大跃进初期，他也支持人民公社搞的公共食堂。但经过了几年的实践，他放弃了这个。

我可以从中看出，毛泽东正试图搞清楚，苏联社会帝国主义的出现对世界意味着什么。马克思无法研究走资派或帝国主义，对吧？在苏联解体前，毛泽东当然也不能完全认识到他的脆弱性。他只是尽其最大努力去分析罢了。如果当时人们将其理论推向极端，那就是另外一回事了。我不认为毛泽东当时觉得“因为苏联是主要威胁，我们就要将其他的一切都放弃。”即便是在抗日高潮时期，毛泽东和蒋介石开展了合作，但仍拒绝放弃独立性。道理也是一样的，如果有人死板地套用毛泽东的理论，而不是辩证地使用，那并不是毛泽东的错。

詹尤克：实际上，在毛去世之后才开始将“三个世界理论”推导出其逻辑结论，主要是在1977年。

阳和平：邓小平将该理论推到了极端，并试图对一切重新组织。即便苏联是社会帝国主义，美苏冷战对于世界其他民族也是有利用价值的。正如毛泽东早期就是趁着军阀混战来扩展红军，只有这样革命的力量才能生存下来。一旦苏联解体，美国实现了一国独霸，就可以为所欲为。但我还是觉得，如果你不去教条地理解三个世界理论，这就或多或少地反映了当时的现实状况。事后回想起来，毛泽东可能高估了苏联的威胁，因为他那时候还看不到苏联政权的脆弱。怎么能怪毛泽东？谁都会犯错误，马克思犯过错误，列宁也是，斯大林错误就太多了。马克思和恩格斯的很多预言都未成真。但依此责怪他们就很可笑了。

詹尤克：邓小平将 “三个世界理论”推向了极端，1989年为实现中苏关系正常化而会见戈尔巴乔夫时，又说中苏意识形态争论在很多方面是没有意义的。你是不是觉得很讽刺？

阳和平：当然。他和特朗普一样，都是个实用主义者。特朗普说话可能是一天一个样，这就是个实现目的的手段而已。这就是资产阶级政治。

詹尤克：十分感谢您能分享您的时间与知识。您的观点非常具有启发性。

阳和平：不客气。

阳和平，生长在共和国的美国人。他父母阳早（奶农）和寒春（核物理学家）在二战后来到中国，参与新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文革时期，阳和平是名“红卫兵”，然后当了五年工人，于1974年移居美国，打工十几年，并勤工俭学后获得经济博士学位。2007年回到中国，在对外经贸大学任教，并从事学术研究。他的研究领域包括社会主义经济以及文化大革命等。他也经常做各种主题演讲，比如“幸福何在？⎯理想与人生道路的选择”“洋‘红二代’眼中的中国六十年”“中国的崛起与世界”等。就中国的一些问题，他发表了几个中英文成果。

詹尤克生长于土耳其。早年接触了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运动。中东科技大学获得政治学学士学位及硕士学位。作为燕京访问学者，他又在北大获得第二个硕士学位。他现于国立成功大学继续深造，并获得台湾“教育部”奖学金。他之前做过研究助理，研究员以及助教。他关于革命时期与后革命时期的中国的部分翻译作品或文章刊于各种土耳其语期刊上。他翻译的“记住社会主义中国，1949-1976”（印度经济形势，No.59&60, 2014）很快将在土耳其由Patika Kitap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