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眼中的十月革命

三、中国革命对十月革命的借鉴、反思与超越

毛泽东虽然重视十月革命经验的普遍性意义，感激苏联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援助，但他更加强调要把马列主义与本国实际相结合，按照各国的民族特点进行工作。毛泽东强调： “马克思主义者走路，走到哪个地方走不通就要转弯，因为那个地方走不过去。真正的马克思主义是：当需要在乡村时，就在乡村：当需要转到城市时，就转到城市。”[39]这就是说，在中国搞革命必须照顾到“中国的特点”，中国革命“基本的不是经过长期合法斗争以进入起义和战争，也不是先占城市后取乡村，而是走相反的道路”[40]。

1.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

大革命失败后，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开始探索自己的革命道路。但是革命初期， “只是一股劲要革命。至于怎么革法，革些什么，哪些先革，哪些后革，哪些要到下一个阶段才革，在相当长的时间内，都没有弄清楚，或者说没有完全弄清楚”[41]。当时，中国共产党基本上只有做城市工作的经验，党在农村还没有广大的群众基础;而且，作为中国革命榜样的十月革命也是走的城市中心论的道路。所以，中国共产党在探索革命道路初期走一条城市中心论的道路并不奇怪。1930年5月，李立三在《新的革命高潮前面的诸问题》一文中说： “乡村是统治阶级的四肢，城市才是他们的头脑与心腹。单只斩断了他的四肢，而没有斩断他的头脑，炸裂他的心腹，还不能制他的最后死命。”[42]而毛泽东在实践中认识到，用不同的方法去解决不同的矛盾，这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必须严格地遵守的一个原则，“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43]，“不要做书面上的马克思主义者”[44]。革命的表现形式一定有许多样子，如果只是照抄十月革命的经验，千篇一律地使用一种自以为不可改变的公式到处硬套， “这就只能使革命遭受挫折，或者将本来做得好的事情弄得很坏”[45]。只有“建立农村根据地，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46]，才是符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这条道路也就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它是实践之路、正确之路和成功之路。正是在这条道路上，中国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建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47]。

2.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

在毛泽东看来，“十月革命使中国人民找到了彻底解放和繁荣富强的道路”[48]。因此，从思想和理念层面来说，十月革命不仅仅是指革命本身，它还代表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实践。而在实践层面，毛泽东从不把十月革命的经验进行教条主义的理解，他多次强调： “马列主义的基本原理要和各国具体实际相结合。”[49]毛泽东形象地指出：“我们有两个出生父母。一个是旧中国。一个是十月革命。”[50] 在这里，“旧中国”指的是中国的具体国情和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中遇到的复杂情况，“十月革命”指的是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和苏联革命与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只有深刻把握近代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具体国情，并且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正确吸收苏联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的成功经验，才能把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推向胜利。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面对即将到来的“严重的经济建设任务”，毛泽东号召全党“向一切内行的人们(不管什么人)学经济工作”，而“苏联共产党就是我们的最好的先生，我们必须向他们学习”[51]。全面学习苏联为中国带来了极大的利益。在苏联的帮助下，1952年下半年中国就完成了经济恢复工作，随后开始的一五计划之所以能够取得巨大成就，很大程度上也是得益于苏联的帮助。但是在学习苏联的过程中，有些人对苏联经验不加分析，全盘接受，导致这种现象的根本原因是“不独立思考，忘记了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教训”[52]。毛泽东对此十分不满，他号召全党“不要先生，自己读书，自己写字，自己想问题，这是一条真理”[53]。毛泽东始终认为，在十月革命以后，各国无产阶级的革命家如果忽视或者不认真研究俄国革命的经验，不认真研究苏联无产阶级专政和社会主义建设的经验，并且按照本国的具体条件，有分析地、创造性地利用这些经验，那么，他就不能通晓作为马克思主义发展新阶段的列宁主义，就不能正确地解决本国的革命和建设的问题。1958年6月，毛泽东在一份文件的批语中写道：“自力更生为主，争取外援为辅，破除迷信，独立自主地干工业、干农业、干技术革命和文化革命，打倒奴隶思想，埋葬教条主义，认真学习外国的好经验，也一定研究外国的坏经验— — 引以为戒，这就是我们的路线。”[54]

3.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

马克思主义不可脱离实际，理论、观念、概念、原理、原则，都是从实际中得来的。既遵从十月革命经验的客观性和普遍性，又避免犯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错误，这才是马克思主义的态度。毛泽东认为，任何国家的共产党，任何国家的思想界，都要创造新的理论，写出新的著作，产生自己的理论家，来为当前的政治服务，单靠老祖宗是不行的。只有马克思和恩格斯，没有列宁，不写出《两种策略》等著作，就不能解决1905年和以后出现的新问题。单有1908年的《唯物主义和经验批判主义》，还不足以对付十月革命前后发生的新问题。适应这个时期革命的需要，列宁就写了《帝国主义论》《国家与革命》等著作。列宁去世后，又需要斯大林写出《列宁主义基础》和《列宁主义问题》这样的著作，来对付反对派，保卫列宁主义。在领导中国革命的过程中，毛泽东创造性地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基本理论应用于中国的具体的环境，使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使之在其每一表现中带着必须有的中国的特性，回答了事关中国革命前途的一系列重大问题。抗日战争时期，在回答中国是不是要在资本主义发展以后才能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时，毛泽东比照西方各国和俄国十月革命的经验，提出两个“不一定” 的论断，即中国将来是要实现社会主义的，“但不一定要经过如同西方各国那样的资本主义发展阶段，也不一定需要如同十月革命那样的流血革命，中国可能和平地走到社会主义”[55];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在对待土地改革运动中的富农问题上，尽管斯大林“仍举十月革命后的苏联为例，要我们把反富农看成是严重斗争”[56]，但毛泽东坚持从中国的实际情况出发，采取保存富农经济的政策。

毛泽东在探索适合中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过程中逐渐认识到，在中国建设强大的社会主义经济，“五十年不行，会要一百年，或者更多的时间”[57]，需要巨大的理论勇气和实践魄力。因此，毛泽东十分强调要提高自己的理论水平，不要以为“马克思住在很高的楼上，好像高不可攀，要搭很长的梯子才能上去”，要敢于超越经典作家的理论，“马克思也是两只眼睛，两只手，跟我们差不多，无非是脑子里有一大堆马克思主义”。但是“马克思没有做十月革命，列宁做了：马克思没有做中国这样大的革命，我们的实践超过了马克思。实践当中是要出道理的。马克思革命没有革成功，我们革成功了。这种革命的实践，反映在意识形态上，就是理论。我们的理论水平可以提高，我们要努力”[58]。毛泽东本人是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和建设实际进行“第二次结合”的开拓者和实践者。譬如，在社会主义社会矛盾学说上，毛泽东指出： “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同敌我之间的矛盾等量齐观，或者相互混淆，更不应该把人民内部的矛盾放在敌我矛盾之上，否认阶级斗争、不分敌我的人，决不是共产主义者，决不是马克思列宁主义者”[59];在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方针上，毛泽东以苏为鉴，提出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凡此种种，恰如毛泽东在会见意大利共产党(马列)代表团时所言：“国际经验要学习，但你们要创造自己的理论，创造A己的经验，革命才能成功。”[60]这是毛泽东给意大利共产党(马列)学习中国经验的忠言，也是中国革命和建设经验的高度总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