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上）

4．在军区汇报、周恩来谈话时出现的抵触与冲突：

周恩来与陈、钟谈话做工作；但陈再道仍十分抵触，不满周的讲话。周苦口婆心劝说陈：文化革命是史无前例的，没有经验犯了错误；错了改正就好；要你们承认错误，写检讨，是为了保护你们，不是要打倒你们。主席对此都已经表态了嘛！但陈再道依然不满，将整理的工人总部的材料送给周，甚至扬言让总理去调查嘛。说：“毛主席自己说要相信干部的大多数、军队战士的大多数、群众的大多数，这三个大多数都是支持‘百万雄师’的，要给军队下面做工作你自己去做，我做不通”。甚至“拍桌子说你有什么了不起，你……我还不知道”？以至指着周的讲稿扬言：“如果真是毛主席在你的讲稿上签字，我们就执行”。⁴

陈再道后来检查说：（我）不传达毛主席的指示，主席七月十八号的指示，要我们做好部队工作，做好“百万雄师”的工作，也未传达，也未去做。……周总理讲了，不是真通……总是他（指总理）在讲，自己还在那里叫把过去整理造反派的假材料送上去看，为什么叫送上去呢？总是思想感到他们（按指中央）看到那方面，没有看到这方面，没有看到全面。我在那里表态，心里总还是抵触的，不愿意坚决贯彻。钟政委事后检查说⁵：14日“总理向陈再道和我传达了主席的宽大关怀和又严肃的警告，要我们不要把屁股坐在‘百万雄师’一边。…我们…听不进去，也不向常委传达。谢副总理和杨代总长都和我们打了招呼，说工总要翻案。我们……仍按原方案汇报。为了稳定决心，也不向常委打招呼”；“在15、16两日的汇报中，中央首长的插话又进一步明确了我们的大方向错了，工总要翻案，三新二司的大方向是对的。显然我们的攻击失败了，但心不死，又把后梯队（各大单位的领导）调上来攻击中央。要中央听听下面的意见，其实都是我们定的调子。下面对‘百万雄师’、三新、二司是有不同观点和见解的。特别是‘百万雄师’挑起大武斗以后，这是再次企图逼中央照我们的方案办”。

5．省军区独立师擅自将总理讲话要点传达基层，挑动部队反弹

武汉军区第二政委钟汉华后来检查⁶是准确的：“周总理的指示，再三交待不要向下传达，我批准蔡炳臣传达了（按：7月18日晚），这是‘7.20’反革命暴乱爆发我点的第一把火。19日夜晚谢副总理等同志指示后，我不按最高指示办，反而叫大家快传达，分秒必争。这是我点的第二把火”。

18日夜，军区会议精神由独立师蔡政委决定传达到团级干部，次日又传到排级干部，并把派出去的军代表叫回听传达。蔡说：“我和师长本来是代表大家意见去向中央首长回报的，但一看气氛不对，总理和王力根本不愿听取大家的汇报。钟政委在汇报时说一句，总理问一句，问得钟政委答不上来，只好把汇报提纲放在一边作检讨。军区后勤和其他单位观点都是一致的，在汇报时也被顶回去了。我们汇报对新华工看法时，王力很反感……总理和王力很注意我们两个”。“王力讲，三新、二司打解放军是对解放军的最大爱护。王力把‘百万雄师’的优点都变成了缺点”。群情激愤之下，牛、蔡说“你们对外不要提总理说的”，暗示把矛头指向王力。

蔡又向8201机关干部传播谣言说“王力的老婆是新华工的副教授，难怪新华工的消息那么灵通；儿子是二司的头头，所以王力说二司好”；牛插话“王力是国民党员，还是从公安厅查到的，还来不及向中央报告”；对于王力的政治谣传，在15、16号已经在社会上散布。

军区秘书科揭发：19日下午军区召开师以上干部会议时，独立师的战士就到政治部值班室来造反，反对“四点指示”，（当时谢、王正在传达总理指示）但是机关同志都不知道王力有“四点指示”，为何独立师知道那么早？又没有进行深入细致的思想工作，结果造成部队思想大混乱，甚至发展到不可控制的地步。⁷

19日下午，蔡政委气冲冲离开军区会场，牛相继退出回到师作战部，牛对部下大发怨气，摔桌子椅子，大叫“拼了”。19时，8201的49人冲进军区，硬要谢接见，回答问题。并质问军区：王力凭什么把拥有120万人的群众组织打成“保守组织”？23时半，8201各团宣传车在师部集中，准备上街。蔡说“去就去吧，要守纪律”；有200多指战员围着军区二号楼大闹。

对独立师的异常行径，干部曾提出疑问和意见——19日晚12时许，六团翟团长顾全大局，当面向蔡提出“要采取措施，不能让部队上街”，蔡气冲冲地回答：“什么上街不上街，不开枪就行”。

6．独立师领导纵容和参与了揪斗王力和扩大事态

某些人在19日下午将“百万雄师”首要头目接去，面告毛主席就在东湖的绝密消息，授意群众去向中央反映自己对武汉文革问题的意见。⁸ 半夜至次日凌晨，独立师干部和“百万雄师”在军区密谋冲击东湖宾馆、揪斗王力，名曰要求中央首长接见，与王力谈判。

“百万雄师”冲击东湖宾馆中，警卫人员多次向独立师首长牛、蔡报告情况，而牛、蔡无动于衷，不向军区报告，也不积极设法制止，直至凌晨六时许，牛才到现场也并不采取果断措施，放任围攻、绑架王力，说：“让王力上车吧，上了车还好些！”并亲自参加在军区内对王力的批斗。事件发生之后，蔡探问大家看法，有机关干部尖锐指出其性质是兵变，蔡当即回答说：“不要把问题看得太严重了，……党中央、毛主席不会那样处理”。当晚，蔡又说：“这次我带了头，创造了谈判条件，以‘百万雄师’和军队为一方，以‘三新二司’为另一方到北京去谈判”。22日上午，蔡炳臣和周忠召集宣传车约50余人到师部开会，蔡作了新布置，讲：1、这两天他们做了一个大好事，把群众发动起来了，火已经点起来了，迫使武汉军区作检查的公告不能发表，创造了去北京谈判的条件。……2、火已经点起来了，现在要求大家稳定下来，准备做第二件好事，就是坐下来整理材料。

22日晚经蔡口述，传达四条紧急命令，再次规定要坚信师党委的决定是正确的。

7．“百万雄师”部署继续抵制、散布谣言

20日独立师干部战士和“百万雄师”在军区批斗王力，强迫他对武汉问题重新表态；又在全市组织大规模武装游行，呼喊反对中央精神的口号，扫荡革命造反派。

当晚，“百万雄师”会议拟出行动纲领：1、“要揪住王力，千万不能放跑他。揪住王力我们就取得了主动，就逼得总理来武汉。那时候，由‘百万雄师’出面，和总理在武汉定盘子。军区不能出面，他们不方便。‘百万雄师’是群众组织，他们不能怎么样”。2、“在未揪回王力之前，要保持紧张局势。‘百万雄师’必须保证每天有20万以上的人上街游行，迫使中央不能对武汉问题表态。与此同时，要封锁机场、车站、码头和长江航线，决不能让王力跑出武汉”。3、“全面夺省市委的权，造成既成事实，迫使中央承认”。21日上午，“百万雄师”召开夺权动员会议，一号头头俞文斌说“今天请大家来商量一个十分重要的事情。这个事情很秘密，在‘百万雄师’的勤务员中，也只有四个人知道。昨天王力一讲，使我们很被动。我们要变被动为主动。我们酝酿了一下，打算夺省市委的权……”。下午，“百万雄师”开会，将“临时联合代表团”改为“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订出计划：组织力量控制水陆交通，不准王力逃往北京，迫使中央就地解决武汉问题；王力问题由“专揪王力联合指挥部”负责批斗；坚决不准为工总翻案，谁翻案谁负责；关于揪王力问题要通告、通电全国，争取外援。

23日，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广播谢、王回到北京，周总理等到机场迎接的消息。被压制了几天的革命造反群众无不欢欣鼓舞。晚上，“专揪王力指挥部”有人针对中央对事件的表态，秘密制订计划，准备启用人武部掌管的枪支弹药，装备60万人抵抗；组织10万人徒步进京告状。此外，“”百万雄师头头召开会议还决定武器不上交，组织不散，如果抓“百万雄师”的人，加倍还击。24日，“百万雄师”出动了百余辆卡车游行，呼喊“打倒陈再道”的口号和“踏平工总，镇压反革命”。

在事件整个过程中，他们散布大量所谓“毛主席语录”和谣言：“百万雄师大、好、纯，是个创造”，毛主席在文化大革命中有四大发现：“一、第一张马列主义大字报；二、红卫兵；三、上海一月革命；四、武汉的‘百万雄师’”。

形形色色的“北京来电”：

“中央文革来电”：一、王力不能代表中央文革，王力关于武汉问题的表态，中央不知道；中央将派周总理和陈伯达同志来武汉解决问题；三、谢副总理和王力是来武汉了解情况的，不是来处理武汉问题的。

“中央军委来电”：一、武汉部队支左大方向是正确的；二、为了满足广大革命群众的要求，凡是不符合毛泽东思想就可以造反；三、百万雄师好，陈再道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