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部论据可以归结如下：自由贸易扩大了生产力。如果工业发展，如果财富、生产能力，总而言之，生产资本增加了对劳动的需求，那么，劳动价格便提高了，因而工资也就提高了。资本的扩大是对工人最有利不过的事。这一点必须同意。要是资本停滞不动，工业却不会停止不动而是会垮台的，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工业垮台的第一个牺牲品的便是工人。工人将先于资本家而死亡。而在资本扩大时，就像上面所说的，在对工人最有利的情况下，工人的命运又将如何呢?他还是一样会死亡。生产资本的扩大也就意味着资本的积累和积聚。资本集中的结果是分工的扩大和机器的更广泛的使用。分工的扩大使劳动的专门技能，劳动者的专门技能化为乌有，从前需要用这种专门技能的地方，现在任何人都能做得到，从而工人之间的竞争也就加剧了。
这种竞争之所以更趋激烈，是因为分工使一个工人可以完成三个人的工作。机器的采用在更大规模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生产资本的扩大迫使工业资本家采用不断扩大的生产资料进行工作，从而使一些小企业主破产，把他们拋入无产阶级队伍。其次，因为利息率随着资本的积累而下降，小食利者不能再依靠自己的利息过活，只好到工业中去工作，从而扩大无产者的人数。
最后，生产资本越增加，它就越是迫不得已地为市场(这种市场的需求它并并了解)而生产，生产就越是超过消费，供给就越是力图强制需求，结果危机的发生也就越猛烈而且越频繁。另一方面，每一次危机又加速了资本的集中，扩大了无产阶级的队伍。
这样，随着生产资本的扩大，工人之间的竞争更剧烈了。大家的劳动报酬都减少了，而一些人的劳动负担也增加了。
1829年在曼彻斯特36个工厂中有1088个纺纱工人。到1841年纺纱工人总共才只有448人，可是他们所照管的纱锭却比1829年的1088个工人所照管的还要多53353个。假定采用手工劳动的数量随着生产能力的发展而相应增长的话，则工人的数量应达1848人;也就是说，机械的改进使1100个工人失去了工作。
经济学家们的答复，我们是可想而知的。他们一定会说，失去工作的人会找到别的职业。在经济学家会议上，包令博士没有忘却引用这个论据，同时也没有忘却自己打自己的嘴巴。
1835年包令博士在下院就5万伦敦织布工人为题发表了演说，这些工人长期以来徒劳无益地寻求自由贸易派向他们许诺的虚无缥缈的新职业而处于饥饿潦倒之中。
让我们从包令博士的演说中引用一些最值得注意的地方吧。
他说：“手工织工所处的贫困是所有从事这类劳动的人的必然遭遇，因为这种劳动易于学习，而且随时都可能被较便宜的工具所代替。由于在这种情况下工人之间的竞争非常激烈，所以只要需求略微减少，就会引起危机。手工织工好象处于人生的边缘。再走一步，他们就不能生存下去。只消一点轻微的振荡，就足以置他们于死命。机械的进步使手工劳动越来越被排挤，因此在过渡时期必然要引起许多暂时的苦难。民族的福祉只有以某些个人的不幸作代价才能取得。工业的发展总是靠牺牲落后者来完成的;在所有的发明中间，只有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对手工织工的命运影响最大。在许多手工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已经被排挤了，而在迄今尚用手制做的许多其它制品的生产中，手工织工也将被击败。”
他接下去说：“我这里有印度总督跟东印度公司的往来信件，其中论及达卡地区的织布工人。总督在他的信件中说：几年以前，东印度公司购入600万到800万匹当地手机织成的棉布。后来需求逐渐下降，大约缩减到100万匹。
现在需求几乎降到零了。此外，1800年北美从印度得到的棉布约为80万匹。1830年印度输出的还不到4000匹。而1800年装船运送到葡萄牙的棉布，还有100万匹。到1830年葡萄牙所得到的不过2万匹。
关于印度织工苦难的报告是可怕的。但是这些苦难的原因何在呢?
在于英国产品在市场的出现，在于用蒸汽发动的织布机来进行生产。大量的织工死于饥饿，其余的人则转入其它行业，特别是转入农业劳动。不能改行的人则活该饿死。现在英国的棉布和棉纱充斥达卡地区。以美观和耐久著称于世的达卡细棉布，也由于英国机器的竞争而完全绝迹了。象东印度的整个阶级所受的那种苦难，恐怕在全部贸易只上都很难找到第二个例子。”
包令博士在演说中所引用的事实是真实的，所以他的演说就更为出色。但是他力图掩盖这些事实时所使用的措词，和自由贸易派的一切说教一样，是伪善的。他把工人描写成应该以更廉价的生产资料来代替的生产资料。他故弄玄虚，把他所说到的这种劳动看作完全特殊的劳动部门，而把排斥手工织工的机器也看作特殊的机器。他忘记了，任何一种手工劳动总有一天要经受手工织布劳动的命运。
“实际上任何机器设备的改进，其固定不移的目的和意图就是要完全排除人的劳动，或者用女工、童工的劳动代替成年男工的劳动，用非熟练工人的劳动代替熟练的手工业工人的劳动，以求降低劳动的价格。在大多数机器纺纱厂中，纺纱的尽是些16岁及16岁以下的小姑娘。由于用自动纺纱机代替了简单的骡机，大部分纺纱工被解雇，留下的仅是些少年儿童。”
自由贸易的最狂热的信徒尤尔博士的这些话，是对包令先生自白的很好的补充。包令先生谈到某些个人的不幸，同时又告诉我们，这些个人的不幸必然要置整个阶级于死命;他谈到了过渡时期的暂时的苦难，而且毫不讳言，这些暂时的苦难，对大多数人说来，是从生存到死亡的转变，而对其他的人说来，是从他们过去的处境到更坏的处境的转变。如果他进一步说，这些工人的不幸是和工业的进步不可分割地联系着的，而且是民族的福祉所必要的，那么，他也就等于承认劳动阶级打苦难就是资产阶级福祉的必要条件。
包令先生慷慨地给予奄奄待毙的工人的一切安慰，以及自由贸易派所创立的全部补偿理论总的来说可归结如下：
成千上万的奄奄待毙的工人们，你们不应灰心失望。你们可以非常平静地死去。你们的阶级不会绝种的。它将永远保有足够数量的人听任资本去宰割而不致死绝。如果资本不力求保存工人这种可供其不断地剥削的材料，资本又怎能使自己得到有效的运用呢?
那么，为什么还要把关于实现自由贸易对工人阶级状况的影响作为未解决的问题来谈呢?从魁奈到李嘉图的经济学家们所表述的一切规律是建立在这样的假定上的：迄今妨碍自由贸易的羁绊已不再存在。这些规律的作用随着自由贸易的实现而加强。其中第一条规律是说，竞争把每一种商品的价格都降低到该商品的最低生产费用。因此，最低工资是劳动的自然价格。什么是最低工资呢?这就是说，要维持工人使他能勉强养活自己并在某种程度上延续自己的后代，就需要一些物品，最低工资恰好就是为生产这些必需品所必要的支出。
不要因此而认为工人只能得到这种最低工资，也不要认为他所得到的总是这种最低工资。
不是的，在这一规律的作用下，工人阶级有时也有较幸运的时候。有时他的所得也会多于这种最低工资，但这种多余部分不过是补充了他在工业停滞时期所得低于最低工资的不足部分而已。这就是说，工业经过繁荣、生产过剩、停滞、危机诸阶段而形成一种反复循环的周期，在这一定的周期内，如果把工人阶级高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和低于必需的全部所得合计起来，那么它所得的总额恰好是这个最低额;换言之，工人阶级只有经历一切苦难和贫困，在工业战场上拋下许多尸体，才能作为一个阶级保存下来。但是这又有什么关系呢?阶级还是继续存在下去，而且它的数量还在增长。
事情还不止此。随着工业的发展，出现了更廉价的生活资料。于是，烧酒代替了啤酒，棉织品代替了毛织品和亚麻织品，马铃薯代替了面包。
因而，由于不断地找到以更廉价更低劣的食品来维持劳动的新方法，最低工资也就不断降低。如果说，起初这种工资迫使人为了活下去而去劳动，那么，到最后就把人变成机器人了。工人的存在的全部价值只不过在于他是一种生产力而已;资本家就是这样来对待工人的。
随着经济学家们的前提，即自由贸易的实现和成为现实，劳动商品的这一规律，即最低工资的规律也就显现出来。因此，二者必居其一：或者全部否定以自由贸易作基础的政治经济学，或者就同意说在自由贸易的情况下工人一定要经受经济规律的严厉打击。
让我们来作个总结：在现代的社会条件下，到底什么是自由贸易呢?这就是资本的自由。排除一些仍然阻碍着资本前进的民族障碍，只不过是让资本能充分地自由活动罢了。不管商品相互交换的条件如何有利，只要雇佣劳动和资本的关系继续存在，就永远会有剥削阶级和被剥削阶级存在。那些自由贸易的信徒认为，只要更有效地运用资本，就可以消除工业资本家和雇佣劳动者之间的对抗，他们这种妄想，真是令人莫解。恰恰相反，这只能使这两个阶级的对立更为显著。
假定一旦不再有谷物法，不再有海关，不再有城市进口税，一句话，假使工人迄今仍然抱怨的造成自己贫困境遇的那些偶然情况都全部消失，那时，一向掩盖着他的真正敌人的一切帷幕就被揭开了。
他将看到摆脱羁绊的资本对他的奴役并不亚于受关税束缚的资本对他的奴役。
先生们，不要受自由这个抽象字眼的蒙蔽！这是谁的自由呢?这不是一个普通的个人在对待另一个人的关系上的自由。这是资本家压榨劳动者的自由。
当这种自由不过是自由竞争基础上的必然产物时，怎么还能把自由竞争奉为自由的观念呢?
我们已经指出，在同一个国家里，自由贸易在不同阶级之间会产生怎样的一种友爱。即使自由贸易在世界各国之间建立起友爱关系，这种友爱关系也未必更具有友爱的特色。把世界范围的剥削美其名曰普遍的友爱，这种观念只有资产阶级才想得出来。在任何个别国家内的自由竞争所引起的一切破坏现象，都会在世界市场上以更大的规模再现出来。我们不需要更多地停留在自由贸易的信徒对这个问题所散布的诡辩上，这些诡辩同我们的三位获奖者霍普、莫尔斯和格雷格先生的论证完全一样。
例如，有人对我们说，自由贸易会引起国际分工，这种分工将规定与每个国家优越的自然条件相适宜的生产。
先生们，你们也许认为生产咖啡和砂糖是西印度的自然秉赋吧。
二百年以前，跟贸易毫无关系的自然界在那里连一棵咖啡树、一株甘蔗也没有生长出来。
也许不出五十年，那里连一点咖啡、一点砂糖也找不到了，因为东印度正以其更廉价的生产得心应手地跟西印度虚假的自然秉赋作竞争。而这个自然秉赋异常富庶的西印度，对英国人说来，正如有史以来就有手工织布天赋的达卡地区的织工一样，已是同样沉重的负担。
同时不应忽视另一种情况：正如一切都已成为垄断的，在现时，也有一些工业部门支配所有其它部门，并且保证那些主要从事于这些行业的民族统治世界市场。例如，在国际交换中，棉花本身在贸易中比其它一切成衣原料具有更大的意义。自由贸易的信徒从每一个工业部门找出几个特殊品种的生产，把它们跟工业最发达的国家中一般消费品的最廉价的生产等量齐观，这真是太可笑了。
如果说自由贸易的信徒弄不懂一国如何牺牲别国而致富，那么我们对此不应该感到意外，因为这些先生们同样不想懂得，在每一个国家内，一个阶级是如何牺牲另一个阶级而致富的。
但是，先生们，不要以为我们之所以批判自由贸易是打算维护保护关税制度。
一个人宣称自己是立宪制的敌人，并不见得自己就是旧制度的拥护者。
但是，保护关税制度不过是为了在某个国家建立大工业的手段，也就是使这个国家依赖于世界市场，然而，一旦它对世界市场有了依赖性，对自由贸易也就有了或多或少的依赖性。此外，保护关税制度也促进了国内自由竞争的发展。因此，我们看到，在资产阶级开始以一个阶级自居的那些国家里(例如在德国)，资产阶级便竭力争取保护关税。保护关税成了反对封建主义和专制政权的武器，是它聚集自己的力量和实现国内自由贸易的手段。
但总的说来，保护关税制度在现今是保守的，而自由贸易制度却起着破坏的作用。自由贸易引起过去民族的瓦解，使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间的对立达到了顶点。总而言之，自由贸易制度加速了社会革命。先生们，也只有在这种革命意义上我才赞成自由贸易。
【赵磊，察网专栏学者，西南财经大学《财经科学》常务副总编，博导，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