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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东亚地缘战略 —— 底线和极限(一)

2018-4-5 21:27|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4325| 评论: 0|原作者: 张文木

摘要: 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俄国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甲午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察网编者按:本文节选自《美国东亚地缘战略:底线和极限》的第一部分,文章为作者向察网的投稿,共11万余字。本节标题为《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察网会陆续刊出余下内容,以飨读者,敬请关注。】

说明: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出口管制进一步升级。随着中国参战,美国对中国实行全面禁运,包括冻结中国在美资产。美国自对华全面封锁禁运直到尼克松访华前才基本结束,而朝鲜战争期间是美国对华禁运最为严格,同时也被证明是基本无效和全面失败。鉴于目前特朗普,回顾这段美国捣乱、失败,再捣乱、再失败的历史,对于认识今天特朗普政府出台的包括贸易战在内的反华政策及新的围堵中国的新形势及其可能的结局,是有益的。

冷战中,美国打倒了苏联,而欧洲则借力打力,打倒了苏联和美国。现在欧洲人,尤其是英国人正躲在美国巨大而虚弱的身影后面静等中美在激烈冲突后坐收“罗斯福”式的渔利,而目前中国国内一些网上舆论正在向这个方向推动,这是需要防止的倾向。毛泽东曾说:“对美国要注意,搞斗争的时候,容易‘左’,搞联合的时候容易右。”[1]毛泽东同志的教导,对于我们在这场斗争中立于不败之地仍有重要的指导意义。

世界政治就是一个国家间力量的合力场,其中,每国的国力伸缩都有其极限和底线。一国国力伸展的极限,在很多情况下就是他国安全的底线。而能最大限度的扩张国家利益同时又能在国力不及处实现战略收缩,是优秀政治家必备的素质。

迄今为止,美国在东亚的外交史,是一部从利用日本到否定日本再到利用日本的“否定之否定”的历史。它分三个时期:从19世纪中叶到20世纪上半叶100年间,美国首先推动和利用日本崛起冲击东亚的中国、东北亚的俄国和东南亚英法势力范围,而后当日本接近实现其战略目标并开始向美国挑战时,美国又联合俄国、中国和英国再翻手将日本力量逼回本土;20世纪下半叶,美国先与中国和苏联进行冷战,后转而联合中国最终击垮苏联;从20世纪末叶起,美国的东亚外交进入否定之否定的阶段:在限制日本的同时又重新推行扶持日本崛起并利用日本制约中国和俄国的外交政策。


一、初入东亚:以英法俄为对手,纵容日本“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美国东亚外交的第一个时期

(一)利用日本崛起向西冲击中国和俄国

第一个时期是在19世纪后半叶,美国从侵略日本到承认并支持日本西太平洋崛起,抵

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鼓励和支持将日本扩张力量向西北俄国和南洋释放,以达到借日本冲击西太平洋俄国和英国力量的同时,也牵制英国在东太平洋形成对美国的海上压力的目的。这时美国在太平洋的主要矛盾并不是与日本的矛盾,而是美国与包括俄国在内的西方列强的矛盾。美日矛盾是附属性矛盾。

19世纪下半叶的东亚政治呈现如下基本特征:1. 中华大清帝国、俄罗斯沙皇帝国在内乱中衰落;2. 俄国与英国在欧洲争霸而导致英日结盟,日本崛起;3. 美国为与英国、荷兰等争霸太平洋,支持日本在东亚崛起并向南冲击英荷势力范围;4. 美国为减少日本崛起对太平洋东岸的冲击,怂恿并限制日本向太平洋西岸扩张。

历史进入19世纪中叶,世界政治已是风雨飘摇,世界运势正在西半球上升。在欧洲是俾斯麦统一德国、俄国农奴制改革,在北美洲是美国林肯统一美国;亚洲在西方殖民主义侵略的刺激下,印度被英国全面占领,中国发生了太平天国农民大规模造反并被镇压,日本则在西方炮舰冲击下出现明治维新。

1840年中英鸦片战争及中国战败,对东亚政治是一个巨大的震动。它一方面将西方对东方的主要压力吸引到中国,这相对减轻了其他像日本这样的国家通过改革实现国家转型 的压力。另一方面,它又燃起东亚国家,尤其是一直视中国为至尊的日本挑战中国东亚中心地位,以及欧洲列强在非洲和南美洲的殖民地瓜分完毕后,进一步向东亚扩张的冲动;这同时又导致欧洲列强与日本、美国、俄国在东亚地区的冲突。其间,美国东亚外交政策的总目标是承认日本崛起并尽可能将日本扩张势头向西北大陆和南方台湾牵引,以冲击英国、俄国在太平洋地区的势力范围,同时还有避免日本东进与美国冲突的策略考虑。

19世纪四五十年代,大清王朝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使中国成了吸引西方列强的东方“磁场”,就在欧洲列强将目光集中在轰然倒地的东方巨龙——中国时,美国则开始将目光停在次一级的猎物——日本。除了美国力量不足以与西方列强争食的原因外,美国关注日本更有地缘政治的原因。关于此,刘世龙先生在《美日关系(1791-2001)》中说得比较深刻:

【进入1848年后,日本在美国远东政策中的地位已升至这种程度,开国只是时间问题。美国的扩张欲望不及英、俄等国,却要抢先迫使日本开国,究其原因,是因为日本的战略地位对美国最重要。此时,太平洋两岸的地缘政治,经济格局正在发生划时代的变化。在太平洋东岸,加利福尼亚于1848年发现金矿,加速了美洲西海岸的开发。加利福尼亚于1850年成为美国的第31个州,标志着美国成为一个大岛,从单纯的大陆国家变为兼具大陆国家和海洋国家双重性质的国家。这不可避免地使美国更加重视太平洋和海外扩张。在太平洋西岸,上海于1843年开埠,使日本成为中美航线上的必经之地。随着上海逐渐取代广州而成为中国的外贸中心,日本之于美国的重要性逐步上升。1850年加利福尼亚的飞剪快船开辟一条新航线,把纽约、旧金山、上海(或广州)、伦敦联系起来,使日本的地理位置更形重要。1849年,美国太平洋邮船开辟纽约至旧金山的轮船航线,使建立横跨太平洋的轮船航线成为指日可待的事。轮船时代的来临,使横亘在中美航线上的日本列岛成为美国的必争之地。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要横渡太平洋,加煤站必不可少,日本于是与夏威夷一起成为美国觊觎的对象。不仅如此,当时还认为日本可大量供应煤炭,这为不产煤的夏威夷所不可企及。[2]】

当然,这里还需要补充的是,这时美国之所以关注日本,是由于太平洋,尤其是现在被美国视为生命线的通往印度洋必经的马六甲海峡的中太平洋洋区当时已被西班牙、英国、德国等欧洲列强瓜分完毕。由于中国的吸引,日本连同东北亚地区,仍是这些欧洲列强没顾得上的“羔羊”,这样日本便成了当时只有资格吃“剩食”的美国扩张的最佳方向。在瓜分中国问题上,美国提出“门户开放”政策,不求独占,只求分羹;而对待日本,一旦时机成熟,美国则会独吞。正因此,美国后来采取“黄雀在后”的政策,在鼓励日本向中国、俄国、英国发难完毕后,再联合这些国家击败并独占了日本。当然这只是后话。

19世纪中叶,与中国锁不住国才被迫开放的经历一样,1633年至1639年,日本幕府5次发布“锁国令”,只允许同中国、荷兰、朝鲜三国有限制地贸易。1853年7月,美国东印度舰队司令佩里率领4艘舰船驶抵江户湾浦贺附近,强求日本开港通商。1854年2月佩里又率7艘舰船重抵江户湾,3月胁迫日本签订《神奈川条约》,规定对美国开放下田、箱馆(今函馆)两港,给予美国最惠国待遇等1858年又签订《日美修好通商条约》。主要内容包括开放神奈川(今横滨)、长崎、新潟、兵库等港及江户、大阪两市,美国享有治外法权。此后,日本同荷兰、俄国、英国、法国也签订了类似条约。日本逐步陷入半殖民地深渊。

与中国太平天国革命出现的原因大体相同,日本开放后农民起义和市民暴动此起彼伏,但社会危机却导致日本走了与中国不同的维新道路。1868年日本实行明治维新。1869年宣布版籍奉还,1873年改革地税,1889年颁布帝国宪法,1890年召开帝国会议。这些措施促进了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日本通过维新运动废除了封建幕藩体制,建立了民族国家,走上资本主义,继而为争霸走上帝国主义扩张道路。

面对日本的崛起,美国开始考虑如何定位与日本的关系。当时日本与美国在东太平洋夏威夷问题上有着深刻的矛盾,美国要想化解并利用这种矛盾,就要考虑用其他利益与日本进行交换。为此,美国采取鼓励日本向南和向西扩张的政策,试图以牺牲英国、荷兰、法国以及中国、俄国的东亚利益来减轻日本在夏威夷问题上对美国的压力。1871年7月6日,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写道:“一旦我们和中国发生纠纷,或是和朝鲜的纠纷增加扩大,则(日本)乃是一个为友固可欢迎,为敌深可惧怕的国家。”[3]因此,与其与日本发生冲突,不如让日本与美国的主要对手相争,而自己坐收渔翁之利。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讲得更加明白:

【19世纪70年代,美国的政策发生了历史性的转折(这在很大程度上预示了华盛顿未来的远东政策),美国官员抛开其欧洲同伴,单独向日本提供帮助,后者自1868年开始政治转型并取得惊人成就,它决心仿造西方的工业化模式实现本国的现代化。70年代中期的美国驻日公使约翰·A.宾厄姆对日本要求关税自治表示同情,他还意识到,美日合作可以削弱英国在日本市场的强大地位。这便是美国政策转变的开端。[4]】

1854年7月11日,美国在日本开国仅3个多月后便迫使琉球王国与之缔结不平等条约,在琉球取得通商权和治外法权。琉球接近荷兰、葡萄牙、英国、法国和西班牙在南中国海的势力范围,并与中国有更近的藩属关系。美国知道自己无力与欧洲列强抗衡,就鼓励并为日本向南方扩张铺路。1872年10月15日,日本对琉球采取单方面行动:以设琉球藩的方式开始吞并琉球。美国在得到日本保证美国在琉球的利益的承诺后,对日本的行为“未提出异议”[5]。

如果说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在琉球问题上先放任后偏袒日本,那么在日本侵略中国的台湾问题上,它更是乐观其成。

1871年11月,发生琉球居民因船只遇难而漂流到台湾东部后船上人员被杀事件。1872年2月,美国驻厦门领事李仙得为此乘美国船到台湾问罪。10月12日,李仙得返美途经日本横滨。美国驻日公使德朗将参加过美国1867年侵台活动的李仙得介绍给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10月24日德朗会见副岛种臣,在谈及台湾问题时,表示日本如拟扩张疆域,占领他国控制不到的地方,美国当乐观其成。10月25日李仙得在横滨会见副岛种臣,在美国公使德朗及其秘书在场的情况下,就日本侵台事宜为日本出谋划策。10月27日,李仙得向副岛种臣表示愿为日本占领台湾效力,称只需2000兵力即可攻台。美国国务卿菲什得知德朗把李仙得得到的关于台湾情报提供给日本后并未表示反对。[6]1874年2月6日,日本政府决定侵略台湾并于4月4日命令陆军中将西乡从道出兵。5月8日,在美军舰“蒙那肯”号的声援下,日本侵略军在台湾登陆,中国随后出兵,日本因准备不足,在10月31日与中国签订《中日北京专约》后退回。日本对美国人参与侵略台湾特别表示“感谢”,李仙得于1875年7月在日本退职,作为外国人首次被授予旭日大绶章。

日本在美国的支持下,又马不停蹄地于1875年侵略朝鲜,此前,美国驻日公使宾厄姆特意将佩里1853-1854年如何叩开日本的《美国舰队远征中国诸海和日本实录》一书赠给井上馨副全权大臣,以壮其行。在日本的胁迫下,1876年日朝缔结《日朝修好条规》。1882年7月,朝鲜爆发反日壬午事变。朝鲜士兵民众联合烧毁日本在京城(汉城)的公使馆。中国和日本派军,就在中日战争一触即发的时刻,美国驻华公使杨约翰(John Russell Young)却会同海军上将,出动军舰对日本进行表面为“礼节性”实则为日本助威的“访问”。[7]迫使朝鲜政府于同年8月30日再次缔结不平等的《济物条约》,日本获得保护使馆的“驻兵权”。1884年12月4日,日本利用朝鲜亲日势力策划宫廷政变,由于中国清府出兵,日本侵略意图没有完全实现,但还是迫使朝鲜签订了《汉城条约》。对此,美国外交史学者孔华润先生在其主编的《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一书中评价说:

【1876年,日本与朝鲜直接签署了一项条约,这进一步证实了宾厄姆的判断,即日本正在崛起。[8]这项条约首次改变朝鲜与中国的纳贡关系,预示着该地区的权力关系将出现显著的重新调整,而日本将在这一过程中发挥主要作用。1878年的一项条约中,美国允许东京享有很大程度的关税自主权,这引起了欧洲人的不满。……华盛顿的态度表明,美国在亚洲看好的是日本的未来,而不是中国或朝鲜的前途。[9]】

为了彻底拿下台湾与朝鲜,日本认识到必须向中国作最终摊牌,并将占领台湾与解决“中国问题”总体考虑。1887年,日本参谋本部草拟《征伐清国策》,把战争时间定在5年后,即在中国实现军队改革和欧洲各国获得远征东方实力之前。[10]1893年山县有朋提出为期10年的战略设想,山县在1893年提出的军备意见书中认为,西方列强计划侵略东方,但侵略成为现实问题的时候“是今后10年内开通西伯利亚大铁路”之日。为了应付这种局势,“应是今后八九年内充分准备兵力,以便一朝有事免遭祸害,并在有机可乘之时进而准备获取权益……到那个时候,可以成为我国敌手的国家不是中国,不是朝鲜,而是英法俄等国”。他认为“如今后不出10年关系破裂”而发生对俄战争,则为了事前确保战略要地朝鲜,就必须早点寻找机会对清战争。[11]甲午战争期间,日本大藏大臣松方正义产提出“我邦必须长期占领台湾”主张,认为“台湾之于我邦,犹如南门之锁钥,无需申论,欲向南方扩张大日本帝国之版图,必须先经此门户”;“由此而达海峡诸半岛及南洋群岛”,“我邦占领该地之利益既然如此之大,则如被他国占领,必对我邦损害极大”,“其他各国今后决不会袖手旁观”,故 “今日若不能占领,则终将永无占领之时机”。占领台湾的第四任“总督”玉源太郎主张:“若在厦门……占据优势,则我帝国恰如彼英国之于苏伊士地峡,在东洋独有同等权力,亦决非难事。”[12]

1899年美国占领菲律宾之前,美国在亚洲还没有夺得一个像样的基地,它需要日本为其东亚政策前趟“雷区”。这一时期美国对日本的基本政策就是纵容日本“应该让战争顺着自己的道路走下去”[13]。直至太平洋战争爆发前,纵容和利用日本为美国充当东亚战略“清道夫”是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基本特点。因此,在1894年日本对华发动侵略战争之前,美国不仅拒绝干涉日本,还有意向日本派出军事顾问,甚至利用驻华使馆的外交特权,窝藏包庇日本间谍,提供军事情报等。[14] 1894年6月,日本借口朝鲜内乱出兵朝鲜。同月初,美国将停在长崎的军舰“巴尔的摩”号派往朝鲜。7月23日,即在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两天,近50名美国海军陆战队员在日本军人的带领下开赴汉城。[15]9月,日本驻美公使建野乡三与美国国务卿格雷沙姆会谈,双方针对中国达成默契。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将尊重朝鲜独立主权,建野答日本在朝鲜没有领土野心。格雷沙姆问日本是否关注中国甚于朝鲜,日本是否更希望与中国而非与朝鲜作战?建野回答:此言极是。日本国内形势危急,与中国交战将……使此得到改善。[16]1894年7月8日和10月6日,英国两次要求美国与欧洲列强联合干涉中日战争时,美国予以拒绝。美国驻华公使查尔斯·田贝于10月23日向国务院的报告中说“中国失败,在达到其王朝受到威胁之前,都是有益的经历。这种事情来临之日,就是外国干涉之时”[17]。田贝之子美国公使馆一等参赞田夏礼在给美国国务院的报告中推测日本打败中国并将强加于中国的一系列“改革”,这对西方列强是有利的;他在报告中写道“日本宣称,这次战争是一次文明对野蛮的战争。如果它坚持这种说法,超脱其一已的私利,成为文明的战士,它自己的面前将有一个广阔的行动领域”。[18]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美国虽然鼓励日本向中国发难,但其对华政策还是与日本有区别的。从日本方面说,中国的解体对日本是绝对有利,这会使它在一劳永逸地解除西面中国所独有的洲际主体地缘政治板块压力的同时,还使自己处于与英国一样的利用大陆分裂形势推行均势外交的有利地位。但美国只希望中国主体地位削弱而不希望中国大面积解体。19世纪末中国面临即将被西方列强瓜分的危险,美国国务卿海·约翰的思想库中国问题权威柔克义(William Woodville Rockhill)[19]“看出中国的解体会成为一场灾难。当时还很少有人认识到这一点。某些世界知名的政治家对大清帝国的瓦解即使不兴高采烈也持漠不关心的态度。柔克义却认为一个有能力在其国境内维持秩序的独立自主的中国对亚洲力量的均势是十分必需的”[20]。在八国联军开进中国后,美国国务卿海·约翰“仍希望有一个稳定的中国,美国在谈判中反对一切可能削弱中国的建议”。他认为“一旦中国崩溃并被瓜分,美国就要面临一个不愉快的任务:在中国各地保护自己的权益,而它的对手则远比中国人难对付。此外,这场角逐的不可知的后果很可能就从毁灭中国所造成的真空中开始,这将比现存的不稳定具有更大的威胁性。”[21]1900年罗西奥多·罗斯福给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贝格的信中说:“我愿意看到日本占有朝鲜。它将对牵制俄国起作用,而俄国由于它的作为应该接受这种报应。但是我真诚地希望不要分割中国。这样做将对任何人都不好。”[22]这就是说,美国支持日本在东北亚的行动只是为了牵制俄国,同时,罗斯福心中还需要中国牵制日本和俄国,而要达此目的,中国就不能解体。事实上,美国对日本的支持是有限的:其极限是日本要强至能牵制中、俄,但不能破坏中国和俄国对日本的牵制并由此造成日本与美国的直接对峙;其底线是日本弱不至无力牵制中国而使中、美直接对峙。这时“美国所要扮演的正是柔克义为之设计的角色——远东权力均势操纵者”[23]的角色。

这里还需要说明的是,英国和俄国对日本南向扩张的态度则与美国有相当的不同。19世纪下半叶英国对日政策是希望日本在东北亚扩张牵制俄国以减轻俄国同期在中亚波斯和阿富汗与英国强劲争霸的压力。[24]为此英国反对日本对台湾的扩张,而沙俄则怂恿日本割占台湾以冲击英国的利益。1874年日本侵台时,英国驻华公使威妥玛向日本使节大久保利通表示:如果日本不把矛头指向台湾而去侵略朝鲜,将会得到英国的援助。1894年5月正值朝鲜局势告急,日英双方进行谈判,6月中旬英国承认了日本对朝鲜的武装侵略。7月16日,两国正式签订条约,英国同意取消在日租界及其行政权,废除在日领事裁判权,提高关税率,这对日本战时外交是一重大支持。英国外交大臣金伯雷在签字仪式上承认,“这样的条约对于日本来说,其效果确实不少。说其效力比在朝鲜击败中国的大军更为远大也不为过”。7月23日英国政府又对日本表示,若中日开战,不以上海为战场,英国将采取“中立”。[25] 两天后,日本便向中国开战,8月1日中国与日本先后宣战。次年4月17日,中国战败并被迫签订《马关条约》。战争前后,西方列强均抱着“渔翁得利”的准备。中国被迫签订《马关条约》的当天,俄国正式向德法提出对日干涉的请求,德法随即同意并迫使日本放弃辽东半岛。作为回报,除“赔款”外,中国还复照日本答应“不将福建省内三地让与或租借给别国”。这个复照便成为日本以中国福建省为其势力范围的依据。[26]

1895年中国在甲午战争中的失败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是结构性的。首先,日本占领中国台湾岛并将福建纳入日本的势力范围,这是日本实现后来“大东亚”战略的关键一步,同时这也使日本接触到了英国对日本扩张可以容忍的极限。与此同时,俄、德、法三国对日本干涉成功,又使俄国在东北亚的力量大增,加上1891年5月俄国建设横跨西伯利亚铁路工程开工。1896年,也就是中日甲午战争结束的第二年,俄国开始建设符拉迪沃斯托克军港,这便加深了太平洋地区美国、英国,尤其日本对俄国的担忧。1895年甲午战争后,日本、俄国在东北亚的崛起,这刺激了美国加速抢滩太平洋的行动。1898年4月美国向西班牙开战,7月7日,美国趁英国忙于英布战争的空隙,在日本政府抗议中兼并为日本人视为东部安全重要战略屏障的夏威夷。同年,西班牙战败,美国夺取了西班牙的属地古巴、菲律宾、波多黎各和日本进入东太平洋的战略要塞关岛。这也从东南两向切断了日本向太平洋扩张的进路。1899年,美国实现对萨摩亚群岛的瓜分,从而拉起了西经180度从阿留申群岛经夏威夷到萨摩亚群岛的东太平洋的防御链条。这反过来又刺激了日本南下与美争夺的冲动。

1900年8月20日,山县有朋提出《关于北清事变善后》意见书,主张调头再次南下,提出“经营南方”的看法,认为“中国……虽可暂免瓜分,但因国家生气久已衰耗,自身已无恢复之力”,所以,将来被瓜分的可能性是很大的,日本“自当谋求将来遇有瓜分之机,不至误算”,“其方案宜扩张势力范围,并要求在该范围内取得驻屯军队、铺设铁路、采掘矿山等特权”。“于福建之外,应更将浙江划归我势力范围”,“其界限应达到江西,抑或涉及浙江及江西之一部”,“将来可与台湾相对,犄角之势,平时可为我在中国内地工业贸易之根据地,一旦有事则可扼东亚之咽喉,以制敌方之侵犯”。[27]1900年8月,日本趁八国联军镇压义和团运动之机,出兵中国厦门,因遭到美国在内的列强干涉而被迫中止。12月,美国又向日本非正式地提出美国海军在中国福建三沙湾获得加煤站的建议[28],这引起日本的极大警觉。这种从东南两向对日本形成合围包抄的压力又反过来刺激日本加快先解决俄国,再总体与美国摊牌的军事行动。1898年日本贵族院议长近卫笃麿对康有为首次使用“亚洲门罗主义”一语。[29]

在打击俄国问题上,美国与日本的目的一样。美国人认识到“西伯利亚大铁路及其支线不仅可以开发俄国辽阔的东部地区,而且还会改变世界贸易的方向,取代伦敦控制的苏伊士运河作为通住中国的关键路线,并主宰中国——如果说不是环太平洋地区——的事务”[30];时任海军助理部长西奥多·罗斯福向麦金莱总统汇报时警告“俄国对美国的亚洲利益的威胁日甚一日”[31]。美国这时对日外交的基本政策是遏制日本向东太平洋扩张,作为补偿支持日本战胜中国后再从俄国那里获取利益。美国对日外交政策的要义,是将日本改造为美国在亚洲的打手,同时又是美国阻挡亚洲强国力量进入东太平洋的“防波堤”。

1904年2月8日,日本海军袭击俄国驻中国旅顺的舰队,日俄战争拉开序幕。1905年1月,日军攻陷旅顺口,3月又在沈阳附近击溃了俄国陆军主力,5月俄国从波罗的海调来的增援舰队也在对马海峡被日军击败。9月5日,日俄两国签订《朴次茅斯和约》,俄承认朝鲜为日本的势力范围;将在中国辽东半岛(包括旅顺口和大连)的租借权转让与日本,割让库页岛南部给日本。

对于日本的胜利,1904年2月10日即在开战的第三天,罗斯福在的日记中写道:“对日本人的胜利,我高兴透了。因为日本在做有利于我们的事。”同时他又对德国驻美大使施特恩堡表示:“从我们的利益说,我们希望日俄战争延长下去,希望它们两败俱伤,尽可能地耗尽元气,即使在战后两国的边界也还未得到解决,两国在利益范围的界限上也一如战前那样对峙。这样就可使它们保持战争状态,而且抑制它们在别的方面的野心,日本就无法在胶州威胁德国,也无法在菲律宾威胁我国了。”1905年6月16日,罗斯福表示:在亚洲大陆与中国有关的事情解决之前,日本的矛头将不会指向菲律宾。[32]另一方面,西奥多·罗斯福也意识到日俄战争意味着美日矛盾将提上日程,认为:“俄国作为一个东亚大国之被推翻,对我们的安全来说是……不幸的”,“最好还是让俄国和日本对峙,使一方对另一方发挥抑制作用”。[33]因此他主张要“防止俄国从整个东亚被赶走”。[34]1904年3月19日,他在一封私人信件中表示:“如果日本获胜,不仅斯拉夫人,而且我们大家都不得不考虑东亚的一个巨大的新势力。胜利将使日本自动地成为东方的一个难以对付的强国”。[35]

事实上,对俄战争胜利后,日本与俄国的矛盾开始转向与美国的矛盾。而美国解决这一矛盾的外交政策基本是以西换东,即将日本的扩张需求向中国和俄国推进以减轻日本对东太平洋美国的战略压力。而这正是1894甲午战争、1905日俄战争前,美国将日本扩张需求引向西北面以减轻南面菲律宾压力的政策的翻版。


(二)“可怜的塔夫脱”,美国不知深浅首次触礁东北亚

1909年,塔夫脱(William Howard Taft,1857-1930)就任美国总统。他认为罗斯福姑息日本,情愿把美国在华利益置于次要地位以换取日本的好感的政策“是一个方向性的错误”。[36]他一反罗斯福的东亚政策,提出可以利用经济手段,通过“金元外交”来与日本和俄国争夺东北亚的利益。塔夫脱的对华政策得到中国清政府的积极响应,清政府试图在中国东北引入美国以抵消日俄的力量。

1909年,美国开始大力向中国的投资市场渗透。最初塔夫脱想从满清政府修建粤汉铁路而发行债券中为美国银行家争取到份额,但迫于俄日压力,未能成功。后塔夫脱又以个人名义致电醇亲王,敦促他同意给美国资本家同等的一份债券,还是迫于列强的压力,为清政府婉拒。6月美国银行团的代表司戴德先到伦敦拜会欧洲银行界后,才到奉天见到主张引入美国资助开发铁路的任锡良。任锡良筹划了一个方案由美国银行出资修筑一条从锦州横贯满洲的铁路。10月中美终于签署一项由美国银行团出资兴建锦瑗铁路的协定。同时,为了减轻来自俄日的压力,塔夫脱还提出一项诺克斯“中立化”计划,建议把满洲的铁路全部中立化或国际化。塔夫脱天真地认为,俄国人为减轻在中东铁路的亏损,可能乐于同意美国的这项计划。假如再能获得英、法、德的支持,日本对南满铁路的控制也就随之告终,美国在中国东北的商业利益就会扩大。

“这是一个伟大的梦想,但是它像许多美梦一样,在旭日升起的时候消失了。”[37]塔夫脱并不熟悉经济只是政治的继续的道理。他怀着威尔逊或戈尔巴乔夫式的伟大抱负,以为他所面临的已经是一个经济扩张可以代替军事扩张的“文明”时代。他根本没有意识到美国来到了一个要与俄日虎口夺食并且是俄国人和日本人为此地交过手,流过血才划清势力范围的地方。尽管俄日之间有矛盾,但面临第三者介入,尤其是当时力量并不是很强的美国人介入的时候,他们捍卫其势力范围的决心就不是仅凭几堆“金元”就能撼动的。事实上尽管“美国是当时唯一能够在远东同日本抗衡的力量,但它的海军实力还没有强大到可以跨过太平洋同日本较量的程度”[38]。而没有海军为后盾的经济扩张,无异于八面威风却不能奔走的泥足巨人。

塔夫脱的外交攻势引起俄日及其他列强的警觉,也引起他的前任对欧洲实力和均势外交有深刻理解的西奥多•罗斯福的不安。他对儿子长叹“可怜的塔夫脱”。他写信并拜访塔夫脱,告诫他:应将美国的国力用于力所能及且有重要利益的地方。他认为:日本可能成为包括美国在太平洋领地在内美国安全的严重威胁。亚洲大陆的利益对日本是生死攸关的,而美国在那里的利益,特别是在满洲的利益“实在不重要,而且美国人民也不会甘心为它冒导致冲突的最低限度的风险”。他警告塔夫脱:在满洲向日本挑战需要巨大的军事力量,相当于把英国海军和德国陆军结合在一起的实力。罗斯福对塔夫脱的理想主义“新计划”大泼冷水说:当一个强大的国家有意不顾美国的“门户开放”政策而宁愿使用武力时,“门户开放”政策就毫无用处。当前美国除辩论外,并不具备和日本在东北亚进行大规模较量的实力。罗斯福建议塔夫脱放弃带有攻势的东北亚政策。[39]

姜还是老的辣,后来事实还是证明罗斯福的判断是正确的,即东北亚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方。

塔夫脱的建议首先遭到日俄的拒绝。英国、法国也不愿在东北亚支持塔夫脱的建议而得罪日俄。更为严重的还是,塔夫脱介入东北亚政策使刚发生过军事冲突的日本和俄国迅速走向联合。1909年12月24日,日本小村外相向俄国驻日大使提议继1907年《俄日协约》之后,“现在正是应当迈出第二步的时机,在满洲的共同利益是两国政治关系继续发展的基础”。[40]小村提议得到俄方的“全然一致”的回应;1910年3月5日,俄国政府正式授权驻日大使马列夫斯基向日本提出建立政治同盟的条件。日本政府于3月9日决定以明确划定两国在东北的势力范围、为维护在那里的利益而采取共同措施并互相支援为目标,同俄国缔结新协约。会谈于4月初举行。在会谈中俄国外相伊兹沃尔斯基称:“若问满洲将来归谁掌握,当然应为日俄两国所有”。[41]日本公使本野则答说:“即使不用这样露骨的文字来表现,我想要找到一个同样意义的文句并不难”。[42]7月4日,伊兹沃尔斯基和本野一郎分别代表本国政府签署第二次《俄日协约》和《俄日秘密条约》。“第二次俄日协约签字的日子正是美国的国庆日,这种选择本身完全可以视为对美国远东政策的强硬回答。它表明,日俄两国企图永远把美国拒之东北之外。”[43]中国历史学者崔丕先生对这个协约评价说:

【十分清楚,这次俄日协约不仅大大扩大了第一次协约的范围,而且在瓜分中国东北问题上具有更深刻的明确性。就其巩固各自既得利益,抗拒其他列强的争夺来说,则无异于一项进攻性的同盟。其影响之深远,远远超出了中国东北地区、东北亚洲的范围。[44]】

在日俄联合强硬抵制下,美国不得不放弃“满洲铁路中立化计划”而转入以与英、法、德国合伙组建“四国银行团”方式介入东北亚。后还是迫于日本和俄国压力,1911年9月四国银行团决定:“银行团不利用合同第十六款将其活动扩大到‘满洲’,不妨碍俄、日两国向该地区贷款。”[45]1912年,日本和俄国被纳入四国银行团,四国银行变为六国银行。1913年3月18日,美国新任总统威尔逊发表《美国对华政策声明》表示不再支持美国财团留在六国银行团内,3月21日,美国正式退出六国银行团,与此相应,美国强势角逐东北亚的外交努力也在触礁后随之结束。

20世纪初塔夫脱在东北亚的失败使美国首次认识到了美国东亚扩张的极限;但只是在半个世纪后的朝鲜战争中,美国才再次并真正领悟到:东北亚是美国力所不及的地区。


[1]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毛泽东年谱(1949-1976)》第6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年版,第506页。

[2]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46页。

[3]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4]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0页。

[6]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2页。

[7]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8]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340页。

[9] 转引自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369页。

[10]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2页。

[11] [日]升味准之辅著:《日本政治史》第二册,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282-283页。

[12]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注释①。

[13] 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894年卷,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31页。

[14] 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6页。

[15] 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50页。

[16]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7页。

[17]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48页。

[18]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398页。

[19] 威谦·伍德维尔·罗克希尔,中文名,柔克义,外交官、汉学家。生于宾夕法尼亚州费城。1873年毕业于法国陆军学校。曾在阿尔及利亚的法军中服役。1876年退役。1884年赴任美国驻北京使馆二秘、参赞。1886年至1887年任驻朝鲜临时代办。1888年退出外交界,1888年至1889年、1891年至1892年曾两次去蒙古、西藏考察旅行。1893年回国复入外交部门供职。1894年至1896年任第三助理国务卿,1896年至1897年任助理国务卿,其间推行门户开放政策。1897年至1899年任美国驻希腊、罗马尼亚公使和总领事。1899年辞去公职、任共和党国际局主任。1901年9月代表美国逼中国签订《辛丑条约》。1905年至1909年任驻华公使,1909年至1911年任驻俄大使,1911年至1913年任驻土耳其大使。1914年被袁世凯聘为私人顾问,赴华途中病死于檀香山。著有《1891年和1892年蒙藏旅行日记》、《喇嘛之国》、《藏族人类学笔记》。

[20]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1页。

[21]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2]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25页。

[23] 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49页。

[24] 1853年,俄国和土耳其爆发克里米亚战争,英国、法国和撒丁王国先后参加了对俄国作战。1856年俄国战败,战争双方在巴黎签订和约,俄国丧失在黑海驻扎舰队的权利,黑海沿岸的要塞全部拆除,比萨拉比亚南部的一块土地划给土耳其。1861年,俄国进行农奴制改革,经济开始向市场经济转轨,俄国对中亚的市场和资源需求增大的同时,对外扩张力度增大。1865年俄军攻下塔什干城,侵占了浩罕大部分土地。1867年俄国击败布哈拉,建立保护制度。沙皇以所占的草原地区和中亚诸汗国的土地,成立了一个直属陆军的土耳其斯坦省,此后便将目标直逼进入印度最后的屏障──阿富汗。另一方面,英国从南方对俄南下的战略进行了有力的反制。到19世纪中期,英国基本上在印度建立起殖民统治。1839年和1878年英国两次出兵阿富汗,占领坎大哈,进逼喀布尔,迫使阿富汗承认其为英国的保护国。1877年至1881年俄国对土库曼进行军事征服。1884年,英国怂恿阿富汗艾米尔尽力扩张北部边界──今天苏联解体后在阿富汗北方出现的五个独联体国家帮助西方人更好地实现了这个愿望,俄挥师南下占领原属伊朗的梅尔夫。1885年,俄阿两军交火,阿富汗军队战败,俄军占领阿富汗班吉,此事几乎引发起英俄之间战争。英国首相格莱斯顿向议会提出拨款1100万英磅的要求,并计划由黑海进攻俄国。俄政府闻讯迅速作出反应并获得德奥及法国的支持,迫使英国妥协。1885年9月俄国和英国签订《伦敦议定书》,在牺牲阿富汗基础上达成划分阿富汗边界的原则。同年英国占领朝鲜巨文岛,准备一旦俄国向印度洋突进并由此引发英俄在中亚冲突,就在远东地区牵制俄国。这一策略后来为1894年和1902年1月30日英国和日本签订的条约所代替。

[25] 转引自吴廷璆主编:《日本史》,南开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第477页。

[26] 王绳祖主编:《国际关系史》第3卷(1929-1939),世界知识出版社1995年版,第235页。

[27]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198页。

[28]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83-184页。

[29] 转引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5页。

[30]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7页。

[31] 孔华润(Warren I. Cohen)主编,王琛 等译:《剑桥美国对外关系史》(上),新华出版社2004年版,第416页。

[32]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3卷,转自刘世龙著:《美日关系1791-2001)》,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年版,第168、169页。

[33] 鲍•••亚•罗曼诺夫著:《日俄战争外交史纲》,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34] T.丹涅特著:《西•罗斯福与日俄战争》,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38页。

[35] 参见阎广耀、方生选译:《美国对华政策文件选编》,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463页。

[36]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8页。

[37] 孔华润(Warrn I. Cohen)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0-71页。

[38]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16页。

[39] 参阅孔华润(Warrn I. Cohen) 著,张静尔译:《美国对中国的反应》(America’s Response to China ——An Interpretative History of Sino-American Relations),复旦大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71-72页。

[40]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页。

[41]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2页。

[42]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1-282页。

[43]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6页

[44] 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3-284页

[45] 转引自崔丕著:《近代东北亚国际关系史研究》,东北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288-289页。

【张文木,察网专栏学者,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社会主义研究中心常务理事、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战略问题研究中心教授。本文载于张文木《全球视野中的中国国家安全战略》(上卷)第三节,参阅山东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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