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史上所没有的文革史

文学史上所没有的文革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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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03.27一枝清荷

几乎所有的人都在说，文革期间文化上就是一片荒漠。如今的中国现当代文学史，大大小小的版本也有一百多种，但是里面涉及的文革文学，几乎基调出奇一致，就是文革是一片荒芜，文革是扼杀文学的摇篮。即使有一两个版本说起文革，就像触动雷区那样小心谨慎。或者干脆有人说文革时期的文学艺术就“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个作家就是写了长篇小说《艳阳天》、《金光大道》的浩然。如果文革十年，真的是一片荒漠的话，好像一夜春风，像雨后春笋吹醒的中国当代文学。可悲的是，我们一步一步地走了过来，在对待教科书的时候，可以质问朱自清的《背影》，可以说狼牙山五壮士不适合现在的孩子阅读，那么，你就不质疑一下中国的文革期间就“八个样板戏”？就这么轻易地相信了中国的作家，只有一个浩然？我们常常被告诫要实事求是，看来提倡说真话，提倡实事求是确实是需要的。

按照官方的“十年文革”或“十年动乱”的说法，文革时期在文化上说是一片荒漠，说那时中国就浩然这“一个作家”，那么请问一下：写《闪闪的红星》的李心田是不是作家？写《大刀记》的郭澄清是不是作家？写《沸腾的群山》、《探宝记》的李云德是不是作家？写《红雨》的杨啸是不是作家？写《万山红遍》、《海岛女民兵》、《小号手》的黎汝清是不是作家？写《桐柏英雄》的前涉是不是作家？写《连心锁》的克扬、戈基是不是作家？写《平原枪声》、《追穷寇》的李晓明是不是作家？写《雁鸣湖畔》的张笑天是不是作家？写《彝族之鹰》的杨大群是不是作家？写《渤海渔歌》、《燕岭风云》的单学鹏是不是作家？写《征途》的郭先红是不是作家？写《分界线》的张抗抗是不是作家？写《小英雄雨来》（又名《雨来没有死》）的管桦是不是作家？写《万年青》的谌容是不是作家？写《高玉宝》的高玉宝是不是作家？写《难忘的战斗》（又名《粮食采购队》）的孙景瑞是不是作家？写《青春》、《边城雪》、《戈壁花》、《草原似锦》的张长弓，是不是作家？写《雷锋的故事》的陈广生、崔家骏，是不是作家？写《二十响的驳壳枪》（被改编为连环画《一支驳壳枪》）的苗风浦是不是作家？写《南瓜生蛋的秘密》、《带响的弓箭》的张登魁是不是作家？写《虎子敲钟》的李田夫是不是作家？写《海花》的余松岩是不是作家？写《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并由作者本人改编为电影《烽火少年》）的颜一烟是不是作家？写《红电波》的谢学潮是不是作家？写《东风浩荡》的刘彦林是不是作家？写《机电局长的一天》的蒋子龙，是不是作家？

上面提到的作品，还只是文革时期出版的长篇或中篇小说，当然也有少数几篇出版于文革前，但文革中或再版，或继续发行，或被改编为其它艺术形式广为发行。比如连环画，在文革时期是很繁荣的，有不少精品，例子也举不胜数。上述被改编为电影故事片的也不少，比如《大刀记》、《沸腾的群山》、《红雨》、《雁鸣湖畔》、《征途》、《难忘的战斗》等。《海岛女民兵》被改编为电影《海霞》，《小马倌和大皮靴叔叔》被作者本人改编为电影《烽火少年》，《闪闪的红星》被王愿坚、陆柱国改编为同名电影。《桐柏英雄》改编得稍晚一些，电影《小花》上映时，文革已经结束了，中国进入了新的历史时期。

就凭这些影片，说文革时期只有“八个样板戏”，大概也不符合实际吧？而事实上八个样板戏确实是文学艺术的经典，革命现代京剧《沙家浜》、《红灯记》、《智取威虎山》、《海港》、《奇袭白虎团》；芭蕾舞剧《红色娘子军》、《白毛女》和交响音乐《沙家浜》。这是文革初期的戏曲改革成果。后期的革命现代京剧《龙江颂》、《杜鹃山》、《平原作战》、《磐石湾》、《红云岗》和舞剧《沂蒙颂》等，都没有包含在内。也就是说，仅就“样板戏”而言，也不只是八个，而是十几个。此外还有其他许多剧种和地方戏曲，比如那个湖南戏《园丁之歌》，毛主席看过，还带头鼓了掌。直到粉碎“四人帮”后不是也备受推崇吗?

由此可见“八个样板戏，一个作家”这句话，是经不起推敲和检验嘛。你说就浩然一个作家，本意可能是为了抨击和否定那个时代，或顺带贬损一下浩然，但客观上不是把其他许多作家的劳动成果也一起否定和抹杀了吗？

事实上除了以上提到了大约20多位作家，还可以列出20多名作家，以及他们在文革时期创作、出版的作品：比如《火网》（王世阁）、《春潮急》（克非）、《陈胜》（刘亚洲）、《农奴戟》（克扬）、《昨天的战争》（孟伟哉）、《激战无名川》(郑直)、《李自成》第二卷（姚雪垠）、《擒龙图》（张骏）、《向阳院的故事》（徐瑛）、《新来的小石柱》（董边）、《响水湾》（刘万隆）、《山村枪声》（木青）、《红石口》（龚成）、《山川呼啸》（古华）、《使命》（王润滋）、《小兵闯大山》（莫应丰）、《钢铁巨人》（程树榛）、《洪雁》（王小鹰）、《渔岛怒潮》（姜树茂）、《瓜瓜看瓜》（李述宽、岳长贵）、《牛田洋》（南哨）、《千重浪》（毕方、钟涛）、《保卫马良山》（李丰祝）、《春潮》（海笑）、《丹凤朝阳》（碧野著）、《红缨歌》（红万林）、《战地春秋》（胡万春等）、《高高的苗岭》（叶辛）。还有一些作品，写于文革时期，待出版时，文革已结束了，也就成了“新时期文学”，如张孟良的《津郊武工队》（又名《血溅津门》），杨沫的《东方欲晓》，魏巍的《东方》。这些作品，有的被摄制成电影故事片，有的被改编成连环画。

除了小说之外，诗歌、散文、剧本就更多了，诗人、散文家也就不胜枚举。在文革时期影响较大的就有：《祖国呵，母亲！》、《緑色的沙漠》（又名《沙漠的春天》）的玛拉沁夫（他也是著名的小说家）；《黄河少年》、《开山的人》、《十月的风云》的雁翼（他还是个著名的诗人）；《特殊任务》、《南海长城》的梁信；《创业》的张天民；《山花》的孙谦、马烽（著名的“山药蛋派”作家）；《长空雄鹰》的陈立德；《英雄儿女》的毛烽（小说原著巴金）；《南海风云》的陆柱国（也是著名的小说家）；《车轮滚滚》的薛寿先；《枫树湾》的陈健秋；《年青的一代》的陈耘、石方禹；《大刀记》的曲延坤、邱勋（小说原著郭澄清）；《陈玉成》的刘征泰；《芦荡火种》（《沙家浜》）的汪曾祺（也是著名小说家）；《平原作战》的张永枚（还是著名诗人）；这些剧本，除《陈玉成》外，都拍成了电影在全国上映。《陈玉成》被改编为连环画。

以上提到的一些作家，有的在当时可能还不太知名，但进入新时期以后，写出了更有影响的作品，有的至今仍活跃在文坛。比如文坛上的一些声名显赫的作家，比如古华、刘心武、贾平凹、陈建功、李存葆、韩少功、陈忠实、蒋子龙、铁凝、路遥等等，包括诗人叶文福、梅绍静、雷抒雁、纪宇、顾城等，文革时期就已经开始写作并发表作品了。

那个吹响伤痕文学的代表人物刘心武不是在1975年也出版的中篇小说《睁大你的眼睛》、短篇小说《盖红印章的考卷》了吗？陈忠实的短篇小说《无畏》写的都是“与走资派作斗争”等文革时期时髦的题材。贾平凹的第一本小说《兵娃》就写于文革时期（1977年由中国少年儿童出版社出版），是歌颂文革中的红小兵、反映农村中两条道路斗争的短篇小说集。他在《后记》中写道：“贫下中农把我推荐上了大学，我开始拿起了笔参加战斗。在三年的大学期间，我们按照毛主席的教导，开门办学，到农村的几次实习中，我又回到了小伙伴中间，那些红小兵的可爱形象，时时使我感奋，使我激动。于是，我断断续续写下了这一支支对新一代的赞歌！对文化大革命的赞歌！”这些作品显然比较幼稚和粗糙，特定时代的烙印很明显。

文革时期，除了文学新人和继续坚持写作的一些文革前成名的中老年作家的新作，也陆续再版了一些有影响的优秀作品，如贺敬之的诗集《放歌集》，张永枚的诗集《螺号》，石祥的诗集《兵之歌》，魏巍的通讯特写集《谁是最可爱的人》，冯志的长篇小说《敌后武工队》等等。还翻译出版了一些外国的文学名著，如前苏联高尔基和奥斯特洛夫斯基的作品，日本革命作家小林多喜二的作品。《水浒全传》等中国古代的四大名著也在文革中后期再版。所以，文革期间文化是一片荒漠的说法，纯粹属于荒谬。将文革时期文学艺术简单地说成是“文革空白论”，这样做的目的：既损害了文学史研究的严肃性，又使一些文革时期坚持创作的作家和他们的艺术创造被遮蔽，未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和客观公正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