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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戚本禹回忆录》中涉及“武汉720事件”发生问题的讨论

2018-4-2 23:00|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6178| 评论: 1|原作者: 徐海亮|来自: 激流网

摘要: 独立师领导挑动战士和群众抗拒的,决非什么王力讲了什么话,而恰恰是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这是现在许多人在谈到事件时,几乎都回避或认识模糊的实质问题,乃至许多对文革研究有成效者,也被王力个人举止搅浑了视线,以致判断出现原则性偏移。

作者接着就记述谢、王讲话录音在全市播放,“这引起湖北省军区独立师师长牛怀龙等人的愤慨与不满,他们回到师部,向师部各级领导和‘百万雄师’的头头们传达了总理和谢、王的讲话,开始策划和布置人,准备到东湖宾馆冲击和抓斗王力、谢富治”。(649页)这里,首先弄混了时间顺序和因果关系。谢、王在水院讲话,是19日凌晨,此录音播放,在19日上下午。总理讲话,按军区规定再三交待是暂不向下传达,而独立师政委早在18日晚就向武汉军区政委钟汉华请示传达总理18日下午在军区的讲话,获得钟允许后,当夜独立师就将总理原则讲话精神传达到师部机关领导和团级干部(师常委会原决定19日传达),次日传达到排级干部及以下,并将在各处支左指战员召回,扩大到基层,19日上午已经扩散到战士。独立师后来整训揭发,师政委蓄意加快传达进程,也加大了传达范围,故意点火煽动指战员情绪。19日下午已有独立师战士到军区造反,要求澄清是否中央有这个传说的“四点指示”。实际上,在19日全天,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群众,并未就街上播放的谢、王讲话闹事,而是独立师煽动部分指战员,假以“王力‘四点指示’”名义,散布似是而非的、的所谓总理谈话原则(当时流传的内容大致与周恩来八点意见的前4点接近)。甚至独立师蔡政委专门要求肇事人员在外面不要讲是周恩来说的,说成是王力讲的,假以王力充靶子,意在公开怀疑、抵制中央精神。这是多数议论事件的人——乃至研究者始终不愿讲明的历史事实。文革后的主流舆论、文字,总是说王力挑动了独立师和“百万雄师”的反弹。而王力的主要问题,是19号下午在军区师级以上干部会议讲话时,居高临下,傲慢地教训这些军队领导,激起不满。独立师领导决定造反与这次讲话大有关系。这点戚回忆录讲到了点上。

独立师是始作俑者,率先开出宣传车上街的当事人之一朱学诗回忆4,19日晚餐时演出队议论“那半信半疑的‘总理指示’。议着议着,大家越来越不服气,饭也吃不下去了。‘总理怎么不听听部队的意见呢?总理也应该听听我们战士的心声嘛!’”遂写下“强烈要求中央来汉首长周恩来下部队听取广大指战员的呼声!”众人情绪失控,宣传车呼啸上街了。可见起事的当事人并非针对王力个人。而且当时肇事的独立师指战员和一些“百万雄师”群众,怀疑、斥责的对象,针对的是周恩来、陈伯达和整个中央文革,实质是针对中共中央。较为典型的是:支左办公室卫兵对旁人说“过去压,压得服,现在就不行了。我们解放军的枪杆子是不好使唤的”,有人讲“揪出谢富治的后台”!一群众对一个“百万雄师”群众说“你们不要再受蒙蔽了”,回答“要说受蒙蔽就是毛主席受蒙蔽,派了两个反革命来汉支持反革命”。一个军人说“中央要解决武汉问题,没有我们武汉海陆空三军通过,就不成!”

这是没法否认和回避的严峻事实。作者作为中央文革小组的要员,在整个回忆录中都特别维护了文革小组整体和文革初期的基本路线,维护自己在文革运动中的作为,但对于发生在他权倾一时之际的武汉事件,却回避不谈武汉军区主官陈再道上将当面顶撞周恩来讲话,不谈军区政委同意独立师破格地传达周恩来在军区的讲话加速挑起部队反弹,不谈当时军民对中央精神的反弹决非旨在炮打王力和谢富治——而是指向中央。从而避开了问题实质,把注意力引向王力个人。史学研究首先要寻求“有什么”的问题,笔者认为这里并非作者治史的缺陷,而是带有一种淡化事件价值判断和政治性质的有意之为。记得2007年我第一次询问他有关武汉的问题,他说在与杨成武起草“6·26电话”通知之前,文革小组从来没有正式研讨过对武汉形势的看法,但他个人从所知信息看,还倾向于军区一些(杨成武倒不是),我询问为什么,他说他妹妹是部队家属(上海空四军的家属),他听到军队方面来的消息多。我当时以为他是有意表示——自己与“反军”的极左思潮没有关联,而坊间的流传、文革中后期的批判,多将戚与反军极左联系起来。

记得笔者与戚第一次谈到事件的深刻背景,谈到事件是否有大背景,他说当时确实认为有黑手操纵促使,仓促中也追查了,但没有查出来;因为运动中心很快就转向其他问题,接着又反过来追查王力、关锋了。不过,中央军委当时按毛泽东的指示举办了军队干部的学习班,在湖北班上,军区原来主要领导同志对事件的发生做了揭发和批判,陈再道和钟汉华做了口头和书面检查,一些内幕也已披露,戚本禹对此好像没有印象。在9月之后,流传出王力导致事件爆发,是罪魁祸首,人云亦云,也影响了1967年不在武汉现场的戚本禹,后来他也似乎没有认真研究全部史实。况且他在本事件前后、文革之后对王力个人举止言行有很不好的看法,以致在记载历史中显示出来带倾向的情绪。这个原则问题,笔者在大鹏湾与作者一再说明,但现书基本按原稿的思路处理,没有做出主要的修改。或许作者想维护毛主席和周总理的权威与声誉,维持中央对于王力的清查批判,故意不去讲武汉事件是对于毛泽东文革路线的一种反动?这一点文革研究中的自由派右翼为了批判毛泽东的文革,倒是非常关注,公开表明的。

事件发生之后,周恩来的态度时很有说明意义的。7月25日声援武汉的大会之后,周恩来接見河南省军队干部时,談到:“河南二七公社平反了,很快就影响到武汉工总,我在武汉讲了四点,又讲了八点,四点、八点都是我讲的,我走了,事情就发生了,他们把‘罪名’加在王力同志身上,这完全是预谋的,矛头完全指向中央,这不是简单的事件……”5。26日下午,周恩來主持召開扩大的中央常委碰头会,讨论“7·20”事件,周恩來一开始就指出該事件是一个“叛逆行为”。周恩来当年的这些概括是完全准确的。

诚然,选择和采用史料是作者个人的权利。

对于“720事件”发生的这一段叙述,作者生活到了当代,比毛泽东和周恩来知道了更多的历史细节问题,但他没有如一位学者或史官那样专注细节、归纳纷繁,他没有超出毛、周对事件当年的判断、评价和处理来做历史分析,尽管毛泽东和周恩来即便是知道了更多细节或事件背后的隐秘,在1967年7、8月也只能做出那样的政治评估和决策,他们毕竟是政治家,而非史学家。而且戚本禹对于武汉事件的研讨,也没有超出毛、周去世以后中共高层重新评价与否定文革(毛、周处理的武汉事件则首当其冲)的基本评估,尽管他主观上是要坚持文革理念和路线。看来,对作者过高的纯史学要求是不实际的,戚本禹在中枢机关工作多年,文革中更是一度处于特殊位置,他在武汉事件问题上,也只能和前后中共中央领导人一样,主要从政治或政治学上来看问题了。这里,他看重宏观的政治判断,而非微观的史实辨别。

戚本禹的回忆录出版以后,因为他坚持拥戴毛泽东时代和毛泽东的文革,作者本人受到两种极为对立的政治评价:或者是对全书史学价值与意识形态倾向的全盘否定,或者是对戚本禹忠贞于毛泽东思想和事业的全面肯定。而戚本禹本来就是个实实在在的文革人物,毕竟还不是史学的圣人或政治的恶魔,在对“720事件”发生的具体认识与评述上,他可能是处于一种两难的境地,我们用简单的肯定或否定是难以全面概括的。

2016年12月

注释:

1. 陈明新,《领袖情 毛泽东与周世釗》,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7 年;周彥瑜 吳美潮,《毛泽东与周世釗》,吉林人民出版社,1998 年。

2. 周恩来在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干部会议上的讲话,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全文见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引用,37-40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3. 谢富治和王力在武汉水院讲话,全文见徐海亮《武汉“七二○”事件实录》,46-52页,中国文化传播出版社,2010年。

4. 参阅朱学诗,“武汉‘720事件’起因”,网络“朱老总朱老总朱老总的博客”发表。

5. 参见香港中文大学中国研究服务中心,《中国文化大革命文库》(2006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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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用 无产阶级之怒 2018-4-3 22:25
武汉事件是文化大革命的转折点, 不是一两句话能说的清楚的. 需要持续研究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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