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7年“武汉事件”及其在文革进程中的位置（下）

5．中央政府的政治危机

8月在军队问题上的极左，仅仅是促使事物向相反方向转化的一个关键契机。周恩来业已彻底看到“军心”何在，更重要的问题是外事口的“造反”危及中央政府权威的问题，是支持陈再道或者打倒陈都影响不了的事。外事口造反群众不顾周的劝阻，执意打倒陈毅；在极左情绪影响下，港办居然给英国政府下最后通牒式的照会，愤激群众火烧英代办处。周总理的秘书周家鼎回忆³⁸说：“事后，毛泽东曾说过这样一句话：‘整陈老总的也就是整总理的。把陈毅打倒了，你周恩来也就差不多了’。此时此刻，周总理对这种目无中央，极端无政府主义行径，表示极大愤慨：‘再不采取坚决措施我们就要犯罪了’。一项经过周总理反复考虑制定的，解决中央文革黑干将——王力、关锋、戚本禹问题的重大决策，已经酝酿成熟”。亲历者周秘书的回忆是非常可信的，周恩来对于文革小组支持的所谓“不停顿地打倒一切”，已经忍无可忍。

我们可以看到，文革司令部在武汉问题上的被动、失策，遭致大规模反弹，毛、周政治权威扫地，随之是宣传口径出格，对于全国性的极左反军，陈司令卤莽抵制文革“授人以柄”³⁹，周恩来心里早就十分压抑、愤懑；在北京，从围攻中南海，批斗“刘邓陶”，中央各部运动趋左，外事口在打倒陈毅和港澳问题上也卷入极左浪潮；周恩来冷冷听说王力的“八七讲话”，不置可否。7月中旬，外交部新闻司宣布限制英国记者的行动自由，8月12日，中华全国记者协会抗议港英当局；8月19日，外交部港办上报给英国政府的限时照会，也即最后通牒。照会发出，外事、宣传舆论和民众团体，再也不可能下台阶缓和局势；尽管周恩来立即通知文革小组，要他们出面干预群众造次，陈伯达也出面劝说。但一切已经不可能扭转。48小时限期结束后，示威人群冲击办公室，火烧了英国代办处。尽管当天周恩来就紧急召见外交部、北京卫戍区、北外红卫兵代表，严厉批评红卫兵不负责任的无政府主义行为，气得手直发抖，也坦承“我们没有料到你们来这么一手……就是目无中央”，“同志啊，你们负得了这个责吗？你们把事情弄错了可以回家睡觉，还是要我们来处理，最后还是要中央负责”；同时也承担了自己的责任，“说那天晚上他实在太累了，没有仔细考虑就批准了那个照会，这是他的责任”。⁴⁰ 事情的急遽恶化，使他警觉到王力矛头所向：他两次气愤地打断造反派援引王力的讲话，说“你们不要从王力同志讲话里捞稻草”、“都拿王力同志讲话，你们不能拿这个捞稻草”！（不过，在宣布王力错误时，吴法宪批判王鼓动火烧英代办处，周还承担自己在批准照会问题上的责任，说与王力无关）。

外交部造反夺权，直接影响外贸部和对外文委——乃至中央各部的运动走向。

国内的一打失策，比不上外交上的一个重大失误；各地的动乱，不比中央政府权威失灵中枢瘫痪更为可怕。周恩来本人面临了比武汉事件远要严峻得多的挑战。

他清楚一些院校学生（如“516兵团”）公开批判自己和外事口造反派蓄意打倒陈毅，目标都是意在周公，要推翻自己的，背后是文革小组。⁴¹如果说，在困难复杂和危机的武汉问题中，周恩来保持着与毛泽东的高度统一，尽力与中央文革合作与支持中央文革的话，武汉事件以后的局势——特别是中央核心部门运动的发展，不能再保持这种貌似团结而被动的态势了。研究者认为⁴²：“（他）也并不是一味地迁就、退让和忍耐。一旦时机成熟，周恩来会像闪电一样，迅猛出手……中央文革一伙没顾及到他们迫不及待的赤膊上阵，使他们操纵和煽动造反派夺外交权、夺军权的阴谋来了一个充分暴露，给周恩来提供了一个出击的机会。周恩来看准了这一时机，决意给狂妄的中央文革当头一棒”。 周恩来可以认为，全国和外事口运动的极左狂热，恰是武汉事件后左倾抬头引发的，8月22日，他批评广州抢枪是没有敌情观念，忿忿强调“不要再提‘军内一小撮’，‘军内一小撮’是在7月20日事件后宣传机关提错了的”；9月17日，他在处理巴基斯坦外交事务时，又忿忿地批评外交部负责人：“我怀疑你们是革命还是反革命！……7月20日事情以后，外交部不听话了”。

火烧英代办处事件后，外事口的造反群众继续围攻陈毅，压制周恩来。8月26日，就在毛泽东同意将文革小组的干将作为8月来一切被动与失策的“替罪羊”的当天，外事口造反派试图劫持批斗陈毅，将事态推向高潮。周恩来从该日中午面见刚从上海回京的杨成武，并派杨去见林彪通报，再与陈伯达、康生、江青传达毛的最新指示，安排让王力、关锋“请假检讨”之后，在子夜时分还（和谢富治、王力一起）接见武汉在京群众，已经精疲力尽；北外两派争批陈毅，周不得不接见学生，但学生不听劝告，继续无理纠缠已服药物的总理，接见到27日6点40分才结束。工作人员将周搀出会议厅，其心绞痛急性发作，晕倒在院子里。

八面应对、焦头烂额，高速运转、心力交瘁的周恩来终于被击倒在地。这仅是一个标志——狂热的8月到了收场的时候；总理的病倒，也标志着文革的中枢心脏病急发。不过，周恩来在倒下之前，已经和毛泽东分别都冒了最大的政治风险，通过最高层的运作，他也在抛出王力问题上得到毛、林的认同；他等待了政治时机的成熟，扭转了文革运动的航船，终于维护了他的政治信念与尊严。如果说毛泽东是文革的精神导师，被欢呼为舵手，周恩来在1967年8月起到真正的大副和舵手作用。

周恩来后来对外宾说：“在1967年，的确有极左思潮的干扰……问题是有些坏人利用这个机会来操纵群众运动，分裂群众运动，破坏我们的对外关系。这种人只有在事情充分暴露以后才能发现”⁴³。

毛泽东次年也说：要批评“极左派”思想，这是主要的。说叶剑英、徐向前是“黑手”，我看不一定，“黑手”主要是王力，阴谋集团是有，它集中攻击总理，把总理攻倒后再攻别人；外事系统里有坏人，“黑手”反革命。⁴⁴

在1970年12月18日，毛泽东与斯诺再次谈到这个问题。毛说：“我就早让你来看中国的文化大革命，看全面内战，……到处打，分两派，每一个工厂分两派，每一个学校分两派，每一个省分两派，每一个县分两派，每一个部也是这样，外交部就是两派。你不搞这个东西也不行，一是有反革命，二是有走资派。外交部就闹得一塌糊涂。有一个半月失去了掌握，这个权掌握在反革命手里”。（斯诺：是不是火烧英国代办处的时候？）毛答：“就是那个时期。一九六七年七月july和八月august两个月不行了，天下大乱了，这一来就好了，他就暴露了，不然谁知道啊！？多数还是好的，有少数人是坏人，这个敌人叫‘五·一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