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 什 么 ？ 要彻底厘清中国社会为什么会呈现这样的状况，客观严谨地进行追根溯源、审视过往、梳理矛盾和机理分析是必不可少的。要明了中国社会的发展走向，世界观、方法论和原则、立场是前提。 一．世界观和方法论 （一）社会科学进程 人类进化到了现今，自然科学领域已经取得了伟大成就。从窥探基本粒子到太空望远镜；从机器人到宇宙飞船；从城市地铁到洲际旅行；从手机通讯到洲际导弹……，从居穴嗜血的原始人发展到能够主宰世界的智能新物种，人们将其自豪的归结为“科学进步”。 “科学”一词是上个世纪初的舶来语。源自于西方文艺复兴时期，当时自然科学蓬勃发展，并且开始了学科分类。因此其词义就是《现代汉语词典》所表述的：“反映自然、社会、思维等的客观规律的分科的知识体系”。 随着人类进入到了相对论、系统论和量子时代，“科学”一词的定义已经发生了变化，发展到了“认识客观世界”与“改造客观世界”，或者说，就是在“知”与“行”的更大范围来定义“科学”。现今，“科学”一词应该被重新定义为：“反映客观世界客观规律和应用客观规律改造客观世界的知识体系，科学是获取、利用知识的过程，而非知识本身”。也就是说，科学是获取知识和应用知识的过程，而非这个过程中的某个区段的内容或者结论。因此，科学的过程就伴随着人类发展的整个历程。从唯物辩证法的角度说，客观存在的物质是第一性的，属于精神范畴的科学是第二性的。但是，精神会对物质起反作用。 人类对人类社会的认识和改造，与对自然界的认识和改造一样，都有个观察现象、形成概念、梳理机制机理、确立理论、制定方案、试验改进、不断完善的持续发展过程。只要人类还存在，人类“科学”就要在其原有记忆、认识和经验积累的基础上不断发展。在这个意义上，人类社会科学的发展规律与人类自然科学的发展规律是相同的，只不过因为社会科学更多的触及人类社会方方面面的各种利益，因而比自然科学所经历的曲折甚至倒退要更多、更大。但是，“扬弃”、“波浪式前进”、“螺旋上升”始终是他们的共同点。 在自然科学的研究中，人们可以通过技术手段排除干扰因素，对经过提纯的某个物体进行研究。而在社会科学领域里，任何问题系统都是“由一些相互联系、相互制约的若干因素结合而成的、具有特定功能的一个有机整体”，不太可能出现自然科学中的单质。因此，现代社会科学的研究更需要借鉴当代自然科学“系统论”的视角和研究方法。 对于科学过程的“认识客观规律”和“改造客观事物”,也就是“知”和“行”这两个不同阶段,“全面、系统、彻底”是“认识客观规律”的原则,“可能、可行、可靠”是“改造客观事物”的条件。从整个科学过程层面来说，必须“知行合一”；而从这两个阶段的运作层面来说，就不能“知行合一”。起码,若“行”需先“知”，“知”后可伺机而“行”。也就是“不谋万世者不足谋一时，不谋全局者不足谋一域”和“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的道理。 既然我们认为共产主义运动的出发点是促进人类社会文明进步，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宗教或者仅仅是人道主义，而是认识、改造人类社会的科学，那么共产主义运动的理论与实践就必须随着社会时代的变更而不断充实、发展。凡是涉及到与共产主义运动有关的人类社会活动的方方面面，都要对其所有相关因素进行独立分析，认识其内部以及与外部作用的规律，再进行系统性的综合研究，确定方向、路线、政策、策略之后再实施具体试验，在总结经验教训的基础上进行理论与实践的反复校对、调整。以此，将共产主义运动一步步推向前进。 （二）共产主义运动的定位和导航 伴随着文字对历史的记录，人类进入到了文明社会。当人类发展到了私有制社会，针对人与人、部族与部族之间的压迫、奴役和残杀，人类文明中就开始出现了改造社会的萌芽。从古希腊柏拉图的“理想国”，到中国陶渊明的《桃花源记》；从幻想“世界大同”、“四海之内皆兄弟”，到设想的“乌托邦”、“太阳城”；从空想共产主义尝试的“法郎吉”、“模范工厂”、“和谐公社”，到以马克思、恩格斯为代表创立的科学共产主义学说，以及以此为基础的共产主义运动；再从“巴黎公社”的实践，到苏联、中国等一系列社会主义国家的建立。这个历程体现了人类文明进步对私有制社会的认识和改造的科学过程，也证明了共产主义运动不是宗教或者仅仅是人道主义，而是人类社会科学的伟大成就。 在社会科学领域，社会主义社会是人类历史上有别于私有制的奴隶、封建、资本主义社会而全新的社会形态，是以人类“自觉”、“自为”行为产生的公有制社会。社会主义国家诞生至今一个世纪，已经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教训。虽然发生了社会主义阵营解体、苏联垮台和中国的资本主义演变，但是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依然代表着人类的自觉和自为意志，代表着人类求得自身解放的方向。 人类文明进程要求当代共产主义者结合当前的社会实际，继承和发展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对当代社会矛盾进行更深层次探讨和机理分析，“不断地总结经验，有所发现，有所发明，有所创造，有所前进”（见《毛泽东文集》（第八集）《学习马克思主义的认识论和辩证法》P325），才能不断振兴共产主义事业。 “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指导我们思想的理论基础是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选集》第五卷，P133页）。这充分说明了马列主义理论与中国共产党“主义”和“组织”之间应有的隶属关系。中国共产党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组成部分,曾经联合广大劳动人民,经过了艰苦奋斗取得了民族民主斗争、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伟大成就。这就是中国共产党的历史定位。 共产主义运动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共产党人可以把自己的理论概括为一句话：消灭私有制”（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共产党宣言》P286页），“共产主义是关于无产阶级解放的条件的学说”（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共产主义原理》的第一个问题P230页），而无产阶级“这个专政不过是达到消灭一切阶级和进入无阶级社会的过渡”（摘自《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四卷《马克思恩格斯书信》P547页）。这就是中国共产党是不是坚持共产主义运动的导航方向。 这样的历史定位和导航方向，是根本性的原则问题。对此，在中国共产党章程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的条文中一直有着明确的表述。然而，走资派们在“改革开放”后修改的党章和宪法中塞进了“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等不少私货。 那么，如果所谓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脱离了社会主义的历史定位，偏离了共产主义运动的导航方向，甚至是背道而驰，那就不是什么路线错误或者修正主义的问题了，而是方向性错误。“方向错了，就一切都错了”，这是非常简单和毫无疑义的。 二．回顾与反思 “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通过对我国共产主义运动所走过历程的反思，通过对是否坚持公有制斗争经历的记述，通过对无产阶级专政态度的表现，我们可以勾勒出问题的症结。 （一）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中国近代史上，印刻着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后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的百般屈辱，中华民族跌落到受人欺凌、忍辱负重的深渊。这激发了千百万仁人志士抛头颅洒热血，进行了反帝反封建的民族民主革命斗争。 1917年“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中国送来了马列主义”。1919年的“五四”运动推动了共产主义在中国的传播。1921年中国共产党成立，并且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接收共产国际的领导。1923年按照共产国际的指示，开始了第一次“国共合作”，投入到了孙中山领导的民族民主革命。 “4.12”反革命政变后，蒋介石投靠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地主阶级之后，是中国共产党继续领导着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由于具有共产主义运动的性质，所以称之为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经过了二十八年的艰苦卓越的奋斗，其中包括历时十四年的抗日战争，1949年建立了新中国。 从这段历史中，我们认识到： 1.由于当时中国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历史背景和国内外大趋势的裹挟，中国共产党建党前后研究共产主义理论和进行共产主义运动历练的时间不长，底子不厚。其中也包括中国社会的特殊性以及“二十八个半”影响造成损失的原因； 2.在共产党领导的队伍里，共产主义思想始终处于指导地位。但是，由于这阶段的斗争性质属于民族民主革命，而且主要任务是赢得战争，夺取政权。因此，在理论、政策、宣传、组织工作中的侧重点是解决迫在眉睫的具体现实问题，没有更多的精力为日后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作理论准备； 3.在民族民主革命斗争和抵御外敌的抗日战争中，无数革命者投入到共产党领导的革命队伍。无论当初投身革命的动机和经历如何，希望彻底洗涤屈辱历史，振兴中华民族，是他们的共同奋斗目标。所不同的是，一部分人仅限于此，而另一部分人真正接受了共产主义，更希望经过革命斗争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剥削和阶级压迫的社会主义国家。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内部的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之间的区别。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内的民族主义者只是共产主义运动的“同路人”。当然，他们当中不少人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建立了卓越的功勋，并且以此位居各级领导岗位，甚至建国后成为了国家高级领导人。但是，尽管他们在组织上是共产党员，并且也确实真心实意的作了很多具体工作，然而，他们的思想却一直停留在“民族解放”和“民族复兴”层面，依然仅仅是民族主义者。 （二）十七年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 “土改”和“抗美援朝”的胜利，标志着中国共产党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1953年开始的“统购统销”和“三大改造”标志着共产党对旧中国私有制进行改造，开始建立公有制，新中国进入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阶段。就此，党内民族主义者与共产主义者的矛盾也开始逐渐显露了出来。
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是同时进行的。而相比之下，社会主义建设比社会主义革命要顺利的多。 全国解放（除台湾）、“土改”、“镇反”、“三反、五反”、“抗美援朝”的胜利，以及三年全面恢复国民经济取得的成就，使得共产党深得广大人民群众的信任和拥护，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以极大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社会主义建设。加上初期“苏联老大哥”对构建我国政治经济体制的指导和支援，社会主义建设突飞猛进。即便是美帝国主义的封锁以及后期苏联“撕毁协议”的国际环境下，到了1966年，我国已经从一个落后的农业国发展到初步建成了比较完整的国民经济体系，在各行各业都成绩斐然、举世瞩目的社会主义国家。当然，在这个过程中也产生了一些因为缺乏经验而造成的错误和挫折，但都得到了及时的纠正。 而中国的社会主义革命可真谓是“一波三折”。刚建国，党内高级领导中就有了“欢迎资本家剥削”、“补资本主义的课”、“三大改造搞早了”的言论。在之后对“合作化”、“反右”、“大跃进”、“人民公社”、“四清”运动的争论，表面上看是政策稳妥、工作缺点错误之争，实质上掩盖着如何对待劳动人民，如何看待社会主义革命的方向性问题，说到底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问题。 当时大多数共产党的干部是努力工作的，否则社会主义建设也不可能取得如此辉煌的成就。但是，一部分人在和平环境中随着社会地位的改变，以“功臣自居”的习惯意识逐渐将自己由社会公仆变为主人。从革命意志衰退到脱离实际，从贪图享受到腐败堕落，从脱离群众到压制、打击对他们不满的干部群众。他们逐渐“把革命党变为执政党，把执政党变为代表新生利益集团的新统治者”。这样的人，使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中的各项政策、工作失实和失准，甚至发生重大偏差。例如：本是他们搞的“反右”扩大化和“大跃进”浮夸风，而以后又是他们将其作为否定社会主义的理由。 经过建国后的“三反、五反”、“整风”、“四清社教”等多次自上而下的，主要是针对党内干部的教育整顿，处理了不少象“刘青山、张子善”那样形形色色的干部，纠正了类似“八司马”那样的事件，却一直未能改变共产党干部逐渐特殊化、官僚化的局面。为此，毛泽东在1965年下发的“二十三条”中正式提出了“整党内那些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的问题。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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