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罢这两封信,相信读者已经能够更全面的理解这一事件。卢刚是个‘刺儿头’,遇到不公绝不忍气吞声,而是要‘死磕’到底。但是学校的官僚和学术权威们根本没把他这个外国留学生放在眼里,因为在这样的学术体制中,导师对学生拥有绝对优势的地位。 这个学术体制,就是当时美国学术型大学已经建立的‘科研包工’制度,导师是包工头、研究生是学术民工,导师负责圈钱(申请科研经费)做科研项目,学生负责搬砖(做实验、出数据),产品就是在公认的学术刊物上发文章,文章数量和杂志等级成为导师晋升的评估指标。导师及系里的同仁可以控制学生的是否毕业、何时毕业,导师更是可以通过推荐信掌控学生的未来饭碗。而经过几十年的改革开放,这套学术体制已经完全被搬到中国来,而且还赋予了它“中国特色”。 面对这样的学术制度,学生的权益是得不到任何保障的,正如建筑工地上的“包身工”任由各级老板层层盘剥,学生也是这个科研制度最底端的被压榨者。学生之间为了前途有激烈的竞争,但这正如同工厂中工人之间为了更好的收入互相竞争一样,最终结果只能是“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因为这个制度下,利益的最高占有者是官僚和学阀,学生只能争抢剩下的那一点儿可怜的东西。 在这样的制度下,真心喜爱学术的学生被导师的搬砖任务压得喘不过气,因而根本难以得到真才实学,也难以施展自己的理想抱负,久而久之,年轻学者对学术的幻想破灭也便成了很正常的事。而因为学生对导师来说有可压榨的价值,因而导师往往不顾及学生的前途,而只考虑自己的收益最大化,学生的世俗前途也因而布满荆棘。不是说所有导师都是恶人,只是这样的制度给了恶滋生的空间。 与自杀的学生相比,不能不说卢刚是勇于反抗的。在这样丑陋的制度下,正如他所认识到:正常的或者说合法的手段很难实现正义。他不是没有尝试过所谓正常途径,但是却遭到了官僚和学阀的无视。当正义在合法途径中得不到保障时,他选择了用这样的手段实现正义。不能不说,这场悲剧是制度造成的。 他是不是英雄,不同的人有不同的看法。但至少可以说,他选择的手段是‘个人英雄主义’式的,用个体暴力引起了广泛关注,警示未来潜在的加害者。正如胡文海、贾敬龙、张扣扣这样的悲情英雄一样,他在遭遇到制度性压迫和不公时,选择了消灭直接施害者的方式。 然而,直接施害者,只是丑陋制度的执行者。一些施害者消失了,另外一些又产生了。作为个体的受害者,卢刚报仇雪恨,快意恩仇。但如何能从根本上改变这样滋生罪恶、创造悲剧的制度,才是最重要的问题。 弱小的受害者究竟应该怎么做? 最近很多事件表明,小小鸟们联合发声、团结反击,推动制度转变才是真正的出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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