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克思《资本论》出版后的五十周年,俄罗斯爆发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俄罗斯的革命,乍看之下,对马克思分析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似乎既肯定又否定。因为马克思曾经预想的以工人阶级为基础的社会主义革命,首先会在西欧发达的资本主义国家爆发。但是马克思在一八八二年为共产党宣言写的序言,修正了这样的看法。在这篇序言中,马克思指出:俄罗斯的革命,可能是西方国家无产阶级革命的前导1。虽然,在马克思主义领导下的工农联盟赢得了一九一七年俄罗斯革命的胜利,俄罗斯绝大部分仍然是不发达的国家,接续而来的德国以及中欧的革命事实上也是虚弱且易于扑灭的起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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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俄在完全孤立的环境下,面对大量帝国主义反革命与白军并肩所干涉的内战,贯穿整个苏俄历史基本上是防卫性的态势。「一国社会主义」,很大程度是现实上外部强置的「地缘政治」。这情势从《布雷斯特-立陶宛条约》(the treatry of Best-Litovsk)开始便很明显,在这条约中俄罗斯被迫放弃大量沙皇王朝时期的土地,不久之后的《凡尔赛合约》(the treaty of Versaillers)又更加强了孤立它的意图。

帝国主义(此处所谓的「帝国主义」不是指由殖民主义历史组成的一般意义的帝国主义,而是如列宁所论断的和「资本主义垄断阶段」相关连的帝国主义)建构了二十世纪资本主义不同的特殊性,规定了革命与反革命双方的条件。十七世纪形成的大多数欧洲国家竞逐殖民地的冲突,民族国家和企业之间的相互竞争;到了十九世纪晚期,已经被新性质的,不是为了帝国的区域领地,而是为了在日渐增加相互连带的帝国主义世界体系中,争夺实际的全球霸权所取代2。因此,革命与反革命的相互关系将在这整个体系的层面发生。所有反叛帝国主义的革命浪潮,将集中在剩余价值被大都会国家强行抽取,被剥削最严重的边缘国家,这些边缘国家,也将面对由资本主义中心国家组织的帝国主义反革命势力3。复杂的情况是,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享有特权的工人阶级,有可能抽取边缘国家的剩余而间接得利,因而产生了──首先是恩格斯,接着是列宁在《帝国主义是资本主义的最高阶段》的理论分析中指出的「工人贵族」的现象4。

另外,就在十月革命过了半个世纪,以及资本论出版百年之后的一九六七年,在越战与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期间,设想世界革命将逐渐取得优势,不是没有理由的,而且,不可逆转的革命趋势,不只在俄国也在中国及其他地方发生。二十世纪已经证明本身是人类历史最血腥的世纪,然而,它同时也是人类解放最有进展的时期。如果世界反革命的力量,即使在很短的时段之内聚集在一起,它们是否能够获胜,也远在未定之天。正如马库色(Herbert Marcuse)在他一九七二年的著作《反革命与反叛》(Counterrevolution and Revolt)篇首宣告的:

目前,西方世界已经达到新的发展阶段,捍卫资本主义的制度,需要靠国内和国外的反革命组织。它极端的显现便是纳粹的恐怖统治,印度尼西亚、印度、刚果、奈及利亚、巴基斯坦以及苏丹的全面屠杀。发动对一切所谓的共产主义或反叛政府屈从于帝国主义行为的镇压。残酷的审讯在法西斯、军事独裁下的拉丁美洲普遍盛行,严刑拷问在全世界成为审讯嫌犯的通行手段, 残酷的宗教战争,在西方文明的高峰重新展开,武器不断从富裕国家输送到贫穷国家,以之作为镇压民族与社会解放的帮凶。……反革命绝大多数是处在防卫性的位置,尤其是整个西方世界的反革命,都是防卫性的。……资本主义重新组织自身,以便面对有可能是所有革命史上最彻底的革命威胁,这将会是一场真正世界史的革命。

然而,在十月革命一百年,资本论出版一百五十年之后的今天,情况已经改变,历史的钟摆已经荡回,事实显现的是──反革命的力量已然获胜。起初,边缘国家在一九六○年似乎赢得基地的大多数解放运动,于今,全面溃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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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如此,资本主义发展的物质矛盾,在许多方面──特别是呈现在地球生态危机的形式上,都较之前更为严重。因为二○○七到二○○九年的大金融危机,撕掉了资本主义的面纱,全然揭露了现阶段的全球垄断金融资本,由于它前所未见的不平等格差,经济成长的停滞与不稳,摧毁文明的好战性,败坏环境,政治、经济新形式的反动,胁迫的不仅是这一代人而是所有世代的人类生存的未来。正如霍布斯邦(Erich Hobsbawm)在他的二十世纪史下的论断:「也就是说:(革命)失败的代价,作为改变社会的另一种选择,是前途黯淡的5」。

世界范围内的反动

如果二十世纪革命浪潮的最终结局是帝国主义获胜,我们要如何理解这件事?它对将来的世界革命又意味着甚么?要解答这个问题,需要对上世纪帝国主义的地缘政治学(geopolitics),用极简洁的方式做一番探究。

从一八七○年中期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代,标志了资本主义发展逻辑的质变,早在一八七○年,当代的观察者便谈到了「新帝国主义」,涉及了急速增加的殖民地占领,新帝国主义国家的兴起,以及帝国主义国家间相互对抗的新危机……等种种现象6。垄断资本──由大工业和金融机构支配的资本主义体制,便是在这个阶段产生。德国和美国快速进入了重工业的新时期,大步的领先走向资本主义的垄断阶段,当时英国在重工业与金融部门,皆蹒跚跛行于美、德之后7。从工业革命起始,英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无人匹敌的霸权地位,在中心国家相互竞逐的新的多极秩序下,日渐受到威胁。十九世纪最后三十年,是经济增长停滞的年代,也就是欧洲经济大萧条的时代,它同时也展现了资本主义国家的中心开始剧烈位移。

这个趋势主要是被资本主义国家的帝国主义拥护者所察觉,进而发展了一门貌似科学的地缘政治学,这学说的焦点是:如何在世界体系中争夺霸权!地缘政治学经常造成敌意的实际爆发,因而可以从另一种意义上被理解为克劳赛维茨(Ciausewitzian)的战争学。它首先根源于美国与德国两个国家作为帝国主义强权标志的一八九○年。美国这个新帝国主义的面貌,在查尔斯‧科南特(Charles Conan)的《帝国主义的经济基础》(The Economic Basis of Imperial .1898)以及布鲁克斯·亚当斯(Brooks Adams)的《新帝国》(New Empire .1902)中,有最好的展露。两者都规划了美国囊括全球大部分政治经济──尤其是太平洋地区霸权的方案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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弗里德里希‧拉采尔(Friedrich Ratze)是德国地缘政治学派的奠基者,一八九○年他创造了「生活空间」(Lebensraum)这个词作为德国的最高政策。拉采尔如此写道:「这个小小的地球,空间只足容纳一个大国」9。

无论如何,所谓经典的地缘政治学分析,只出现在战争年代以及二战期间。英国的首要理论家是伦敦经济学院的前校长,代表格拉斯哥(Glasgow)地区担任十二年的国会议员的麦金德(Halford Mackinder)。在《民主的理想与现实》(Democratic Ideals and Realit 1919)中麦金德写道:「历史上的大战,都是因为国家不平等发展,直接或间接导致的结果」。资本主义地缘政治学的目标,在于促进帝国的成长,直至「唯一的世界帝国出现而后止」10。麦金德以「心脏地带」(Heartland)的学说而著名。所谓通过由欧洲、亚洲、非洲三大陆相互连接而成的世界岛的霸权控制世界,他的论证是:只有通过对包括东欧、俄罗斯、中亚庞大连贯的欧亚大陆心脏地带的支配,控制世界的目标才能达成。心脏地带是「地表上最广阔的自然森林」,因为它无法到达海洋11。在欧亚大陆的新时代,「陆权」将是关键性的力量,而非过去世代的「海权」。麦金德著名的格言:

谁掌握了东欧,谁就掌握了心脏地带

谁掌握了心脏地带,谁就掌握了世界岛

谁掌握了世界岛,谁就统治了全世界12

麦金德的地缘政治学,深受俄国革命影响;过去常被用来为帝国主义的反革命做辩护。一九一九年,英国政府派任他为南俄罗斯的高级特派员,在俄国内战中组织英军,支持邓尼金将军(Anton Ivanovich Denikin)以及白军。在红军击退邓尼金之后,麦金德回到伦敦向政府报告:虽然英国对德国的工业化与军事的担忧是正确的。但是对当时被《凡尔赛合约》所限制的德国,它的再武装也是必要的。对麦金德而言,德国建构了阻挡布尔什维克统治东欧——也就是地缘政治心脏地带的主要堡垒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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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金德不只是在战争期间推动这种信念唯一有影响力的人物。同样的逻辑,导致原先并不十分姑息纳粹的内维尔‧张伯伦政府,二十年后,希冀德国会将枪口调东朝向苏联的思维下,最终也和纳粹勾结。确实如同托斯丹‧范伯伦(Thorstein Veblen)的分析:《凡尔赛合约》其实是为了「遏止苏维埃俄罗斯的发展」,虽然这个目的「没有被写进和约之中」,但是「在字里行间之中都可以看得出来」1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