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德加·斯诺的现代新闻发现之旅揭开了红色中国的神秘面纱

2018-4-12 22:14|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11361| 评论: 0|原作者: 范雪|来自: 文艺理论与批评

摘要: 1930-40年代，不少来华的西方人对中国共产党感兴趣并到访了中共根据地，他们在根据地的经历以及关于这些经历的作品，在当时产生了很大影响，促成许多人了解、向往中共。这些西方人为什么亲近中共？他们如何理解中共？

关于根据地军事、民主、合作社或军民抗战的文献不计其数，班威廉写的这些抒情性很强的文字，虽不涉及历史事实诸方面，但在对风景、光色、静物和气味的描写里渗入了对晋察冀根据地气质的把握。我们可以用一系列形容词来说明这种气质，比如自然、愉快、和谐等。但在根本上，使太行山里的山石草木具有意义的，是八路军与村民在其中的活动。晋察冀的自然地理和物候，因此都携带着这里的八路军、游击队与普通农民的气质，所以在林迈可拍摄的照片里，我们也能看到与上面的抒情段落一样的气氛。

图8-11是林迈可拍摄的八路军和游击队的日常：行军、放哨、开会和渡河。根据地部队的这些活动我们不陌生，但林迈可的照片突显了一个很少被论及的话题：八路军和游击队在晋察冀根据地的生活，是一种与自然高度协调的活动。这些照片关心优美的自然，但显然不是唯自然论的，更无意赞美和抬高大自然的任何原始特征。根据地的官兵漫布在高山、大川、盆地、平原之上。根据地的村庄是自然环境中协调的一部分，村庄里的农民或军队，他们的政治、文艺及日常生活往往就地展开，尊重和善用自然条件。这些活动有很高的质量，班威廉盛赞这里的话剧“竟是成熟的第一流表演，使我们大为惊奇”27。根据地的军民在活动中非常投入，班威廉观察开会的士兵，“我们觉得很奇怪，那些农村里出来的兵士们怎能长时间静听着他们长官们一个个演说而感到无限的兴味的。他们有的坐在石头上，有的在木头上，有的就在泥土上，一坐就是好几个钟点，长官们的演说有的非常长。并且各个方言不一，但是他们全神贯注地听着，毫无倦意。”28在林迈可和班威廉的感受里，晋察冀的基调并不止于共产党八路军克服艰难的环境、坚持民族抗战，而是呈现出了一种囊括了环境和人的整体性的昂扬气质。

班威廉将这种昂扬称为“伟大的民族精神”：

刚好是星期日，司令部亦没有人来找我们。我们在上午充分休息之后，下午沿了河边慢慢散步，走到一条铺满清沙的幽径，四周尽是崖石。坐下来，静看河流中野鸭在冰块上嬉戏。听了潺潺水声，看到高山美景，心神陶醉了。……我们开始明白，这许多年的战争已经逼使这般苦难中的人民过着如何的生活。常年吃的东西不外是玉蜀黍、胡桃和萝卜干这些不够滋养的食物，碰到疾病，既无医药，碰到日本兵队的烧杀和抢掠，又不易抵御；但是他们生活的意志万分坚强，克服了一切艰苦，就是在看到我们这些外来的生客时，在他们饱经风霜的脸上仍旧显出快乐的笑容，这是何等伟大的民族精神啊！29

班威廉感受到的伟大的民族精神是什么呢？我们可以挑出这段话的三个关键点，一是壮美的自然，二是朴素的生活，三是快乐的精神。这三点的融合正是上面图8-11中，林迈可拍摄的照片呈现出的气氛的内核。我认为，林迈可和班威廉在太行山中领略到的民族精神首先是一种人在自然之中、人与自然合作的特征。班威廉在他的旅行记中描述了这些山野之中的军人：“中共军队的领袖们是一群奇特的异类。他们过的是一种艰苦奋斗的生活。作战时，他们采用的战略绝不是坐在安乐椅上吸着雪茄而后产生的那种战略，也不是在黑暗的地下室里或脏污的阁楼上经热烈的密商而决定的那种战略。他们大都曾在高山峻岭、深林大川中生活，又都是英勇的农民阶级的儿子。他们都有一种干脆的性格，这种性格在大都市的居民中是很难找到的……”30正是这样的八路军，特别是其高级干部，他们在高山峻岭中的艰苦卓绝的生活里，养成了与大自然雄壮、包容的一面相匹配的性格。这种性格构成了这个政党的风格，晋察冀的军民们也由此创造了一种异常活泼的新的人的存在状态。同时，林迈可和班威廉也在根据地农村感受到了恬静的太平景象，游击不意味着动荡，这些农村象征着根据地所拥有稳定、安宁的心灵。

结语

1930年代，红色中国的许多访问者对中共并没有特殊的关心，红色中国在他们的作品里是一带而过的曝光，尽管有时候这些曝光携带着巨大的信息量。在冒险家谈论红色中国的背后，是他们对一般中国的兴趣，对东亚和亚洲的兴趣，以及对地球上所有还未被科学探险所揭秘的地区的兴趣。19-20世纪之交发生在中国内陆边疆的科考探险活动，大多侵害了中国的国家主权。随着中国建立现代国家进程的展开，这种随意跨越国境的活动逐渐被禁止。西方人转而通过现代新闻业的方式进入并了解中国。斯诺所接受的教育、他明确的职业意识和《红星照耀中国》的成功，正是新闻业运作的一个典范。这种新的方式带着前所未有的宣传力度，吸引了国际社会对中共的极高关注，也成功地塑造了红色中国政治领导集团的形象。

林迈可和班威廉对晋察冀根据地的探索，则呈现出一种与斯诺不同的“红色地方”。抗战文化的地方性在时下的研究中受到很多关注。但是，这里的“地方”可能并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地方主义和地方性概念，而直接与某一地的地理和风景相关，具体地说，与晋察冀的游击生活和山村环境相关，并映射出根据地的人和集体的状态，体现了共产主义者追求真实与完满人生的理想。

红色中国对于20世纪的历史意义无疑极为重大。本文尝试通过考察抗战期间投向中共根据地的这三种国际性目光，呈现红色中国的多重形象，由此扩展我们对相关话题的理解。

注释：

1 高华：《红军长征的历史叙述是怎样形成的？》，《炎黄春秋》2006年第10期。

2 参见《〈红军长征记〉影印本》“序言”，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3 从1920年代到1946年，密苏里大学毕业的在中国和日本工作的记者多达41人，见JohnB.Powell, “Missouri Authors and Journalists in the Orient”, Missouri HistoricalReview, Volume 41 Issue 1, October 1946, pp.45-55.

4 Edgar Snow,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New York: Random House, 1958, p. 31.

5 关于斯诺的经历可参见S.Bernard Thomas,Season ofHigh Adventure: Edgar Snow in China, Berkeley, California: University ofCalifornia Press, 1996, pp. 73-77; Robert M. Farnsworth,Edgar Snow’s Journey South of theClouds, University of Missouri Press, 1991; 范雪：《到陕北去：燕京大学学生对斯诺〈红星照耀中国〉的翻译与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6年第4期。

6 LoisWheeler Snow, Edgar Snow’s China: A Personal Account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Compiled fromthe Writings of Edgar Snow, New York: Landon house, 1981, p. 99.

7 EdgarSnow: Journey to the beginning, pp.134-138.

8 这些问题有：对帝国主义总的方针、中国（原文如此）苏维埃对帝国主义条约的态度、是否承认北京条约及国民党所订之条约、外款承认与否、对外国教师之转变是否承认他的财产、中国对美国政府及群众希望些什么、对美国关系、中国赤化以后是否在莫斯科统制下、中国与各国反法西斯者能否结成同盟。参见程中原：《有关斯诺访问陕北的史实补充和说明》，《党史文汇》1998年第4期。

9 Edgar Snow, RedStar Over China, New York: Grove Press, Inc., 1968, The first revised andenlarged version, p.172.

10 见Journey to a war的前言、再版序言。W. H. Auden and Christopher Isherwood,Journey to a war, London: Faber, 1973. pp.6-8.

11 Peter Fleming, One’s Company: A Journey to China, London: Jonathan Cape,1934, p. 185.

12 参见彼得·弗莱明：《独行中国——1933年的中国之行》，侯萍、宋苏晨译，南京出版社，2006年，第131-137页。本文注释中提到的弗莱明、弗来敏皆为PeterFleming的不同中译名。

13 同上，第216页。

14 彼得·弗来敏：《红色的延安》，原载哲非译：《红色的延安》，言行出版社，1939年，第28-45页。本书收录于孙照海选编：《陕甘宁边区见闻史料汇编》第一册，国家图书馆出版社，2010年。

15 Owen Lattimore, “Review Work: News from Tartary”,Pacific Affairs, vol.9, No.4, 1936, pp.605-606.

16 伯希和：《高地亚洲3年探险记》，载《伯希和西域探险记》，耿昇译，云南人民出版社，2001年，第3页。

17 参见杨镰：《斯文赫定及其〈亚洲腹地探险八年〉》，载斯文·赫定：《亚洲腹地探险八年，1927-1935》，徐十周、王安洪、王安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7年，第1-19页；耿昇：“译者的话”，载《伯希和西域探险记》，第1-41页。

18 关于抗战之前新疆的局势及共产党的影响等问题，参见斯文·赫定：《丝绸之路》，江红、李佩娟译，新疆人民出版社，1996年，第276-293页。

19 Harrison Forman,Horizon hunter: the adventures of a modern MarcoPolo, New York, R.M. McBride & Co., 1940, p.13.

20 Michael Lindsay, The Unknown War: North China, 1937-1945, London:Bergström and Boyle Books Ltd., 1975; Claire Band andWilliam Band, Two years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s, New Haven: Yale UniversityPress, 1948. The Unknown War一书初版本的封面上印有“抗战的中共”的中文标题，本文此处沿用这个标题；班威廉的书的中译本标题是《新西行漫记》，此处沿用这个译名。

21 Michael Lindsay, “Yenan, May 1944-November 1945”,in The Unknown War：North China, 1937-1945.

22 Michael Lindsay, “Chungking, 1940”, in The UnknownWar：North China, 1937-1945.

23 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斐然、何文介、吴楚译，新华出版社，1988年，第359页。

24 弗莱明：《独行中国——1933年的中国之行》，第61页。

25 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第143页。译文有改动。

26 同上，第204页。译文有改动。

27 班威廉、克兰尔：《新西行漫记》，第85页。

28 同上，第63页。

29 同上，第65-66页。

30 同上，第141页。译文有改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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