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一带一路”实践的理论思考

八、关于有效应对非政府组织的问题

在西方，随着后工业社会的发展、政治民主的深入以及阶级分化利益固化，非政府组织(NGO)如雨后春笋般、成千上万地发展起来。由大大小小的不同的利益集团组成形态各异的NGO，往往以某种特定的诉求为目标，以法律为依托，以财力为杠杆，以扩大能见度、取得发言权为导向，在西方社会、经济、政治、文化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发挥重要作用。NGO与政府组织、NGO与各类经济组织(公司企业)以及各种NGO之间的竞争合作式博弈，构成西方社会政治光谱的一部分，维系着西方社会的正常运行。随着资本的扩张、全球化的推进、新殖民主义的拓展，西方NGO也走向世界，很多NGO成为维护西方利益甚至是强权政治的重要工具。

橘生淮南则为橘，生于淮北则为枳。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陷入经济困境，而不得不接受国际组织与美西方国家的有条件援助，其中的条件就包括社会开放，接受西方的NGO。一些发展中国家，因为不能有效识别美西方国家新殖民主义的新手法及其危害，在“普世价值”这一塞壬歌声的诱惑下，把政治民主化当作实现国家现代化的必由之路，甚至是捷径，于是纷纷引进与发展NGO。然而，没有经过工业化(高度的有组织的社会分工)锻造锤炼的社会，在政治民主化的催化下，很快走向原子化碎片化，轻轻一击，即一盘散沙。社会在强国富民、发展道路等战略问题上，很难达成共识，如此也就很难实现利国利民的持续发展。在东南亚一些国家，境内境外NGO数以万计，人权、环保、慈善、健康等等近乎无所不有，无所不在，有白富美、高大上，也有牛鬼蛇神、魑魅魍魉，彼此竞争，相互倾轧，把社会搞得乌烟瘴气。更有甚者，成为孵化极端民族主义、排外主义、打击特定境外力量的遮羞布与搅屎棍。

长期以来，为了聚精会神搞建设，一心一意谋发展，抑或为维系社会稳定，抵御西方的“和平演变”与“颜色革命”，中国一直管控与规范民间组织的发展，尤其是西方NGO的渗透。中国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政治昌明、文化繁荣等一系列卓然不群的成就，清晰地显示，中国对民间组织的管控规范、对西方NGO渗透的防范是正确的、适宜的。但是，兴一利往往也会生一弊，随着中国参与国际分工、“走出去”的步伐日渐加快，尤其是“一带一路”的快速推进，中国企业在海外面临着一个迥然不同于国内的投资经商环境，其中就包括遭遇到越来越多的NGO滋扰。在国内，企业很少或根本就不用与NGO打交道，因此也就没有相关的任何经验，所以面对一些东道国NGO的胡搅蛮缠，甚至穷追猛打，有的企业近乎束手无策，不甚其烦，不堪其扰。一些好端端项目，正是因为NGO的滋扰而陷于停顿或半停顿，让企业损失惨重。一些很好的投资目的地，因为担心NGO的滋扰，而踟蹰不前，令企业错失良机。

九、关于提高货币金融能力的问题

金融是现代经济的血液，是创新驱动的杠杆。海外投资没有相应的金融服务，近乎寸步难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总体上比较落后，基础设施建设滞后，需要巨额投资，年资金需求估算在8000亿美元左右，供需缺口巨大。中国倡议“一带一路”建设，“五通”之中，资金融通非常关键。但是，中国也是一个发展中国家，财力有限，援助开发的资金更是有限。因此，在政策性金融之外，要大力发展商业性金融。但是，中国的金融市场不发达，覆盖面不广，层次不深，难以满足商业性金融的多种融资需求。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长期领跑世界经济，可谓一枝独秀。2007年美国次贷危机引爆国际金融大危机，大危机引致大冲击，导致世界经济普遍低迷，然而中国及其所在的亚洲，经济依然热络，风景这边独好。由于缺乏金融话语权，标普、穆迪、惠誉所代表的国际评级机构，多年来一直压低中国的主权信用等级。近年来，在中国以及国际社会的不满声浪中，三大评级机构对中国有所“关照”，但是也只是微调到适宜投资级别，而且不时给予负面展望。依照国际信用评级业的行规，一国机构企业的信用等级不能高于该国的主权信用等级，因此中国金融机构的信用等级怎么整也高不了，信用等级直接关联融资成本，高融资成本限制了参与国际金融市场的能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尤其是相关伊斯兰国家基本上都是“高风险国家”，这种风险的认定与界定，主要来自三大评级机构，所谓独立第三方的评级与评估，近乎没有不受三大评级机构的影响，要么是直接的评级结果，要么是相关评判标准。

巴基斯坦作为“全天候战略合作伙伴”而成为中国推进“一带一路”上具有支点作用的国家，为增进两国更为紧密的传统友好关系，中巴双方正“以中巴经济走廊建设为中心，瓜达尔港、能源、基础设施建设、产业合作为四大重点，形成“1+4”合作布局，带动巴国各地区发展，让巴国广大民众得到实惠。”[21]中巴经济走廊建设启动以来，遇到包括投融资在内一系列问题。巴国经济总体落后，能够用于出口挣汇的本国东西较少，而需要美元购买的他国商品很多，尤其是对石油等大宗商品的进口，于是形成国民对外国商品的大量需求与本国外汇严重不足的矛盾，物以稀为贵，如此对美元情有独钟。尽管“中国制造”在巴国很有市场，“中国建造”在巴国项目众多，但是巴国对人民币认知与接受程度依旧不高，被一些部门叫得震天响的“人民币国际化”在“一带一路”的关键地点、核心地区、支点与示范国家，多年被称为“巴铁”的巴基斯坦，却遭遇十分尴尬的局面。矛盾总是双方面的，中方在巴国就“人民币国际化”具体做了哪些卓有成效的工作，要不要认真总结一下?

多家评级机构认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多是中高风险国家，各类风险尤其是政局不稳以及恐怖袭击等风险莫测，成为中资企业对外投资的最大障碍。多年来，中国出口信用保险公司为相关企业涉及国家风险(战争、国有化、政府征收、外汇管制等)提供担保，而且与时俱进、因地制宜，调整业务经营范围，例如为巴基斯坦政府按合同支付中资发电企业的电费进行担保，解决了不少涉外企业的后顾之忧。然而，问题是，并不是所有企业、更不是所有主要风险，都能进入中信保的雷达屏幕，都能得到中信保的青睐与惠顾。实际上，只有大型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大型央企才能及时便捷地得到中信保提供的商业保险。而众多的民营企业、中小企业往往只能徘徊在中信保的大门之外，只能是八仙过海各显其能。与此同时，一大批实力显赫(钱实在太多，多到无处花)国内保险机构，因为拿不到涉外牌照，而对众多潜在顾客无能为力。很显然，中国涉外保险业的发展，已经远远不能满足中资企业“走出去”的需要，不能满足“一带一路”快速推进的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