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东亚地缘战略 —— 底线和极限

2. 越南战争：目标与资源不匹配导致美国再次失败

越南战争几乎是朝鲜战争的复制，而美国对越战的战略设计所犯的战略目标与资源不匹配的致命错误几乎也是朝鲜战争的复制。

“肯尼迪在印度支那所面临的紧急事件首先来自老挝”[125]。1961年初，老挝内战不断，美国扶持的代理人不可能在大选中获胜。“美国明确向苏联发出信号：美国宁愿开战也不允许共产党接管老挝”[126]。为此美国准备军事干涉。

1961年4月27日，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召开会议，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海军少将“在整个会议期间反复而强烈地表明这样的观点：除非美国准备在老挝进行军事行动，否则我们将会失去整个东南亚”。同时他也意识到“在老挝采取行动还存在极大的困难。一旦战争爆发，我们必须准备进行激烈、长期、艰苦的战争，并且很有可能卷入与共产党中国的战争”。[127]4月28日，助理国务卿迪安•腊斯克(Dean Rusk,1909-1994 )致电国务院明确表达自己的看法，认为“我们在老挝卷入大规模的战争不符合我们特殊的国家利益”。“一定不能同意总统在偶发事件还没有完全暴露时就做出决定，动用美国有组织的军队。这可能会迅速引起朝鲜战火重燃、冲绳岛和日本的基地遭到轰炸、沿海岛屿和福摩萨可能受到空中以及其他形式的攻击。”[128]

4月29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总统国家安全顾问麦乔治•邦迪、司法部长肯尼迪、副国务卿鲍尔斯、副国务卿帮办约翰逊、助理国务卿克瑙吉、远东事务副助理国务卿约翰•斯蒂夫斯、海军少将、海军作战部部长伯克等就军事介入老挝可行性进行评估。会上充满着目标与资源间的悖论，斯蒂夫斯几乎与当年麦克阿瑟持同一逻辑，认为：“如果我们决定我们守不住了，那么我们就是在写下在东南亚失败的第一章。”[129]伯克认为：“你每作一次让步，下一次就更难坚持。如果我们放弃老挝，我们将不得不把美国军队派驻到越南和泰国。我们将不得不投入更多的兵力去取得胜利——或许是‘全套的’。现在占领要比以后更容易些。我们现在要做的事情是登陆老挝，尽可能多地控制一些地区，明确表明我们不能被赶出东南亚。”[130]

接着美国再次陷入针对中国参战的两难悖论及其无解之解，即用无限手段——用使用原子弹——解决有限问题的困境之中。

军方代表德克尔将军说：“我们在东南亚不可能赢常规战争;如果我们投身进去，我们就应该争取胜利，这就意味着对河内、中国的轰炸，或许甚至使用原子弹。”[131]罗伯特•弗朗西斯•肯尼迪没有把握地设想：“如果我们把部队开进去，然后又撤退出来，那时我们看起来会比现在还愚蠢。”他反复问：“我们是否准备坚持到最后?”军方代表勒梅将军说：“可能发生的最糟糕的事是共产党中国的卷入。”肯尼迪问：“可以不可以用空军来解决问题。”国务部长麦克纳马拉陷入无解之解，说：“你可能要用核武器了。”最后会议转了一圈又陷入两难困境。斯蒂夫斯说：“我们面临的问题是我们能否承受得起东南亚的陷落。”[132]只是由于1962年7月23日老挝问题各方在日内瓦签字，确认老挝中立，授权国际控制委员会监督停火，并要求在75天内从老挝撤出一切外国军事人员，美国才放弃大规模军事干涉老挝的选择。但美国却没有化干戈为玉帛，而是将战略目标指向越南，其战略意图还是遏制中国。

1963年11月2日，肯尼迪遇剌，副总统约翰逊继任，次年约翰逊赢得大选。1964年起，约翰逊政府逐步将美国在越南的军事行动从“特种战争”升级为“局部战争”。与此同时，美国决策层还是在由中国参战导致的战争规模继续扩大而赢得战争的手段却极为有限的两难之中。

“约翰逊曾告诉参议员曼斯菲尔德，表明他不想再有一个朝鲜战争之类的事情发生，但也不想随后有人再提出‘谁丢失中国?’这一类问题。”[133]可就是这种犹豫使约翰逊再次犯了杜鲁门在威克岛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

1964年2月15日，美国政策规划委员会主席罗斯托提醒国务卿：“我们得到警告，如若向北推进，战争将会升级。我还相信，又有一些战机被布置到海南和华南。”他警告国务卿：“若没有对在敌人能力范围内任何程度的升级行动做最充分的准备，我们不应执行攻击的计划，哪怕是有限的行动。升级的可能性是与他们对我们的决心与可动用的实际军事力量的判断成反比。”[134]2月21日，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要求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就美国在越南军事行动进一步升级的可能性进行评估。3月2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给麦克纳马拉的复函中认为“共产党中国有能力同时在诸如东南亚、韩国和台湾这样广泛的地区中的一个发动有限的地面和/或者空中攻击。然而，有限的后勤能力严重制约了他们在多个地区支持陆海空行动的能力。但通过集中力量于任何一地，他们能够发动一场全方位的攻击行动。”[135]接下来参谋长联席会议在选择手段上立即陷入两难境地，即将无限非常规手段——核武器——应用于有限和常规战争，认为：“广泛使用基于空中力量之上的地面和海上力量，但非核攻击可能不会促使共产党中国/北越中止侵略，然而核攻击却极有可能迫使他们放弃侵略。以封锁形式使用海上力量是最有效的，但在它产生实质效果之前需要相当的时间。另一些诸如声东击西的两栖袭击也可起到类似的作用。以空中和海上方式使用秘密常规武器会比单纯空中行动更为有效。然而，对于硬目标，秘密武器的效果相对就小得多。”[136]同时参谋长联席会议还建议“使用美国军事力量空袭共产党中国的核弹制造基地”[137]。

1964年10月28日，美国驻苏大使汤普森致信总统安全事务助理邦迪，对越南战争提出异议说：

【我感到不安的是同整个亚洲相比，美国政府的时间、精力和资源投入到南越和老挝的太多。这或许是我们面临共产主义大挑战不可避免的结果。但我们仅把精力集中于狗的尾巴而非狗本身上，最近的发展更加剧了这一情况。(我还要说我甚至不能断定这尾巴到底属于哪条狗，过分强调北京对于南越危机的责任是危险的)。[138]】

1964年11月，越南民主共和国总理范文同访问莫斯科，勃列日涅夫向越南人作出在北越遭到美国进攻时予以支持的保证。1965年1月苏联宣布苏联部长议会主席柯西金出访东南亚国家。柯西金在访问越南和朝鲜途中顺访北京。但美国决策者再次犯了杜鲁门和麦克阿瑟在威克岛上曾犯的轻视中国和苏联的错误，他们认为：“苏联虽然增加了对北越的军事和经济援助，其宣传作用却大于实际作用。”[139]2月中旬，美国正式实施第一阶段的“火箭行动”轰炸计划。3月2日，开始对北越实施“雷鸣行动”持续大规模轰炸计划。

1965年3月8日，美国在岘港登陆，进一步将以越南国内对立为主的“特种战争”升级为美国直接侵略越南的“局部战争”。作出此决定前，约翰逊总统也被困在有限常规手段与无限常规战争间挣扎：一方面是“柯西金将鼓励河内继续加强他们所实施的颠覆政治活动和游击战争”[140]，另一面又是如美国从越南撤退“这将会为共产党接管整个东南亚铺平道路”[141]。2月3日，约翰逊总统无奈地问其助手：“如果你们是美国总统该怎么做?”[142]2月8日，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上书约翰逊总统，痛陈已见：

【你们可回忆一下我在会议上阐述的内容，那就是在我们采取任何行动前，必须充分体会到它们的全部涵义，包括所涉及的费用、事实等。依我看来，如果我们在北越走得太远，那么可能比我们在朝鲜所处的境地还恶劣。

从更广泛的方面而言，我们不仅不能依赖于南越人，也不怎么能信任老挝人、泰国人或柬埔寨的任何人。在印度支那之外，由于东南亚事件的不断发展，我们被挤进“钳子”中。中国对东南亚有不祥的影响。在一定情形下，马来西亚发生的事情促成澳新美安全条约，这是一个号召我们给澳大利亚和新西兰提供援助的条约。

最后，正如你所知的，我们和遍布全球不同的国家或国家集团已签订了大约42个不同类型的多边安全条约，并已散布到全球各地。除了核武器，我们已没有能源或力量能遵从这些协议。如果同时要求实现承诺的话，我们就会“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就算通过整体动员，我看也没有什么希望能同时实现这些义务的很大一部分。

现在对这种情况的回答是：我不知道。别人也不会知道。但我相信在亚洲本土上冲突扩大的趋势和不断加深的军事义务，不会有一个答案。尽管我们的愿望相反。[143]】

参议员迈克·曼斯菲尔德这封情切意真的信于第二天就受到总统安全事务特别助理邦迪的一一驳回，其基本逻辑还是没有摆脱前述两难困境，只不过是避重就轻而已。邦迪并没有正面回答参议员提出的“手伸得越长，力量越薄弱” [144]这样一个尖锐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