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编者按：丹尼尔·贝尔所谓“革命的第二天”，就是老话：“马上得天下，安能马上治之”。要继续革命，就要不断面对这个问题：怎样巩固革命政权。本文通过对上世纪四、五十年代小说结构与历史现场的双重回溯，敏锐地指出了在“反官僚主义”这个继续革命核心问题上的经验和教训。以作家为代表的知识分子总是通过他们心中既定的“现代化”标准衡量世界，他们反官僚，是因为官僚不中精英的意，这和现实中人民群众最直接生动的政治诉求有巨大的距离，人民需要的是党的好干部，而不是满嘴斯文有板有眼的公务员。这个距离差距，仍是现在舆论战场角力的本质。

“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从“延安之春”到“百花时代”

从世界革命的经验来说，普遍存在革命之后的官僚化、保守化问题，即丹尼尔·贝尔所谓“革命的第二天”1问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始终并存着两种矛盾的倾向：既有将革命纳入现代官僚机构、由此产生保守主义的倾向，也有保持革命激进性、反对保守的倾向。这一斗争常常以“反对官僚主义”的名义出现，其内涵，是反对官僚主义所代表的制度僵化、意识形态保守，并试图防止新的利益分层与固化。

1942年前后，延安集中出现了知识分子对革命政权的批评风潮，史称“延安之春”，终结于随后的整风运动。1956年，毛泽东提出在科学文化工作中，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文学界出现了一批“写人性”和“干预生活”的作品，史称“百花时代”，终结于随后的反右运动。在这两个历史时期，“反官僚主义”既是中共高层的重要理论命题，也是知识分子文化批判的核心主题。

考察有关文本和历史现场，会发现在“反官僚主义”口号下，毛泽东和知识分子之间、知识分子在40年代和50年代的诉求之间，存在着复杂的矛盾甚至对立。这些矛盾往往淹没在“知识分子反抗政治权力”的表述中，而放过了真正重要的历史问题：毛泽东始终将群众获取权力，作为抵御官僚化、保守化的重要力量。这一思想使中国革命大大延宕了“第二天”的到来，创造了独特的经验。但其中也存在着客观困境和主观缺失：其一，现代中国革命很难在制度层面上拒绝对现代科层制度的复制和征用，而紧张艰巨的客观环境也使其无法从容地辨析其中的意识形态问题并进行独立的制度创造。其二，在斗争中，“群众”的无名性，使他们常常处于缺席状态。其三，中国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局限缺乏自省，他们的批判，立场片面，无法从根本利益结构中揭示官僚主义的本质问题；行为情绪化，往往变成小资产阶级情感的宣泄；姿态精英，无法激起广大人民的普遍共鸣和参与意愿，使批判成为知识精英与政治精英之间的权力争夺。历次来自知识分子群体的批判，往往都被政治权力反批评为“小资产阶级错误倾向”，知识分子自身也往往付出文化以外的惨痛代价。这里面主要原因是政治权力与文化的不对等较量，但同时，知识分子自身的局限也是导致文化批判归于低效甚至无效的根本原因。

在这一问题视野下，本文从上述两个时期“批判官僚主义”的代表文本出发，结合同一时期毛泽东的相关论述，具体剖析其复杂性和内在矛盾，由此探讨中国革命在“反官僚主义”问题上的独特经验和教训。

“延安之春”：现代性追求和群众路线的分歧

1942年前后，延安掀起了批判官僚主义的理论热潮。知识分子发表了很多影响广泛的文本，批判延安政权中的官僚主义。同时，毛泽东将官僚主义作为主观主义的重要表现，纳入整风的重要目标。后来整风运动中，批判官僚主义的知识分子付出了极为沉重的代价。概括说，这一时期的批判官僚主义涉及三个层面的内容：其一，反对革命政权内的官僚特权。这一点为毛泽东和知识分子共同关注。毛泽东曾批评“在延安，只有老干部吃得开”，王实味的《野百合花》、丁玲的《三八节有感》也尖锐地抨击了这个问题。其二，毛泽东将官僚主义纳入主观主义问题中，矛头指向中共党内轻视本国实际情况和本土革命经验，盲目崇尚外来理论和模式的倾向，其实质，是指出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是本国人民，主要问题是本国实际情况。其三，知识分子的一部分批判矛头则指向代表着本国实际情况和经验的“乡土性”，他们批评的“官僚主义”其实是延安政权缺乏科学高效制度的前现代性，其实质，恰恰是呼吁建立现代官僚制度。这三层意思中，第一层最为后来学者关注，多数研究者由此将延安之春的结果简单归因于权力压制，却鲜有研究注意到第二层和第三层是毛泽东和知识分子的重要差异甚至分歧，并由此探讨这一问题的内部复杂性和困境。

从这个视角看，这一时期最有代表性的文本是丁玲的小说《在医院中》。在陆萍（也是作家丁玲）的视角中，延安政权面临的主要问题，是缺乏现代管理制度和现代管理者。丁玲将小说的环境设置为医院，因为医院显然与“现代科学”关系理应更紧密。无论从其工作人员的教育程度，还是从医院工作本身的性质来说，都理应比其他机构拥有更科学有效的管理制度。但反讽的是，小说中的医院，偏偏无处不体现着“前现代性”，具体可以概括为三个层面：

第一是工作者的乡土性，从医生、护士到管理者，均无职业意识和专业训练。管理科长，会用最粗野的话骂人，善于给领导送点小东西。医院院长是种田人出身，对医务工作完全外行。指导员是行伍出身，一心想回部队。其他看护多数是不知现代医学为何物、爱串门子、传是非的乡村妇女。即使有受过现代教育的工作者如张芳子、林莎等，则或平庸俗气，或浅薄虚荣，毫无现代医护工作者的素养可言。

第二是日常工作的无序性。陆萍在医院洗衣、消毒、看护病人、治病接生都做，既无人对她身兼多职表示敬意，也无人认为她僭越了自己的工作职责。更严重的是，出了问题甚至无人负责。管理科长对病人和医护人员必要的取暖设施不作为，直接导致医护人员在手术中煤气中毒，但没有任何人对其未尽职责问题提出质疑，进行批评——因为在这里，根本没有工作权责概念。

第三是缺乏现代规章制度。这是前两个问题的根本原因：以乡土人情还是现代制度为工作法则，从根本上决定了是乡土（落后性）溶解现代（科学与进步），还是现代取代乡土。即使主要是乡村妇女、种田人组成的单位，如有一套严格的培训制度、职责监督和奖惩制度，并以制度为工作准则，仍然可以将他们训练改造为现代医护工作者。问题是医院中的工作准则不是现代科学制度，而是前现代的乡村人情。管理科长的优点是“群众工作做得很好”——这里的群众对现代医护工作既不了解、也无认识，他们欢迎和认同的是家长里短的乡村生活内容，所谓“群众工作做得很好”的内涵可想而知。管理科长与环境的高度和谐展现出，这种乡土性体现在人数众多的“群众”身上，“群众”在这里不是毛泽东在同一时期所表述的中国革命的主体力量，而是“批判国民性”主题下的前现代国民。

在这里，丁玲将“国民性批判”这一经典的启蒙式主题引向了制度批判：在她笔下，人的麻木很大程度上产生于管理制度的缺乏：积极工作的人得不到制度的奖励；懈怠懒惰的人得不到制度的惩戒，甚至工作人员自身基本的工作生活都缺乏制度保障。而陆萍（也是丁玲）所致力的，首先也不是改造人的灵魂：她对平庸的张芳子、俗气轻浮的林莎，仅仅存在个人情感上的厌恶，并没有开展任何批评斗争。她努力争取合理、科学的医疗条件、受过职业训练的医护人员、有秩序的日常医疗工作——这些都属于一个现代化医院的科学管理制度范畴，凸现出对“现代管理制度”的呼唤。

这一点，另一位女作家陈学昭在《延安访问记》中有更直接的表述：“这里缺乏行政人员，就是说缺少官。这怕是一个事实。这里所需要的官当然不是像封建时代的士大夫，也不是那些贪官污吏，说官话，摆官架的官，而是真正能为国家行使权令，替人民谋利益，负责，耐劳，吃苦，克己那样的官。”与缺乏这样的“官”相应的，是行政管理的薄弱、不科学：“今日边区在工作上所存在的最大的缺点，就是一切办事机构太不科学……手工业化，就是不现代化，不现代化，就是不科学化。”“说到事物与管理这部分工作的缺陷是在碰到了这个基本的缺点：太不科学化”2。

除此之外，同期如朱寨的小说《厂长追猪去了》呈现的同样是单位事权不清、岗位职责不明而导致工作效率低下、组织管理混乱的问题。丁玲、陈学昭、朱寨等虽未直接为他们的目标冠名“现代官僚制度”，但他们表达的主要诉求，却可以韦伯对现代官僚组织的描述为清晰注脚：“精准、迅速、明确、熟悉档案、持续、谨慎、统一、严格服从、防止摩擦以及物资与人员费用的节省，所有这些在严格的官僚制行政（尤其是一元制支配的情况）里达到最理想状态。比起任何合议制的、名誉制与兼职等等形态的管理，训练有素的官僚表现——就上述所列要求而言——都显得更优秀。”3陆萍想做政治工作者的理想从这个意义上越出了个人兴趣的边界，与她后来“在医院中”的行动一起，成为丁玲开出的问题解决之道。而陈学昭更是直言不讳呼唤大批能够履行现代政府职能的“官”以及由这样的“官”所组成的现代政府机构。这一呼唤与对“不现代化”、“不科学化”办事机构的批评结合起来，事实上是要求用现代官僚制度取代乡土中国的政治模式。

当知识分子的“反官僚”实质体现出对西方现代制度的呼吁以及对本土经验的否定、对群众的轻视时，毛泽东恰恰从相反的方向上提出了“官僚主义”问题。在整风运动前后，毛泽东从两个角度谈过官僚问题。一是从反对宗派主义角度，批评“只有首长才吃得开”4的问题，该问题的要害是官僚阶层脱离群众、破坏内部团结。二是将官僚主义与主观教条主义结合5，要害是官僚主义脱离中国本土经验，盲目崇尚苏共理论、复制苏共模式。从整风运动的重心看，毛泽东的重点放在这一角度。

整风运动的一个重要背景，是中共党内由来已久的崇苏倾向。体现为：理论上，推崇苏共意识形态，以马列原典尤其是俄式马列主义为最高标准；人事上，有留苏背景的党政干部、知识分子居于政权和文化结构的上层；组织上，苏共对中共政治、军事和人事发挥有效的遥控影响。6

由此，毛泽东在整风运动中要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具体说，即立足中国本土经验和实际需要，创造新的理论体系和实践道路，摆脱苏共从意识形态到人事组织的控制。在这一问题框架内，毛泽东对官僚主义的批判内在于批判教条主义、重视本土经验的整体文化建构中。在1941年写的《〈农村调查〉的序言和跋》中，毛泽东将“下车伊始”就乱发议论的官僚主义者称为“钦差大臣”，用以批评当时中共将苏共理论和意志凌驾于本国革命实际之上、建立并固化苏共对中共的人事控制和理论统治的现象。在1943年为中共中央所写的决定《关于领导方法的若干问题》中，毛泽东明确将群众路线作为克服官僚主义与主观主义的方法：“主观主义者和官僚主义者不知道领导和群众相结合……为了反对主观主义和官僚主义的领导方法，必须广泛地深入地提倡马克思主义的科学的领导方法。”7

问题的复杂性在于，作为一个领导实际斗争的政治家，毛泽东的理论批判和政治实践同样体现出矛盾的一面。他可以在“反官僚”的名义之下倡导“群众路线”，批评崇尚苏联的教条主义者。这一理论倡导体现出对知识分子呼唤现代官僚制度、轻视群众与本土经验的抵制。但中国革命的艰难处境使他同时也参与到征用苏共建党模式、推进延安政权逐步制度化的进程中。而对这一模式内蕴的与人民性理想相背离的层面，客观上由于当时的危机环境，主观上由于中共内部思想理论倾向的复杂纠葛，始终没有得到深刻反思和理性辨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