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当年为何与苏联修正主义决裂？

当时的苏联新领导与尔后的苏东剧变有没有关系？

实际上，1965年的莫斯科三月会议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从思想上的分歧发展到组织上的分裂，中国共产党和苏联共产党以及欧洲一些党之间的关系就此中断了，社会主义阵营不复存在。因而，有的研究者认为，莫斯科三月会议成了中苏两党关系完全决裂的标志。所以说，中苏关系破裂、社会主义阵营瓦解，责任不在中国共产党，而在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

自从1965年的莫斯科三月会议之后，中苏两党之间从此就没有再发生过重要往来。直到1989年5月15日，戈尔巴乔夫访华，DXP才握着戈尔巴乔夫的手，在众多媒体记者面前宣布两党关系正常化。但是，戈尔巴乔夫访华回国后不到两年时间，苏联就解体了、苏共就解散了。

回顾苏共以往几十年，首先是赫鲁晓夫肆无忌惮地散布各种修正主义观点，丑化斯大林、带头搞历史虚无主义，又散布对核武器的恐惧、对帝国主义的幻想，还鼓吹与资本主义制度“和平共处”、“和平竞赛”。赫鲁晓夫下台之后，苏联新领导没有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造成的混乱和危害进行反思、检讨，只是为了减轻各国兄弟党对他们的批判，将修正主义观点隐蔽起来，不再高调重复，同时鼓吹“团结一致”、“共同对敌”等论调，以便巩固苏修领导集团的霸权地位。当他们的霸权地位受到挑战时，他们就大搞霸权主义、采取高压政策。

西方的一些资产阶级文人，往往把苏联在斯大林逝世后，赫鲁晓夫掀起否定斯大林的狂潮、积极鼓吹修正主义观点这一时期，称为“解冻时期”；而把赫鲁晓夫下台、勃列日涅夫上台，直至戈尔巴乔夫上台前后这一时期，称为“停滞时期”。这种说法似乎是在说，赫鲁晓夫下台后，在苏联，否定斯大林、积极鼓吹修正主义观点的浪潮停止了。

其实，这种说法只是看到了表象。所谓的“停滞时期”，并没有从根本上批判和克服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因而给后来的戈尔巴乔夫修正主义留下了合法性的后门。而对于苏联社会上、特别是思想领域里出现的各种反共、反斯大林的思潮、文学作品等，苏联新领导一概采取简单镇压的方法，因此没有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正如毛主席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文中指出的：

“不让发表错误意见，结果错误意见还是存在着。而正确的意见如果是在温室里培养出来的，如果没有见过风雨，没有取得免疫力，遇到错误意见就不能打胜仗。”

毛主席早在1957年就认识到，在生产资料所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之后，还存在着阶级、阶级斗争，思想领域里还将存在长期的思想斗争，资产阶级思想、小资产阶级思想必然要顽强地表现自己。1950年代的波兰、匈牙利事件，以及苏共“二十大”掀起的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浪潮，更使得毛主席确信，社会主义社会两个阶级、两条道路的斗争，还将反映到共产党内部，特别是党的高层内部。而苏联领导人，无论是赫鲁晓夫，还是赫鲁晓夫下台之后的苏联新领导人，他们固守着赫鲁晓夫关于“全民党、全民国家”的一套修正主义理论，他们怎么可能认识到社会主义社会的阶级斗争、路线斗争呢？

所以说，所谓的“停滞时期”，其实是“掩盖时期”——掩盖着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却不对其进行批判和根除；也是“虚伪时期”——打着列宁主义旗号，高喊着“国际团结”、“一致对敌”，却奉行着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

这一时期的苏联，表面看来很厉害、很强大，其实很脆弱。因此，苏联解体、苏共倒台，绝不是偶然的，而是此前几十年来积累而成的后果。

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明智之举

据吴冷西著《十年论战》记载，1966年1月，苏共中央致函中共中央，说苏共将在4月间召开“二十三大”，邀请中共派代表团参加。3月，毛主席召开常委会议，讨论是否派团参加的问题。会上，毛主席说：

“依我看，我们不能去。如果去参加，那就跟中间状态的党混同了，……要使人家不动摇，首先自己不要动摇。我看不能去，也不必发贺电，只告诉他们说我们不参加就行了。”

毛主席当年果断决策不参加苏共“二十三大”，是基于对苏联新领导的一系列观察，透过一系列表面现象，可以说做出了本质判断：苏联的新领导人在政治上不诚实，因此他们在政治上不可靠，所以我们对他们在政治上不信任。

实际上，早在1964年11月，周恩来率团到莫斯科参加十月革命47周年纪念活动。在莫斯科与苏共会谈时，周恩来质问他们：“在赫鲁晓夫下台以后，究竟是继续执行他的路线，还是要改变他的路线？”这时，苏联领导人米高扬脱口而出：“在同中共分歧的问题上，我们同赫鲁晓夫完全一致，甚至可以说没有丝毫差别，所有决定是苏共中央集体做出的。”（见吴冷西著《十年论战》）

这就充分说明，赫鲁晓夫之后新上任的苏联领导人面对赫鲁晓夫修正主义和霸权主义造成的一系列被动局面，没有丝毫的反思。他们把赫鲁晓夫赶下台，恐怕是嫌赫鲁晓夫太笨、太愚蠢，在推行修正主义路线时不够圆滑、老练。

如果说，当时米高扬的回答是出于匆忙，因为那时离赫鲁晓夫下台只有一个月，那么，经过尔后一年、两年、多年的实践证明，当时的苏联新领导就是要继续实行没有赫鲁晓夫的赫鲁晓夫路线，只不过在宣传修正主义观点时更隐蔽、更婉转，同时增加了一些好听的话，例如什么“团结”、“反帝”、“共同对敌”等等。

还有，就是对待批判他们修正主义路线的各兄弟党、兄弟国家，苏联新领导要么置之不理，要么实行高压，与赫鲁晓夫时期所奉行的霸权主义行径相比，有增无减。对于苏共自赫鲁晓夫上台以来推行的修正主义路线及其所造成的混乱和危害，苏联新领导人则始终缄口不言，拒绝任何自我批评，似乎他们“一贯正确”，需要批评的只有别人、而没有他们自己。

对于赫鲁晓夫修正主义所造成的一些后遗症，例如苏联国内的一些反共思潮、反苏文学作品，例如1968年发生在捷克的所谓“民主改革”，苏联新领导完全失掉了共产党人应有的思想政治工作本领，一概坚决镇压，还以此来证明其在“坚持社会主义”。

我们回顾这些历史，是为了我们今天保持清醒的头脑。一个是面对现在的修正主义，要着眼于它的发展历史，决不能被它说一两句好听的话所忽悠，不能抱政治幻想。再一个就是我们“左派队伍”内部，对一些持错误观点不改、又隐蔽起来说好话、奢谈“团结”的人，也要保持警惕。

历史背景介绍：

斯大林逝世后，出现了以赫鲁晓夫为中心的现代修正主义思潮。1956年苏共“二十大”期间，赫鲁晓夫作了诋毁斯大林的“关于个人崇拜的报告”（史称“秘密报告”）。同时，在苏共“二十大”的总结报告中，赫鲁晓夫借口世界情况已经发生“根本变化”，提出了所谓“和平过渡”观点。他说，十月革命的道路“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是“唯一正确的道路”，现在情况变化了，有可能“通过议会的道路”从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于是，苏联共产党带头，南斯拉夫、意大利等国共产党响应，东欧各个社会主义国家跟风，他们疯狂诋毁斯大林、丑化苏联社会主义制度，同时鼓吹和平过渡、迷信议会道路，还宣扬“全民党、全民国家”，抹煞阶级斗争，鼓噪与资本主义“和平竞赛”，等等。所有这些，严重干扰和瓦解了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和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一百多个国家的共产党内部，因此而发生了从思想上到组织上的分裂。

1961年举行的苏共“二十二大”是苏共领导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分裂社会主义阵营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个新的高峰，可以说是苏共领导把他们自己从苏共“二十大”开始逐步发展起来的修正主义理论形成完整体系的一个里程碑。在这次大会上，苏共领导再一次集中地大反斯大林，并将斯大林的遗体从列宁墓“请出”；同时提出了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种制度之间的所谓“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同时还提出苏联社会已经不存在阶级和阶级斗争，据此提出了“全民国家”和“全民的党”的谬论。

毛主席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雄伟气魄，带领全世界真正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和革命政党，与这股现代修正主义思潮进行了不妥协的斗争。一开始，我们出于斗争策略，采取的斗争形式主要是内部讨论、内部争论，尽量维护国际共运的团结。但是，苏联修正主义集团一意孤行，于1963年7月14日发表了《致苏共全体党员的公开信》，公开攻击中国共产党。在1964年2月苏共中央全会上，他们又公开做出反华决议。与此同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共产党都跟随苏修的指挥棒，公开发表文章指责中国共产党。

中国共产党被迫于1963年9月至1964年7月先后发表了以“九评苏共中央公开信”为主题的9篇文章。这9篇雄文，从各个方面深刻剖析了现代修正主义的思想根源，有力鞭挞了苏修叛徒集团的种种行径。这9篇雄文，不仅在国际上产生了重大影响，也在苏联国内产生了重大效应。由于赫鲁晓夫长期以来推行现代修正主义观点和奉行霸权主义作风，使苏修叛徒集团在国际上越来越孤立、越来越被动，也使苏修集团内部发生严重矛盾。1964年10月，他们内部上演了“换班闹剧”，让赫鲁晓夫“光荣退休”，换上了以勃列日涅夫为首的苏联新一届领导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