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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一带一路”实践的理论思考

2018-3-21 22:39|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2514| 评论: 0|原作者: 江涌|来自: 《现代国际关系研究》杂志2018年第2期

摘要: 关键的重要的是要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丝绸之路有何不同?与欧洲的老殖民主义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什么本质不同?我们旨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能不能与相关国家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共振?

 

“一带一路”是一个伟大构想,相关参与者建设者们正在通过一个个成功的实践,努力把伟大构想变成现实。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与有效的政策,要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与更加有效的政策,则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和总结,获得更多更好的规律性认识。本文就“一带一路”实践中遇到的全球化、路以载道、伊斯兰现代化、科技与生产力领先、发展安全相统筹等比较宏观的战略问题,以及提升国际话语权力、地缘政治影响力、应对非政府组织能力、货币金融能力、情报军事能力等相对具体的战术问题,进行初步的理论思考,这些思考对于形成有关“一带一路”更科学的理论与更有效的政策可能有所助益。

【本文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文章内容纯属作者个人观点,不代表本网观点,转载请注明来自察网(www.cwzg.cn),微信公众号转载请与我们联系。】

江涌:对“一带一路”实践的理论思考

一、关于全球化方向与性质的问题

二、关于路以载道或走路扛旗的问题

三、关于帮助伊斯兰国家走向现代化的问题

四、关于科技与生产力领先的问题

五、关于统筹发展与安全两件大事的问题

六、关于国际话语权力的问题

七、关于地缘政治影响力的问题

八、关于有效应对非政府组织的问题

九、关于提高货币金融能力的问题

十、关于增强境外情报军事能力的问题

2013年9月和10月,习近平主席分别访问哈萨克斯坦和印度尼西亚,期间提出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一带一路”倡议脱颖而出。中资企业尤其是大型国有企业一马当先,迅即调整“走出去”的步伐,踏上“一带一路”的节拍。自那时起,“一带一路”以点带面,从线到片,逐步有声有色,有模有样,成形成势,如此引起国内外高度关注。然而,如人饮水,冷暖自知。对于很多“走出去”的企业,对于那些参与“一带一路”的企业,酸甜苦辣咸样样都有。因此,阶段性地总结好“一带一路”实践的得与失,一起分享成功经验与挫折教训,有助于增强我们对“一带一路”中问题认知与应对能力,以便将这个新时期的“中国故事”写得更精彩,讲得更动听。

邓小平同志说过,世界上的事情都是干出来的,不干,半点马克思主义都没有。[①]“一带一路”是典型的“干中学”,边干边学,一旦认定战略方向,便朝着既定方向奋勇前进,在前进中不断总结经验教训,从而使前进的步伐更加稳健。2017年11月15日,由国家开发银行组织的“一带一路”相关实践研讨会在成都举行,众多“走出去”、参与“一带一路”建设的企业派出各自代表,介绍了他们在境外投资的经验和问题。本文正是在这些经验尤其是问题的基础上的初步思考。辩证唯物主义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实践出真知,同时又指出意识对物质的反作用,理论对实践的指导作用。“一带一路”参与者建设者们,正在通过一个个成功的实践,把伟大的构想变成现实。成功的实践离不开科学的理论与有效的政策,要形成更加科学的理论与更加有效的政策,则需要在实践基础上,进行广泛深入的思考和总结,从而得到更多更好的规律性认识。

一、关于全球化方向与性质的问题

“一带一路”是在全球化大背景下谋划与施行的,因此全球化大势不可不察。

今天的全球化业已走到十字路口,何去何从?在多种舆论与评论看来,中国正在高举全球化的大旗。但是,中国主流知识界对全球化的认知有个基本倾向,即将全球化当作一种趋势。在趋势之下,在世界大势之下,也只有顺势而为。是谓“全球大势,浩浩荡荡,顺之者昌,逆之者亡”。而且,一些专家学者依据中国近几十年来的成功经验,认定中国经济取得的巨大成就,就是跟参与全球化、融入国际体系、加入国际分工紧密相关,认定中国就是全球化的受益者,甚至还是最大受益者,如此云云。

然而,并不是所有的有见地的专家学者都认同全球化是趋势性的。读过贡德·弗兰克著作《白银资本》的人,想必会被作者对全球化是一种周期性的翔实论证所吸引。作者批评,“西方”历史学往往不把生活和历史看作是周期性的,而是依据一种“进步观”把历史看作是有方向的、直线发展的。[②]在以人流、物流、资金流、信息流等涓涓细流汇聚的全球化滚滚洪流中,人是最关键因素。然而,人的流动性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乃至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要比现在高得多。一战二战以来,西方用严格的海关制度、签证制度,限制了人流与物流。因此,类似弗兰克这样的学者认为,一战二战之前,世界的流动性亦即全球化的特征,比今天还要明显。

历史上奥斯曼土耳其崛起,以及第一二次世界大战,都中断过此前的全球化进程。类似朱格拉周期(约10年)、库兹列茨周期(约20年)、康德拉季耶夫周期(约50年)等比较成熟的周期理论,以及卡梅隆(1973)提出的200年逻辑曲线、斯努克斯(1996)提出的300年周期、吉登斯和弗兰克(1992,1993)提出的500年周期等大历史周期理论,从多种视角给予全球化周期性以一定力量的支撑。有鉴于此,全球化是趋势性还是周期性,世界学界没有共识。断言全球化就是趋势性的历史证据并不确凿,全球化规律有待深入研究探讨。问题在于,倘若全球化果真并非就是一种历史趋势,或具有一定的周期性,抑或兼具趋势性与周期性,那么中国的一些学者给予中国的相关战略与策略——包括对“一带一路”的理论解释——的立论基础并不牢靠。英国脱欧、美国保守主义再现、西方右翼势力抬头是历史的偶然?逆全球化、反全球化是否有合理之处?如果有,那么合理之处在哪?中国在一直向前走的同时,要不要向两边看一看?等等相关重要议题,值得研究。

有关全球化的问题或争论还在于,全球化的性质问题。二战以后的全球化,普遍被称之为美国引领或主导的全球化,有的干脆就叫美国化,是一类典型的资本主义或美式资本主义全球化。美式全球化取代此前的英式全球化,都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这类全球化在“9.11事件”之后,在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发大冲击、产生大萧条之后,全球化之路正越走越窄,美国也越来越没有自信与兴趣主导全球化,重启NAFTA谈判,淡化TTIP谈判,退出TPP谈判,退出多边组织与多边协商,祭出贸易保护、国货优先的大旗,等等迹象显示,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差不多就要寿终正寝了。

在很多外人看来,中国似乎取代美国成为全球化的新旗手。果真如此,中那么中国引领和美国主导的全球化本质上有什么不同?仍然是资本主义全球化,还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全球化?既是“特色”又如何“全球”?如果两者没有什么本质的不同,那么是否可以立论:美国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中国引领的全球化之路能越走越宽?美国主导的全球化,国际通行美国标准与规则,美国从中赚取了巨大收益。中国企业走出去,积极从事“中国建造”,销售“中国制造”,要有意识有步骤有策略地推出“中国标准”与“中国规则”,从而为中国引领的全球化铺平道路,但是根据企业从前线反馈的信息看,中国在“中国标准”与“中国规则”上尚没有比较积极考虑与主动作为。有鉴于此,需要一些比较明晰的理论,给中国引领的全球化一个更为合理的说明,给中国乃至全世界以更大的信心和力量。

二、关于路以载道或走路扛旗的问题

“一带一路”,我们一直以“构想”与“倡议”示之以世人,忌讳提“战略”一词。对于相关专家学者来说,这并不是关键的主要的,而且也不是重要的紧要的,关键的重要的是要说明“一带一路”倡议与古丝绸之路有何不同?与欧洲的老殖民主义与美国的新殖民主义有什么本质不同?我们旨在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目标?能不能与相关国家达成广泛共识,形成共振?为共同理想而共同奋斗?概言之,我们要向世界、向相关“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阐述一个什么样的道理?大道小道?正道奇道抑或中道?

近些年来,中国一直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成为地区乃至国际一个重要的“增长极”,世界经济三到四成的增量由中国贡献,给相关国家带来了不少好处,世界经济国际社会因此出现一个新概念,叫“中国因素”或“中国景气”,新西兰等南太国家、柬埔寨等东南亚国家、哈萨克斯坦等中亚国家以及韩国等东亚国家的舆论,对中国都给予了很多的积极评价。对于近年推出的“一带一路”,中国在努力地做,相关国家在平静地看,而一些西方国家在一个劲地说,说中国搞新殖民主义,搞地区扩张主义,搞大国沙文主义,搞机会主义。很少一如我们所宣传的那样,中国在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搞“和谐世界”,搞“共享发展”。当今世界,西方拥有近乎绝对的话语权,西方媒体说什么,西方国家的人们乃至世界的人们,甚至包括中国的一些人们,也都会相信西方媒体的信口雌黄。

对于“一带一路”的意义,我们有很多很好的描述:一如,“一带一路”是互利共赢之路,将带动各国经济更加紧密结合起来,推动各国基础设施建设和体制机制创新,创造新的经济和就业增长点,增强各国经济内生动力和抗风险能力。[③]再如,中国提出“一带一路”倡议,就是要以加强传统陆海丝绸之路沿线国家互联互通,实现经济共荣、贸易互补、民心相通。[④]还如,“一带一路”是开放的,是多元的,是共赢的。这条路不是某一方的私家小路,而是大家携手前进的阳光大道。[⑤]资本主义国际体系本质是现实主义的,示之以利,切中要害。但是,“一带一路”肯定要超越资本主义国际体系,走什么路,扛什么旗,是引领地区乃至国际秩序、占据国际道义高点的关键。路以载道,中国学者要深入领会习近平主席的“阳光大道”精神实质以及“一带一路”倡议的战略意义,在“互利共赢”之外之上,提炼出“一带一路”这一“阳光大道”应有的道理与道义。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美西方一改欧洲的老殖民主义一味地剥削压迫的传统,通过多边、地区以及双边,不断增加对发展中国家的各种援助。《论语·卫灵公》有言“群居终日,言不及义,好行小惠,难矣哉!”当然,美西方言不及义,远离正义,更远离社会主义,而且还严密防范社会主义,实际的言行所及,对自己是垄断资本主义,对别人是新殖民主义,非常有限的医疗援助、经济援助、技术援助等“好行小惠”,解决不了什么实际问题,多是用于粉饰宣传,而且这些“小惠”还附加很多条件,包括政治条件,这让诸多奉行独立自主的发展中国家无法接受,接受了也不会领情,不会说好,甚至埋下了抱怨与憎恨。

因此,中国要吸取充分吸取美西方“言不及义,好行小惠”的教训,吸取“输血”而不是“造血”的教训。不仅如此,为消除美西方对中国的所谓“新殖民主义”等抹黑与指责,我们要学会并善于“扛旗走路”,言要及义,正义道义。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邓小平曾经说过:“坚持社会主义,是中国一个很重要的问题。如果十亿人的中国走资本主义道路,对世界是个灾难,是把历史拉向后退,要倒退好多年。如果十亿人的中国不坚持和平政策,不反对霸权主义,或者是随着经济的发展自己搞霸权主义,那对世界也是一个灾难,也是历史的倒退。十亿人的中国坚持社会主义,十亿人的中国坚持和平政策,做到这两条,我们的路就走对了,就可能对人类有比较大的贡献。”[⑥]中国对人类对发展中国家有比较大的贡献,不仅在于援助投资,输血造血,更在于给发展中国家营造一个相对良好的发展环境——反对一切霸权主义,以及率先示范独立自主地走自己道路的能力与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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