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公社内部的思想斗争

4 月20日，公社会议讨论了如何集中行使权力的问题，两派出现分歧，布朗基派和附和布朗基派的委员们赞成建立一个新的领导核心，专门负责协调各个委员会的工作，并监督各项法令的执行情况。有的委员提出在公社监督下建立一个绝对全权的专政机构。

上述提议，引起蒲鲁东派的强烈反对，对“专政”字眼表示遗憾，认为这是把公社“引向军事专政”，是“万分危险的。”两派争执不下，由于形势逼人，最后通过了一个妥协的决议，即改组现存的执行委员会，将行政权交给改组的新执行委员会，新执行委员会与一切部门保持直接联系。这些措拖，使新执行委员会的权力稍有加强。

但是，执行委员会中的大多数成员在群众中没有威信，一些真正的公社活动家又未被选入，职权范围规定得仍不够明确，还是不能起到主管部门的作用。

这种组织形式不能适应当时的革命形势。未隔几天，在4 月28 日的公社会议上，布朗基派又提出成立一个掌握大权的中央政权机关的提案，即在执行委员会以外，还要成立一个由五人组成的社会治安委员会（民众救亡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拥有比一切委员会更广泛的权力，由它决定重大政治决策或镇压反革命、惩办叛徒等。布朗基派认为只有这样才能推动其他部门的工作。

蒲鲁东派中的一部分人，从实践中也觉察到集中权力的必要性，但又担心会出现“专政”或“独裁”。另一部分人，则固守自己的信条，反对一切权力、反对集中，认为社会治安委员会的宗旨是同民众的政治理想背道而驰的，是对人民权力的篡夺，是“隐藏着专政”，“是伪装的君主制度”。

经过三次会议的激烈争论，终于在5 月1 日的公社会议上选出了由五人组成的社会治安委员会。蒲鲁东派进行集体抵制，布朗基派占了优势。两派斗争尖锐化。

5月1日以后，凡尔赛的梯也尔反动军队各处骚扰，市内反革命分子到处破坏，形势异常紧张。可是公社会议不是研究部署兵力保卫巴黎或者镇压反革命等事宜，而是一味地热衷于派系斗争。

5月9日凡尔赛军队占据了巴黎西北的伊西炮台，严重地威胁着公社。即使这样，公社会议也没有很好地研究巴黎防御问题，只是任命德勒克吕兹为军事代表，令他坚守岗位，其他委员继续辩论。蒲鲁东派猛烈抨击社会治安委员会，最后只好改选社会治安委员会，求得缓和。与此同时，布朗基派利用社会治安委员会的职权，把蒲鲁东派成员从重要岗位上撤免下来，换上了布朗基派及其拥护者。重要的问题也不拿到公社会议上讨论，只靠布朗基派、雅各宾派的派系会议决定，这就更加激怒了蒲鲁东派。两派斗争达到了白热化。

5月15日，蒲鲁东派在邮政总局大厦召开了派系会议，通过了一个宣言，声称：“巴黎公社把自己的政权转交给一个叫做社会治安委员会的专政机关，而放弃了政权。公社的多数派按照自己的决议，解除了自己的责任，把对我们的处境应负的全部责任都交给了这个委员会。我们所属的少数派与此相反，……”暂时“退回可能被人过分轻视的我们的区里去。”

5月16日，各报刊登了蒲鲁东派的宣言。这样，公社内部的派系斗争公开化了。巴黎市内满城风雨，议论纷纷，两派在报纸上展开激烈论战。布朗基派报纸《杜歇老爹报》发表文章谴责蒲鲁东派，辱骂蒲鲁东派是“一群懦夫”、“一批恶棍”、“卑鄙的胆小鬼”、“叛徒”、“逃兵”等等，并提议逮捕宣言的签字者，送交法庭审判。新雅各宾派机关报《复仇者报》也猛烈抨击蒲鲁东派。蒲鲁东派和同情蒲鲁东派的报纸也严厉地回击了布朗基派的辱骂，《公社报》称布朗基派是“不学无术的粗野的可笑的人”、“在俱乐部里吵吵嚷嚷的人和1 7 9 3年的小丑”，讥笑布朗基派是“把公事抓到手里却一无所知的无所作为的愚蠢的顽童”，指控布朗基派是“叛徒”，要处以死刑。这是两派矛盾冲突的最高潮。

公社内部派系斗争的激化，在巴黎市民中引起了强烈的反响。人们出于革命要求，非常关注公社的分裂，人们认为这是关系到公社生死存亡的大问题。第四区选民两千多人在5月20 日、21 日于巴黎抒情剧院连续召开大会，讨论公社两派斗争问题。在会上，选民详细听取了选民代表蒲鲁东派、布朗基派委员的发言。两派代表发言都要求团结。

蒲鲁东派代表阿尔努说：“一般说来，少数派的宣言是不为居民所理解的。许多人从宣言中只明白两件事情，发生了分裂和我们脱离了组织。……这个决定使他们惶恐不安， …… 人们指望这个政权起来领导他们进行防御，把他们从敌人手中拯救出来”。

布朗基派代表昂利希发言说：“我们好象拜占廷的希腊人，当穆罕默德二世的大军直逼君士坦丁堡城下的时候，他们还在争论法沃尔山上发出的光芒。必须结束这种情形，我们需要胜利。……既然我们常到俱乐部去宣传团结，那么，为什么我们的代表反而首先进行分裂活动呢？代表应该服从多数人的意见。”参加会议的听众发出一阵热烈的赞同声。

大会通过决议，一致要求蒲鲁东派的委员回到公社去，坚守岗位，发挥才智。与此同时，第一国际巴黎支部联合委员会也举行了特别会议，号召公社委员“尽一切努力保持公社的统一，因为这是在反对凡尔赛政府的斗争中获胜的必要条件。”

公社两派斗争白热化，凡尔赛的敌人拍手称快，认为这是公社覆灭的先兆，乘机大肆活动。5月1 7日攻击了圣一修尔皮斯宗教学校，炸毁了拉普大街的弹药工厂，死亡10 0 多人。这给公社发出了严厉警告。蒲鲁东派发出呼吁：“面对着目前发生的事件，我请求会议作为一个负责拯救巴黎的机关行动起来。不应该再闹内部纠纷”。

敌人咄咄逼人，群众议论纷纷，5月17日有15名蒲鲁东派委员回到公社参加会议。会议通过决议：“考虑到社会治安委员对自己的行动负责，经常效劳和服从公社，公社的最高权力是从来也没有而且也不可能受人争夺的，公社的大多数委员声明：他们决意忘记声明撤销自己在宣言下签署的少数委员的行为……”。雅各宾派的《复仇者报》5 月22日报导了5 月21日会议的情况说：“公社的少数派接受了明智的劝告以及他们选民的指示，特别是第四区选民的指示，又回来出席昨天的会议。多数派为了勉励这些浪子回头，对他们作了亲切的欢迎，把他们中间的杰出公民茹尔德·瓦莱斯和公民库尔伯选为会议的主席和副主席。”上述事实说明，5月17日以后，两派都在努力消除隔阂，谋求和解，斗争趋于缓和。

5月21日下午，凡尔赛反动军队几乎没有射击就占领了圣克鲁门和附近的堡垒。这时两派斗争完全停止了。5月22日上午举行公社会议，决定社会治安委员会、军事委员会和军事代表留在市政厅里，其余委员分别到各区组织防御工作。从5 月22日到28 日失败，在一周的巷战中，两派几乎每日都在巴黎各个防御中心举行会议（尽管人数不全），绝大多数委员都坚守岗位，直到最后。

三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法国的无产阶级，与已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无产阶级是有区别的。当时多数无产阶级还是手工业工人和破产的手工业者，马克思主义在工人运动中还没有占统治地位，尽管蒲鲁东左派中有几个人与马克思有密切联系，懂得一些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但仍然没有摆脱蒲鲁东主义思想体系的束缚。

蒲鲁东派、布朗基派成为巴黎公社革命的领导者，正是工人阶级不成熟的表现。布朗基派本身就缺乏群众观点，总认为少数革命家可以代替广大群众，因此不懂得对不同观点的骨干和群众做耐心细致的思想政治工作；蒲鲁东派主张绝对民主化和无政府主义，是与他们固有的小私有观念分不开的；而这种以小私有观念为特征的蒲鲁东主义，在西欧无产阶级革命过程中自始至终起到了极大的破坏作用，曾经严重地阻碍了马克思主义的传播。由于两派纲领、主张不同，势必要导致分裂，这是必然的。

那么应当怎样认识公社内部的派系斗争呢？这要做具体分析，要看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以后，能不能解决巴黎公社在政治上、组织上的涣散状态，能否达到有组织地进行各项工作的目的。巴黎公社委员会和十个委员会由于受蒲鲁东派无政府主义思想影响，都没有设立常任主席团，没有一个真正的民主集中制原则，谁都在发号施令，这样一个局面不是成立一个社会治安委员会就能真正解决的。

公社的组织体制如果能遵循马克思主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可以实行统一领导。否则，即使成立了社会治安委员会，由于派别复杂、观点不同，指导思想不统一，没有民主集中制的原则，也不会达到预期目的。

国民自卫军的军官可以不执行公社的薪金法令，自行其是，为自己规定每天32 法郎的薪金，超过公社规定最高薪金的两倍。军官和市民可以随意违抗公社的决议，为此，社会治安委员会发出通知：“社会治安委员会颁布的某些法令，据说是因为上面缺少某一个人的签名，而未被执行。”“社会治安委员会警告全体部队的各级军官和全体公民，凡是拒绝执行社会治安委员会发布的命令的，都将按照叛国罪立即交付军事法庭审判。”可见没有科学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只靠成立一个社会治安委员会是不能解决问题的。

历史事实说明，布朗基派提出成立社会治安委员会，设想从组织上解决公社组织涣散的无政府状态的主观愿望是好的，但是没有耐心地贯彻民主集中制原则，没有把思想政治工作与民主集中制相结合，因此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出于派别斗争的需要，对蒲鲁东派采取了以多压少、排挤的手段，这又是错误的。

而蒲鲁东派反对权力、反对纪律的无政府主义，又极大地削弱了公社的政权建设，特别是不顾巴黎异常危险的形势，公开发表宣言，造成极其恶劣的影响，这也是错误的。但是，当他们发现宣言发表之后所造成的严重后果，又能违背自己的诺言，回到公社参加会议这种知错必改的行为，又是应该给予充分肯定的。

布朗基派在蒲鲁东派重新回到公社时，能不记前仇给予谅解，没有以多数的权势进行报复，这也是难能可贵的。

从公社两派的分裂到和解的过程，我们可以看出，尽管两派信奉的“主义”各有不同，但是他们对公社的事业是忠诚的。正因为这祥，在公社存在的整个时期，尽管两派之间不断出现分歧，经常争吵，但仍然通过了许多正确的法令、公告，实行了许多有利于工人和小资产阶级的社会措施。

当凡尔赛反动军队攻入巴黎、大敌当前的危急时刻，两派能置分歧于不顾并肩投入战斗。当军事代表新雅各宾派德勒克吕兹英勇殉职之后，公社委员们能从大局出发，抛开派系的偏见，选出了在群众中有影响的蒲鲁东左派瓦尔兰来接替。可见他们的分歧是出于信奉的“主义”不同，而不是个人的恩怨，两派对分裂都负有责任，这是历史局限性造成的。所以对公社内部出现的派系斗争必须具体问题具体分析。

从总的方面来看，“很明显，对于公社在经济方面的各种法令，无论是这些法令的优点或缺点，首先应当由蒲鲁东主义者负责；而对于公社在政治方面的行动和失策，则应当由布朗基主义者负责。”（见恩格斯1891年为马克思《法兰西内战》写的导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