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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

2018-3-31 23:17|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7268| 评论: 0|原作者: 萨米尔·阿明|来自: 《马克思主义研究》

摘要: 这就是今天处于边缘的发展中国家,包括中国在内,想要成为像中心国家那样的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是不可能的原因所在。那只能是种幻觉、是个梦,也许现在依然有人抱有这样的幻想。但这很明显不可能。因为我相信如果他们意识到这不可能的话,他们就会懂得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
中国除了社会主义,别无他途!
作者:萨米尔·阿明来源:《马克思主义研究》2016年第3
(采访者丁晔系南开大学马克思主义教育学院讲师、博士后)

原题:萨米尔·阿明:我不赞成苏联集体农庄,但我赞成毛泽东的公社制度,取消它是错误的


  萨米尔·阿明(Samir Amin),男,1931年生,毕业于法国巴黎大学,获经济哲学博士学位。曾担任埃及经济发展组织的高级经济学家,联合国非洲经济发展与计划研究所所长,曾任教于法国普瓦蒂埃大学、巴黎大学等。目前还任第三世界论坛主席。他是著名的新马克思主义理论家、国际政治经济学家、全球化问题专家,同时也是活跃的左翼社会活动家。代表作有《世界规模的积累》L'accumulation à l'échelle mondiale) (1970)、《不平等的发展》(Le développement inégal) (1973)、《发育不良——全球失败的解剖学》(第二版)(Maldevelopment - Anatomy of a Global Failure)(2nd edition)(2011)、《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2013)等。
  
01马克思主义及其本国化问题


  ▲(采访者简称▲,下同):阿明教授您好!很感谢您能够接受我的采访。中国的很多学者对您的依附理论、全球化理论等都比较熟悉。能不能请您先结合自己的经历谈一谈您对马克思主义的理解?

  ●(被采访者简称●,下同):从1948年起,我就是一名共产主义者,当时我17岁,现在我85岁了,但是我认为我不会改变。我在大学中接受教育,成为一名马克思主义者,然而我不是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我是一名革命的共产主义者和马克思主义者。我认为我的观点经常被一些自认为是马克思主义者的人——其实是马克思学的学者所误解。这些人研究马克思,但是从不将之与斗争,尤其是阶级斗争相联系。我一直是一位积极的共产主义者,因此,我将马克思主义视为斗争的武器,而不只是一种理论。用马克思那句著名的话来说就是:我们不仅要认识世界,更要改造世界。

理解这个世界的目的是要使自己成为改造世界过程中一个有效的因素。这是第一部分。

  其次,我爱中国和中国人民。我人生中最难忘的时刻之一就是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解放北京。那时候我还年轻——不仅是因为那时的我充满热情,还因为我有些天真——我认为这就是资本主义的终结。中国的革命不只是中国的,而是会席卷整个亚洲,而且在20年内,东南亚、非洲等地都会取得革命的胜利。那时的我年轻天真,但这也是我充满热情的原因。后来我像当时的很多人一样,成为一名斯大林主义者——认为苏联就是社会主义的典范。

  1952年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被译为西方的语言,我当时读到了,也就是从那时起我成为毛主义者。我觉得毛泽东的书比其他人的书更好地回答了我们自己的问题。毛泽东的观点有何不同呢?我不是说它比马克思的书、列宁的书更好,而是说马克思和列宁属于过去的时代,而毛泽东的书则是针对当时情况。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的学院派理论,而是斗争中的人民的理论。因此对于现时代的我们而言,最重要的就是要知道斗争中的人们是如何理解马克思主义的。这个问题要比以抽象的方式、泛泛地谈论马克思主义更重要。当然,总体上来谈论马克思主义是十分有趣的,也是十分必要的。但这只是第一步。然后就要将这种马克思主义转换为有效的马克思主义,那就是要将人民现实面临的挑战考虑进来。

  ▲:有些西方学者表示他们无法理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概念,他们认为正如数学、科学无法中国化一样,马克思主义也不存在中国化的问题。请问您如何看待这一观点?

  ●:我认为这完全取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到底是指什么。很多西方学者否认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正确性,是因为他们认为马克思主义的普遍原理并不能解决现实中的问题。那么,马克思主义如何才能通过对中国社会面临的现实挑战加以考虑而变得有用?马克思主义必须要回答法国人在法国、刚果人在刚果、中国人在中国所遇到的实际挑战。从这个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必须要法国化、刚果化、中国化。但是,并不是所有使用这个概念的人都是指同一个含义。有些人使用这一概念也许是为了替右的道路、选择资本主义道路而辩护,而另一些人则是做出左翼的回应,例如毛泽东。

  ▲:在此基础上,您能否结合资本主义的发展历史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实践来具体谈一谈边缘、半边缘国家将马克思主义同本国情况相结合的问题?

  ●:资本主义历来就是帝国主义,在这一观点上,我跟列宁稍有不同。我认为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与垄断联系的新阶段。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征服世界,并将其划分为主导的中心与被主导的边缘。欧洲资本主义国家的第一块边缘地带就是南北美洲,后者作为殖民地从属于前者。西欧资本主义为了加速自己积累扩张的进程,摧毁了美洲印第安人本土的社会和文化。所以资本主义从一开始就制造了中心与边缘。当然,这就导致了中心与边缘之间的对立,但这种对立在历史上并不是一成不变的,而是为了适应中心资本主义积累的需要不断进行调整的。就这一点而言,列宁确实是对的,垄断资本主义是帝国主义的新阶段。

  我认为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这对你们而言其实是很容易理解的。因为中国在1840年由于鸦片战争被迫对世界打开国门,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签署不平等条约,这是在列宁的帝国主义、垄断资本主义之前就开始了。这一点非常重要。因为这种理解的结果将是,以革命方式超越资本主义的努力不是从帝国主义中心——英国、法国、德国、美国以及日本开始的,而是从俄国、中国、越南这样的边缘或半边缘国家开始的。这就是不平等发展的历史,这对资本主义有利,资本主义一开始就是帝国主义的。因此,历史进程中的革命是从边缘爆发的革命,那时主要是中国和俄国。马克思主义必须对这些加以考虑。第二国际的马克思主义是欧洲中心主义的,认为任何重要的事情都不可能在欧洲之外的任何地方发生,相信无产阶级革命将在作为中心的欧洲开始。

  但是这种革命——即列宁所说的最薄弱的环节上的革命——俄国革命,是在边缘国家、半边缘国家发生的,而不是在中心的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发生的。因此,俄国革命就面临两方面的新问题。

  一是如何发动占人口大多数的农民参与到革命中来,并最终走向社会主义,这同发达资本主义国家情况不同。因为,在法国、德国、英国、美国,农民只占人口的3%—5%。但是俄国和中国的情况则是农民占大多数,那么怎样用共产主义的名义来动员农民进行共产主义革命呢?在这方面,毛泽东比列宁认识得更深刻。因为毛泽东是后来者,借鉴了俄国革命的经验,并加以推进。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毛泽东从来没有说过1949年中国就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了。中国取得了反抗日本帝国主义的胜利,这是人民民主的——工人和农民的胜利,而不是资产阶级民主的胜利。中国共产党动员起了贫农,中立了中农——他们占人口的大多数。毛泽东对这一问题认识得很透彻,并且找到了很好的解决之道,即取得革命胜利之后,不是将土地作为私有财产平均分给农民,而是将土地作为国家的财产,但是农民有土地使用权。这一点很重要,虽不可能完全公平,但最大可能地保证公平。但是西方的马克思主义者——学院派的马克思主义者并不能很好地理解这一点,因为他们是西方的学者。而在西方,农民并不占人口的多数。

  二是帝国主义国家对俄国和中国革命的憎恶。通常认为冷战爆发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认为不是这样。在我看来冷战始于1917年,之后以热战(武力战争)和冷战的形式交替继续。1917年—1920年,西方国家对苏联的联合武装干涉,然后是一段冷战,其后又是热战——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然后又是冷战。1949年后中国很长一段时间被孤立,不是中国人和毛泽东自己的选择,而是西方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对中国实行封锁和打压。他们不承认新中国政府,而是支持退居在台湾的蒋介石。因此,我们要知道西方国家为什么对这些革命充满仇恨。当然,部分原因是这些革命是社会主义革命,要消灭资本主义私有制等等,但这不是全部原因。更主要的是因为这些国家决心要独立,不依附于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这是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决不会接受的。他们不会容忍任何独立的国家,即使是独立的资本主义国家,更不用说社会主义国家了。这就是为何自1991年以来已经成为资本主义国家的俄罗斯——它也无意成为社会主义国家,依然处于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冷战之中。为什么呢?因为俄罗斯想要在全球的资本主义体系中保持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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