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种“官僚主义”的批判与反批判

“延安之春”与“百花时代”的矛盾：现代官僚制度的建立与对官僚主义的批判

严家炎在80年代初曾指出，40年代丁玲小说《在医院中》与50年代王蒙小说《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在启蒙精神上存在继承相通关系，《在医院中》的主人公陆萍是“40年代医院里新来的年轻人”。8确如严家炎所说，延安时代的丁玲和“百花时代”的王蒙在启蒙精神上一脉相承。但回到文本和历史现场，会发现真正的问题是：十多年后的启蒙主义者所批评的“官僚主义”及其弊端，很大程度上正是他们十多年前追求建立现代制度的结果。而在这两个时期，在共同的“反官僚主义”口号下，知识分子的“批判官僚主义”也始终没有超越启蒙立场的局限。这一前后矛盾的启蒙诉求，包括后来从启蒙立场出发的研究者对这一矛盾的无视，揭示出在批判官僚主义问题上，启蒙知识分子对自己的内在矛盾缺乏自省。

事实上，《在医院中》的陆萍不是十多年后“新来的年轻人”林震，相反是《组织部新来的青年人》中批评的官僚主义者刘世吾的青年时代。40年代，陆萍被组织安排去做“助产婆”，但她自己最渴望的，是去做政治工作。从这个角度说，十多年后高度成熟的政治工作者刘世吾，正是陆萍在延安追寻的理想形象。而刘世吾身上，也同样残留着对文学的爱好，当他动情地回忆起自己的青春时代时，所询唤出的正是十多年前的陆萍——那个热爱文学（文学在这里象征着热情、理想，与敷衍、麻木和冷漠相对立）、以政治工作为人生理想的年轻人。而刘世吾身处的“组织部”，作为一个制度严谨、组织严密的现代官僚机构，很大程度上也正是陆萍为之奋斗的理想在十多年后的实现。

具体说，以上所谈包含三个层面。

第一是专业的机关工作者取代了乡土的同事和领导。林震进入组织部，第一印象是通过赵慧文和刘世吾建立起来的。和《在医院中》毫无专业气质的看护比，赵慧文的工作细节展现出她对业务的熟练、专业，生活细节则展现出她的干练和大方开朗的现代（非乡土）气质。正如作者所说，她代表“一切能干而漂亮的女同志”，是非常典型的机关青年女干部，代表了《在医院中》所询唤的“理想同事”。和充满农民气质的管理科长比，刘世吾也显然更符合现代机关领导的理想形象。管理科长的语言是粗野、乡土、未经训练的，而刘世吾已经习得了一整套机关的专业的工作语言。管理科长的工作依靠上下人情顺畅得以开展，而刘世吾所依靠的，却不再是乡土人情，而是完善的组织章程、成熟的工作程序。虽然王蒙对此持批判态度，但客观上，赵慧文和刘世吾所呈现的，显然更接近十多年前丁玲理想中的“现代工作者”。

第二是严格清晰的工作职责划分取代了杂乱无章的人事状态。十多年前，陆萍凭借热情身兼数职，既无人赞扬她的工作热情，更无人指责她“越权”。让陆萍碰壁的“冷漠”本质上是由于工作运转中缺乏“权责”概念。但十多年后，让林震碰壁的“冷漠”本质上则是由于清晰的权责观念，组织部奉行各司其职的成熟官僚机构运行规则。林震的热情受到“越权”的指责，韩常新反复提醒他做自己分内的事。在这一模式下，章程和程序具有最高权威，“个性”、“情感”等个体差异被最大限度忽略。作为领导的刘世吾也可以将对下属的个人感情和对他们的工作指令、履职评价区分开来。从小说很多微妙细节看，林震不断询唤着他自己的青春记忆，他对这个年轻人怀抱着私人情感上的好感，但在官僚机构层面，他仍对林震干扰流程的越界行为加以规约。

第三是严格的规章制度和工作流程取代了乡土的人情小社会。十多年前，陆萍以一个外来者眼光看到的“医院”，是一个肮脏、杂乱的环境，与其说是医院不如说是个乡社。陆萍始终以先进的现代视角俯瞰落后的乡土环境，她的困惑、苦闷均产生于落后势力过于强大，从未怀疑自己的正确性。十多年后，林震看到的组织部是这样的：“人们都在忙碌：一个穿军服的同志挟着包匆匆走过，传达室的老吕提着两个大铁壶给会议室送茶水，可以听见一个女同志顽强地对着电话机子说：‘不行，最迟明天早上！不行……’”9这段外来者林震视角下的“组织部一瞥”，呈现出一个各司其职、井然有序的现代官僚机构，这里有严格的规章制度、井然有序的工作流程，产生出不可抗拒的权威力量——对着电话说“不行！”的女同志，其不经意间流露出的权威感和工作状态成为组织部的经典形象。林震仰视面对刘世吾、韩常新的老练成熟（小说中批判为麻木的官僚主义，但如果和丁玲小说提出的批评对照看，也是训练有素的专业技能和明晰的权责概念），不断检讨和怀疑自己。而刘世吾和韩常新所遵循的，是制度原则而非乡土法则，他们熟悉的是工作情况而非群众关系。具有反讽意义的是，在丁玲笔下，“善于做群众工作”代表乡土性，是需要被现代官僚制度克服的低级状态；而到了王蒙笔下，强大的官僚机器的“非人格化”特征显露无疑，“群众工作”所携带的人情味反而具有了向生活、人性回归的正面意义，成为抵抗官僚机构非人格性的武器。

同一时期，还有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在桥梁的工地上》和李国文小说《改选》等，均以批判官僚主义为主题。有意味的是，这些文本的批判矛头，基本集中在两点：一是官僚主义者脱离群众；二是刻板僵硬的制度章程压抑人的主观创造性。这似乎是对延安时代毛泽东以群众路线反官僚主义的一个遥远的回声，也是对丁玲、陈学昭等一批知识分子所呼唤的现代理性的一个迟到的质疑：当专业工作者代替“善于做群众工作”、能够和群众建立起人情关系的乡土工作者；当严格的章程、科学的制度代替随意杂乱的工作状态，真正可怕的脱离群众、机械僵硬保守的“官僚主义”才随之发生了。

“百花时代”：“继续革命”与个体启蒙立场的分歧

“百花时代”，知识分子虽然在主观上响应毛泽东号召，也试图从“反保守”角度批判官僚主义，但他们的批判与毛泽东此时的批判仍存在差异：毛泽东“反官僚”的实质是反对官僚制度背后的利益格局模式，反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成果被资本逻辑收编，所提出的是在非革命条件下推进社会主义理想的根本道路问题；知识分子“反官僚”是反对个体人性的保守、僵化，反对人性在非革命条件下的堕落，所提出的是对官僚主义者进行个体层面的国民性批判的启蒙问题。

莫里森·梅斯纳研究中国当代历史，对比法国革命和俄国革命的困境，提出了中国在革命后如何阻止官僚主义制度化的问题。他说：“拿破仑的专制政治和官僚的保守主义，使法国大革命的理想落空；而斯大林的专制政治和另一种（虽然不是同一类型的）保守型官僚主义的统治，使人们对俄国革命的未来大失所望。从这些革命的激烈大变动中产生出来的社会，虽然与他们所取代的那些社会大不相同，可是与革命原来设想的理想秩序也相距甚远。”“中国自1949年以来一般说来也许是在引人注目的历史中具有最引人注目的特点，因为一直是中国极其努力地扭转革命可能会在革命后的时代灭亡这种似乎是普遍的趋势，阻止会窒息革命要求的‘官僚主义制度化’进程，并且努力保持中国革命的乌托邦目标和理想，作为当代社会行动的活的源泉。”10

梅斯纳所说的这种努力，在1955年中共高层发生的关于农村合作化问题的争论中得到集中体现。这一争论的本质，是为维护官僚组织自上而下的稳定结构所必然产生的保守立场与毛泽东致力于依靠群众热情、自下而上全面迅速推进社会主义改造的激进诉求之间的冲突。

毛泽东通过三个层次的实践，致力于克服革命后的官僚化。

第一，沿袭延安传统，仍然以“群众路线”为克服官僚主义的方法。马克斯·韦伯在研究官僚制度时指出，在这一制度机构中，“群众”是官僚机构及其弊端的天然阻碍力量：当群众“针对具体的问题具体的人提出实质‘公道’的要求，即不可避免地会与官僚行政之形式主义、束缚于规则及冷酷的‘就事论事’发生冲突”。11通过“发动群众”，以自下而上的群众力量，对抗自上而下的官僚机制，这是毛泽东一以贯之的基本立场。他在《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一书的按语中说：“拿出一些时间到群众中走一走，看看群众在想些什么，做些什么，从其中找出先进经验，加以推广。这是一个治好右倾顽症的有效药方，奉劝人们不妨试一试。”12

第二，建构“群众/激进”和“官僚/保守”的二元对立叙述，从而将官僚主义纳入到当时的核心问题“如何在非革命环境下继续推行社会主义理想”之中。延安时代的“群众路线”主要针对苏共理论和经验，强调中国本土经验和革命实际；50年代的“群众路线”则主要针对社会主义改造中的保守立场，强调群众走社会主义道路的热情。从1955年7月31日的省市委自治区党委书记会开始，毛泽东将以邓子恢为代表的主张稳健立场的高层称为“保守派”、“官僚主义者”。毛泽东说：“群众中蕴藏了一种极大的社会主义的积极性。那些在革命时期还只会按照常规走路的人们，对于这种积极性一概看不见。他们是瞎子，在他们面前出现的只是一片黑暗。”13

第三，毛泽东将这个二元对立的叙述，上升到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两条路线斗争的高度，“官僚主义”由延安时代的思想方法和工作作风之争，上升为阶级立场和根本路线之争。在这一问题视野内，官僚主义表象背后是对利益格局的选择：新中国政权是继续改变现存不合理的利益结构，并从根本制度上杜绝剥削的可能性，还是维护现存秩序（主要是维护现存秩序中的既得利益者）以求得稳定统治？作为兼具革命党和执政党性质的中共，这两个选择成为建国初期高层的两个主要倾向，也是上文梅斯纳提出“阻碍革命后的官僚化”问题的要害。毛泽东说，资产阶级、富农和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农民的利益，“很可能在全国许多领导机关中都能找到它的代表人物出来”14。“他们老是站在资产阶级、富农、或者具有资本主义自发倾向的富裕中农的立场上替较少的人打主意，而没有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替整个国家和全体人民打主意。”15

将官僚制度和由此产生的官僚主义纳入社会主义理想与资本主义逻辑的对立中讨论，深刻触及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与现代官僚制度的根本矛盾。现代官僚制度必然产生权力与社会资源分配的等级制度和非人化的组织控制，与社会平等、人性解放等理想相拒斥。正如马克斯·韦伯指出的：“官僚化提供了贯彻行政职务专业化（根据纯粹切事化的考量）之原则的最佳可能性；……‘切事化’地处理事务主要即意指，根据可以计算的规则、‘不问对象是谁’地来处理事务。”而“‘不问对象是谁’同时也是‘市场’——而且一般而言，也是所有追求赤裸裸之经济利益——的格言”16。

因此，“百花时代”知识分子批判官僚主义，一方面内在于左翼文学传统的理想主义的整体追求之中，具有响应中共高层号召的主流价值内涵；另一方面，又体现出作为启蒙知识分子，在进入革命秩序之后，对启蒙思想缺乏反思，对“现代”价值的无批判接受和个体精英意识的顽固存在。具体说，这种局限性在这一时期主要体现在以下几个问题上：

其一，批判角度个体化。这一时期，毛泽东从整体利益格局的角度来批评官僚制度和官僚主义，将这一批判上升到两条道路斗争的高度。许多知识分子却把问题归结在“官僚主义者”个体身上，批判重心放在官僚主义者的个体缺陷，而不指向制度背后的价值标准和利益结构，无法揭示官僚主义的本质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