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抗日战争期间，毛主席领导下的中国共产党要面对的，是“敌”、“伪”、“顽”三个方面的敌人。所谓“敌”，即指日本帝国主义；“伪”即公开投降日寇的伪军、汉奸势力；“顽”则是指国民党内部一些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顽固派。

1937年“七七事变”，华北陷落；同年“八一三事变”，淞沪陷落；同年12月，日军攻占当时的中国首都南京，国民党政府被迫迁都重庆。日寇占领中国大片领土，国民党军队节节败退。之后，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上层主流派被迫宣布抗战。这时，国民党上层内部发生分裂。以国民党副总裁、国民参政会议长汪精卫为代表的亲日派不断加紧投降活动，1938年12月汪精卫离开重庆、公开投降日本，在南京单独成立伪“国民政府”、自任主席，国民党内部蒋汪矛盾公开化。1939年1月，国民党中常会通过“开除汪精卫党籍及撤销其一切职务的决定”。另一方面，1936年12月“西安事变”，经过中国共产党积极介入，蒋介石在全国各阶层、各党派压力下，被迫表态同意“停止内战，一致抗日”。“七七事变”后，中国共产党连续发表《致国民党书》、“抗日救国十大纲领”等，促国民党以民族大义为重团结抗战，加上全国各阶层、各党派的压力，1937年9月，蒋介石发表谈话，承认中国共产党合法地位，承认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存在，给中国工农红军以番号，并与之团结救国。

然而，国民党内以蒋介石为首的顽固派，虽然口头上承认中国共产党以及八路军、新四军，虽然口头上承认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但处处牵制中国共产党，并残酷镇压国民党统治区要求抗日的各种进步力量。

1939年1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了五届五中全会，会议的中心议题是抗战和反共，确定了“溶共、防共、限共、反共”的反动方针。这次会议标志着国民党自抗战以来在政策上有了重要转变，蒋介石集团把政策的重心由对外转向对内，国民党开始执行一条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路线。但是，国民党顽固势力表面上却打着“抗日”、“统一战线”的旗号，尽管它天天以所谓“维护政令军令统一”为名干着破坏友党友军团结的事情。因此，抗日战争中，国民党顽固派比汪精卫等公开投敌的汉奸、伪军势力更加危险、更具欺骗性。整个抗日期间，国民党顽固派先后掀起了以1939年12月“晋南事变”、1941年1月“皖南事变”和1943年企图“围剿”陕甘宁边区为标志的三次反共高潮，干出了日伪想干而干不成的事情。

怎样应对国民党顽固派？这是一个非常棘手的问题。在极其困难的条件下，既要坚持统一战线政策，又要揭露国民党顽固派。如果不及时揭露国民党顽固派，中国共产党内部各级军政干部、各抗日根据地的负责人都会摸不着头脑，各民主党派、与中国共产党团结抗日的朋友都会分不清是非，全国人民、特别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人民也会弄不清真相。翻阅毛主席在抗日时期的著作，有大量篇幅的文章、谈话、信件、电报，是专门揭露国民党顽固派的。

1939年9月，毛主席在与美国朋友斯诺谈话时，谈到虽然抗日爆发后，在中国已经形成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大多数人民的心中、口中、文字中、行动中，也有了统一战线，但是一些国民党顽固派却很不情愿承认统一战线，对统一战线视而不见。毛主席说，我们对于这些人，称之为阿Q主义者，并且继而指出：“中国从前有一个圣人，叫孟子，他曾说：‘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见舆薪’。这句话，形容现在的阿Q主义者，是颇为适当的。”

1940年2月，延安军民举行声讨汪精卫大会，毛主席在会上作了题为《相持阶段中的形势与任务》的演讲。1950年代，该篇演讲编入《毛泽东选集》时，毛主席将其题目改为《团结一切抗日力量，反对反共顽固派》，足见毛主席对抗日战争中“反顽”斗争的重视。毛主席在演讲中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要求取消陕甘宁边区的谬论，列举出陕甘宁边区的“十大好处”：“陕甘宁边区是全国最进步的地方，这里是民主的抗日根据地。这里一没有贪官污吏，二没有土豪劣绅，三没有赌博，四没有娼妓，五没有小老婆，六没有叫花子，七没有结党私营之徒，八没有萎靡不振之气，九没有人吃磨擦饭，十没有人发国难财。”毛主席质问道:“为什么要取消它呢？只有不要脸的人才说得出不要脸的话。”

1939年9月，毛主席在《和中央社、扫荡报、新民报三记者的谈话》中，对国民党顽固派向解放区的军事进攻提出警告，指出：“我们根本反对抗日党派之间那种互相对消力量的磨擦。但是，任何方面的横逆如果一定要来，如果欺人太甚，如果实行压迫，那末，共产党就必须用严正的态度对待之。这态度就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

1940年5月，著名爱国人士陈嘉庚率南洋华侨慰劳考察团到延安参观访问。陈嘉庚当时对中共进行“反摩擦”斗争不理解，他认为在国共两党关系的问题上，共产党应多做让步，要以团结求团结。毛主席耐心地向他解释说：

“因为国民党中的顽固派企图消灭我们，他们日思夜想的是扫除共产党这个障碍，以便毫无顾忌地投降日寇。所以，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我们只有对他们政治上、军事上的进攻给予适当的还击，才能使他们承认进步势力及各抗日党派、团体的地位，不敢轻易同敌人妥协，不敢轻易发动全面内战。我们的政策是以斗争求团结。若以团结求团结，不但团结搞不成，进步势力会横遭摧残，统一战线也必将破裂，全国将重新陷入内战之中，还会亡党亡国。”

实际上，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顽固派，其真实目的是要阻止中国人民趁着抗日战争全面爆发的时机实现民族大觉醒，他们要在抗日胜利之后，把中国重新带回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状态。1939年12月，在延安各界纪念“一二九运动”四周年的大会上，毛主席发言指出：

“《封神演义》里有一个申公豹，是姜子牙的不肖师弟，他脸向后长，眼朝后看。现在在抗战阵营中，就隐藏有这么一群‘申公豹’，一批专门倒退的人，他们拖住中国要倒退。这是现在中国的黑暗势力压迫光明势力，这叫做压迫的自由。然而，全中国的青年和工农大众也有另外一种自由，这叫做反抗黑暗势力的自由。我们不准黑暗势力把中国拖向后退。我们有没有把握不准他们那样做呢？是有的，重要的根据就是现在的人不容易被欺骗了，全国老百姓是不好再欺骗了。现在大多数人就不准他们这样压迫，要反抗他们的压迫；不准他们投降，要坚持抗战；不准他们分裂，要坚持团结；不准他们倒退，要坚持进步。这一群‘申公豹’，看他们怎样收场！”

1939年5月，毛主席在延安干部教育动员大会上说：“古人讲过：‘人不通古今，马牛而襟裾’，就是说：人不知道古今，等于牛马穿了衣裳一样。什么叫‘古’？过去的都叫‘古’……‘今’就是现在。我们单通现在是不够的，还必须通过去。” 历史是一面镜子，毛主席历来提倡“古为今用”。现实是从历史之中发展而来的。我们只有深深地了解历史、牢牢地铭记历史，才能更好地立足现实、更好地面向未来。从毛主席抗日时期领导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与国民党顽固派作斗争的历史，我们今天得到哪些启发呢？

首先，当时的国民党顽固派，表面上自诩“团结”、“抗日”，暗地里却干着反共的勾当，比公开投敌的汪精卫更阴险。同样，今天打着“社会主义”旗号的现代修正主义，比公开反共、反毛的“公知”更阴险、比美帝国主义更危险。

其次，当今左派队伍内部，也有这么一些“申公豹”式的人物。这些人嘴上“拥毛”、“拥护文革”，其实对修正主义抱着政治幻想，经常散布一些错误信息和错误观点，用以误导左派群众。在二十年前，在《中流》和《真理的追求》两个杂志发行的时期，由于左派队伍自身认识水平的局限，也由于当时很多社会问题的本质还没有充分暴露出来，我们采取一些策略性斗争方法，比如以公开的“反毛”势力为主要斗争对象，比如利用DXP“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语言批判右派知识“精英”，比如利用DXP“要坚持社会主义道路”的一些话来批判新自由主义等等，在当时是合适的策略。但是这种斗争策略，绝不是要故意抱政治幻想、绝不是要“保”修正主义。然而，随着社会矛盾的展开、随着广大群众思想觉悟的逐步提高，现在还以“讲究策略”为名义抱住这种方法，并把这种策略“发展”成“保党救国”的理论和战略，则是极其有害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