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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深层次思考

2018-4-12 21:26|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5657| 评论: 0|原作者: 应时鸣|来自: 旗帜中流

摘要: 我们反思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不能仅仅停留在对国民党反动派的义愤和谴责上,不应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看成个别人物的罪孽,而应看成阶级斗争在革命阵营内部的反应,从当时相关各阶级的组织程度和政治斗争水平等方面来加以考察,这才是彻底的唯物主义态度。
无产阶级必须牢牢掌握革命领导权

这是各种、各次革命运动中极为重要的关键问题。在1925年撰写的《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一文中,毛主席就指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那动摇不定的中产阶级,其右翼可能是我们的敌人,其左翼可能是我们的朋友——但我们要时常提防他们,不要让他们扰乱了我们的阵线。”然而,这一重要思想并没有引起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人足够的注意,以致在第一次国共合作中过分迁就统一战线中资产阶级的右翼,忽视了无产阶级在革命运动中应该保持独立性、应该发挥领导作用这一点。这是造成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当然,要实现无产阶级的领导权,就要求共产党人保持与各方面人士的密切联系,学会团结各方面人士一道工作。正如毛主席所说:“所谓领导权,不是要一天到晚当作口号去高喊,也不是盛气凌人地要人家服从我们,而是以党的正确政策和自己的模范工作,说服和教育党外人士,使他们愿意接受我们的建议。”(《抗日根据地的政权问题》,1940年3月6日)

21世纪必定是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重新奋起,高举毛泽东主义伟大红旗,重新夺权、掌权和重建社会主义的世纪。这一重担历史地落到了我们的肩头,中国的希望和未来寄托在我们的身上。毛左派应做刀锋上的刃、尖兵班的尖兵,团结泛左翼,争取大多数,打击一小撮,为胜利地实现社会主义革命奋斗到底!在此过程中,领导权必须掌握在代表无产阶级的马列毛主义者手中,而不能被泛左翼阵营中持国家主义、改良主义等思潮的小资产阶级分子篡夺领导权。


反对改良主义是革命中的一项重要任务。

首先,资产阶级为了稳固其统治,瓦解工人阶级和劳动群众的斗志,在坚持资本主义私有制的同时,总要实行一些改良主义措施,企图以此缓解阶级矛盾,扑灭无产阶级的斗争烈火。其次,资本主义的发展,总是把一批又一批的小资产阶级分子抛进无产阶级、半无产阶级的队伍。这些小资产阶级分子出于其固有的阶级本性和习惯,总是乐于接受资产阶级改良主义,以便获得他们看得见的眼前利益。毛主席说:“须知资产阶级政党也是天天在那里讨论斗争策略的,他们的问题是怎样在工人阶级中传播改良主义影响,使工人阶级受他们的欺骗,而脱离共产党的领导,怎样争取富农去消灭贫农的暴动,怎样组织流氓去镇压革命等等。”(《反对本本主义》,1930年5月)因此,要杜绝帝国主义、资产阶级对革命阵营的思想渗透,要防止革命阵营内部的小资产阶级思想泛滥,必须坚持对资产阶级改良主义进行不断的揭露。列宁指出:“我们利用一切改良措施(例如保险)和一切合法团体,但是我们利用这些是为了提高群众的革命意识和发展群众的革命斗争。”

要具备政治敏感性,也要有丰富的实践经验。

切不可书生气十足,像1927年中国共产党内的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那样,在各种迹象已经出现的时候,仍然觉得蒋介石、汪精卫是革命的。例如,到1927年3月28日,中共上海区委主席团还在传达陈独秀关于“要缓和反蒋”的指示信。4月5日,陈独秀又与汪精卫发表了所谓“联合宣言”,硬说蒋介石“决无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实际上,蒋介石、汪精卫之流早有自己的想法,也早有行动准备。例如,1927年3月6日,蒋介石就指使驻赣州新编第一师国民党党代表倪弼枪杀了江西省总工会副委员长、赣州总工会委员长、共产党员陈赞贤。3月17日,蒋介石唆使暴徒在九江捣毁并派兵强占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市党部和市总工会。3月23日,蒋介石又指使一批地痞、流氓在安徽安庆捣毁左派领导的国民党安徽省党部和安庆市党部以及安徽省总工会和农民协会筹备处。


右倾机会主义者总是从主观愿望出发,不懂得考察实际情况。

右倾机会主义者的头脑里,只有想当然的应该如何。同时,由于不注重观察和分析实际情况,他们的头脑里缺乏丰富多样的实践经验。作为追随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立志改造社会、为人民而呐喊的革命者,必须随时警惕自己队伍内部的各种倾向,及时与各种错误思潮坚决而明确地划清界限。

熟悉中共党史的人们都知道,四一二反革命政变之后,中国共产党走上了独立开展武装斗争的正确道路。但是在这条道路上,首先占主导地位的并不是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历史上经常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为了纠正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出于对国民党反动派的愤恨,在当时的党内先后出现了瞿秋白、李立三、王明的三次“左”倾路线。这三次“左”倾路线,使中国革命遭受致命的打击,险些将中国革命引上失败的绝境。瞿秋白、李立三的“左”倾路线,主要是生搬俄国革命搞城市武装起义的经验,希冀在当时反革命力量极其强大的中国大城市里搞一次性的武装起义。

王明的“左”倾路线,在军事斗争上表现为冒险主义,不懂得运动战和诱敌深入,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盲目开展阵地战、消耗战。在土地革命的政策上,王明“左”倾路线主张“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以及对地主富农乱打乱杀等极“左”政策。所有这些“左”倾路线,在思想方法上都是一个毛病,即轻视调查研究,又缺乏实践经验,从主观愿望出发,或者从书本上的教条出发。在思想方法层面上,三次“左”倾路线与陈独秀的右倾投降主义路线都是一样的,都表现为主观主义的特性。1945年4月中共六届七中全会通过的《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指出,半封建半殖民地的中国是小资产阶级极其广大的国家,三次“左”倾机会主义其实是小资产阶级民主派的思想表现,这种小资产阶级性质在思想上表现为主观主义(观察问题时的主观性、片面性),在政治上因各种情况的变化而产生“左”右倾,在组织上则表现为宗派主义、官僚主义、个人主义、极端民主主义等。

值得庆幸的是,当时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克服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也克服了三次“左”倾路线,树立了以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毛主席不仅探索出以土地革命为核心、利用农村红色武装割据发展革命力量、建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等一系列正确的政治路线,也探索出一条正确的军事斗争路线和一整套正确的土地革命政策。单凭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痛恨,单凭对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路线的反感,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恰恰相反,三次“左”倾路线不仅无助于打倒国民党反动派,而且将中国革命险些带上绝境。如果没有毛主席为代表的正确路线,而是任凭党内三次“左”倾路线贯彻到底,或许中国革命就会彻底失败,中国现代历史可能就成为另一个样子。所以说,“左”倾机会主义路线无助于克服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无助于帮助打倒反动派,甚至会消耗革命力量,在客观上帮助了反动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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