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想在资本主义世界里受苦？来看看他们开辟了怎样的新世界
原创 2018-04-17 李傻圆 土逗公社 想要逃离资本主义的中心，到资本主义的边缘去开辟新世界？本文讲述俄国历史上的哥萨克人，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爱尔兰、美国与土耳其的监狱囚犯在这些被放逐的空间中建构新社会的实践，以此打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个体化以外的多样生活想象，向我们展示出新世界的可能性。 此刻坐在大学宿舍或者出租屋里或者已经全款买房、吃着外卖、拿着手机的读者们，全都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中心。
我们的教育、住房、食物、家具、手机都是商品，我们现在及未来的劳动也是商品。所有东西都有价格，而且似乎可以自由选择。或者说，衡量一切东西的标准是交换价值。每个人都是独立的个体，为自己的职业发展和人生规划负责。企业的唯一责任是追求利润。所以最好的企业不讲奉献精神，也不提供铁饭碗，只讲契约与合理的报酬。这些我们习以为常的生活，都是资本主义的规则。
但是，资本主义的所谓自由并没有给农民工、没有背景的大学生、失业多年的下岗工人多少选择的机会。看看同一个城市里的极端不平等，我们或许也应该疑惑，有没有从资本主义中逃离、去过另外一种生活的可能性？
Grubačić和O’Hearn这本《生活在资本主义的边缘》（Living at the Edges of Capitalism: Adventures in Exile and Mutual Aid），带我们走进过去和现在那些“被放逐的空间与实践”（exilic spaces and practices）：俄国历史上的哥萨克人，墨西哥的萨帕塔主义者，爱尔兰、美国与土耳其的监狱。在这本书中，被放逐的主角们有些是主动选择了资本主义边缘的生活。他们的逃离是政治性的：他们的逃离不仅是来到地理上的边缘，而是要逃离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反抗资本主义以交换价格为核心的生产原则、摆脱国家的控制。
本书封面 图片来源：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这是一本介绍放逐的空间里社会与经济生活的故事书。但是放逐永远是不彻底的，资本主义体系不允许一个世外桃源存在，放逐的空间总是与世界经济体系进行互动。Grubačić 和O’Hearn“从世界经济体系的视角观察被放逐的空间，又从边缘来观察世界经济体系的变化”。（p368）所以这又不只是一本故事书，也是一幅不断变化的世界经济如何放逐边缘群体，而这些生活在边缘的人们如何利用逃离（exile/exit）、抗议的声音（voice）、忠诚谈判（loyalty）等策略来对抗资本主义的历史画卷。 哥萨克人：伴随着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浮沉 哥萨克人是一个传说中的民族，主要生活在俄罗斯南部的东欧大草原上，以骁勇善战和骑术精湛而著称。15-16世纪，一些不愿意成为农奴的俄罗斯人迁徙到南部的大草原上，成为了“哥萨克”，即突厥语中的“自由人”。要理解哥萨克人的历史，就必须理解他们与俄国的互动，这些互动又与俄国在资本主义世界经济中的位置紧密相关。
15-16世纪是俄国国家形成的时期。最初只占据俄罗斯东北部的古莫斯科公国不断扩张，逐渐成为了真正帝国的中心。国家形成带来的是农奴制的扩张。不愿意成为农奴的农民们逃离了俄罗斯中部，迁徙到了俄罗斯南部顿河流域，成为了最早的顿河哥萨克人。当时的国家太过弱小，既没有能力、也没有兴趣阻止农民的迁徙。关于顿河哥萨克人的记载最早追溯到1549年，他们没有共同的语言与家乡，最初只有共同的利益。顿河流域成为了一个没有国家的空间、一块放逐的领地。
然而，顿河哥萨克人的首领恰恰是在顿河哥萨克人与俄国的频繁互动中产生的（在此之前哥萨克人没有稳定的首领），同时帝国的补贴也是首领制度可以维持的主要原因。在16世纪中叶，哥萨克人与俄国达成了协议：俄国每年向哥萨克人提供金钱、武器、衣服、与俄国城镇贸易的机会，来换取哥萨克人保卫俄罗斯南部的边界。一直到18世纪以前，哥萨克人都保持着极高的独立与自主性。
顿河哥萨克 图片来源：Wikipedia 所以，哥萨克人与俄国互相成就了对方。哥萨克人依靠国家的补贴占据了放逐的领地。同时，哥萨克人就像一座长城：“既不让外敌入侵，也防止国人外逃”，（p110）帮助俄国摆脱了南部的土耳其和鞑靼人的骚扰，促成了俄国的国家形成。
在地理上，哥萨克人逃离了国家与资本主义世界。在政治上，哥萨克社会实行直接民主，由地方集会通过公共讨论来决定所有事务，只有少数涉及与俄国交涉和战争的活动由首领负责。在不断扩张的每个哥萨克社区中，直接民主原则都保持了下来。哥萨克人的经济主要依靠劫掠和政府的补贴，抢劫的战利品也在社区内公平地分配。哥萨克人也与俄国维持贸易往来，这是他们补给物品的重要来源。总的来说，哥萨克人维持了外在于资本主义世界的经济活动，但是非常依赖俄国的国家支持。
哥萨克人代表了自治权，一种逃难的自由，他们容纳了不同的种族，通过互助与团结，形成了新的认同。这即是他们逃离的策略（exit）。面对国家，他们同时采取了抗议（voice）与表达忠诚（loyalty）的策略。一方面，他们随时保有武装叛变的威胁，另一方面，他们又通过对国家的策略性依赖表达忠诚。
然而，随着俄国的国家实力增长，这种关系显得越发紧张。哥萨克领地的环境恶化、农耕经济的发展也弱化了哥萨克人的谈判力量。到了18世纪上半页，俄国的农耕生产更加重要，哥萨克人占据的大草原地带的价值也因此急剧升高。农奴制的压迫日益加剧，越来越多的农民逃亡到哥萨克人的领地，于是，俄国再也不能容忍这样一个在资本主义统治之外的边缘世界了，新一代的哥萨克首领再也没有能力向国家要求自治权了。哥萨克人逐渐演变成了俄国内部的一个少数民族，哥萨克人的真正自由变成了国家给予给少数族裔的一些权利。
哥萨克人的历史，经历了拥有自治权的逃离（Exit-with-autonomy）、逃离但失去自治权（Exit-without-autonomy）、自治但重新整合到国家秩序中（Autonomy-without-exit）三个阶段。本书的作者最为珍视的部分，是哥萨克人所建立的直接民主的、互助的、平等的资本主义以外的社会。然而，哥萨克人代表了一种缺乏资源的逃离的困境。这种困境，是所有生活在资本主义边缘的群体的共同问题，也不断重现了逃离（exile/exit）、抗议的声音（voice）、忠诚谈判（loyalty）三种策略的灵活运用。 萨帕塔主义者：在新自由主义世界体系中坚守 萨帕塔主义者是一群墨西哥的革命者和逃离者，他们号称继承了墨西哥革命领袖萨帕塔的精神[1]。面对新自由主义对当地集体农场的公平传统的威胁，在1994年1月1日北美自由贸易协定（美国、加拿大、墨西哥）生效的当天，墨西哥南部恰帕斯州的萨帕塔民族解放军发动了革命，接管了数个市政府，开始了对墨西哥政府的对峙，维持自治统治。1994年革命之后，萨帕塔主义者实现了拥有自治权的逃离（Exit-with-autonomy）。萨帕塔主义者的故事，发生在我们更为熟悉的新自由主义的世界经济秩序背景之下。
萨帕塔的领地由38个自治市、上千个聚集的社区、大约30万人组成，其成员资格非常宽松，只要拥有对萨帕塔主义的归属感，都可以成为这个想象中的社区的成员。领地实行直接民主，从社区到市政的不同层面的代表都由居民选举，代表既没有特权，任期也相对很短。他们的教育体系十分先进，重视课堂外与教室内学习的结合，医疗也以去专业化和大众化为原则。
但是在民主与互助的理想社区形态下，作者们也无意过度美化萨帕塔社区的经济情况。以农业为主、基本自给自足的萨帕塔地区依然面临着生态环境恶化、社区间不平衡的问题。萨帕塔的经济也并不完全独立于资本主义世界，他们也需要通过与外界贸易获得一些必要的物资。
萨帕塔社区里的学校（摄于2013年） 图片来源：gessato 虚弱的自治区经济必须依靠外部的援助，这就考验了其与外界的忠诚谈判（loyalty）。但是，萨帕塔社区并不依赖墨西哥政府，而是向国际公民社会表达共同的对于理想社会的忠诚。来自国际公民社会（墨西哥、美国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的支持与关注，也有助于萨帕塔社区相对于墨西哥政府保持自治权。
在经济上依赖国际公民社会的同时，萨帕塔地区不断地同墨西哥政府进行有策略地谈判，利用武力叛乱、向墨西哥城进军等和平抗议、正式谈判等不同的手段，要求政府提供更多公共服务、争取政府承认他们的自治权。
再一次地，萨帕塔主义者与墨西哥政府的对峙，不应该仅仅被看作墨西哥国内的问题，而应该被放在世界经济体系之中来理解。萨帕塔主义者的逃离是边缘资本主义的产物，更准确地说，是他们所居住的恰帕斯州在国际经济体系中整合不足的结果。对于世界经济缺乏价值而因此被遗忘的劳动力，才有返回山林寻找资本主义边缘生活的机会。
萨帕塔反叛者也“由于墨西哥政府在世界经济结构中的弱小而得到保护”：墨西哥无力对他们进行武力镇压。（p267）然而，随着北美地区自由主义的发展，萨帕塔地区正在失去他们的年轻人：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开始到资本主义世界寻找工作机会、追求工资报酬，以补贴家庭生活。世界经济的发展又重新开始争夺这里的年轻劳动力，带来了新的社区瓦解的威胁。 监狱：被迫的流放，不可思议的团结 监狱是这本书最后探访的一块被放逐的领地，也是最让普通读者感到不可思议的一段旅程。
监狱中的犯人们既没有工作，也不能参与市场，他们所有的基本需求都依靠国家的再分配来满足。所以，他们必然没有经济活动。但是在Grubačić和O’Hearn看来，虽然他们不能生产任何有价格的物质产品，却在监狱的狭小空间内生产了更为重要的团结（solidarity）与社区公共体（community）。
在英国北爱尔兰，监狱中的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发起了“毯子抗议”活动（blanket protest）。爱尔兰共和军是反对英国分裂爱尔兰、追求爱尔兰统一与独立的民族主义组织，1969年分裂为正式派与临时派之后，临时派爱尔兰共和军不断地在北爱尔兰制造爆炸袭击、枪杀英国官员等恐怖主义活动，也因此而被捕。
位于北爱尔兰的Maze监狱 图片来源：Wikipedia 在监狱中一些爱尔兰共和军囚犯拒绝穿囚犯制服，于是他们被关押在只有最基本的家具的隔间里，没有衣服，只能披一件毯子。这群囚犯不断地与监狱警察进行斗争，条件越恶劣，他们的斗争就越激烈。
例如，当狱警连监狱隔间的排泄物都不清理时，他们就从监狱缝隙中将排泄物丢出来表达抗议。他们依靠探访者向监狱里走私物资、向外传递消息，向外界的各种运动表示支持。任何一个人或群体的抗议威胁到狱警时，他们就感受到一种集体的骄傲。
监狱中的爱尔兰共和军通过三种方式团结起来：一是学习和使用爱尔兰语。仅仅经过18个月的狱中对话，几乎所有囚犯都学会了用爱尔兰语流利交流，共享的语言又反过来加强了他们的认同感。第二，共享的语言进一步促进了诗歌与文章等文化生产。三是监狱中几个囚犯领袖开始生产各种议题，支持不同地区的各种运动，表达爱尔兰共和军与他们分享同样的目标，以寻求相互支持。
这些监狱抗议者最重要的特征在于，他们在抗议中有非常坚定的团结精神，高度的相互信任和分享，以及利用有限资源不断斗争的坚定信念。在美国监狱的例子中，那些被单独关押的、不同种族、不同经历、不同背景的囚犯们，在一些不成文的监狱准则之下，也建立了某种团结。即使面临狱警的威逼利诱，囚犯们从来也不会告密。不同监狱的囚犯们甚至还一起组织了绝食抗议。
在监狱中披着毯子的囚犯 图片来源：BBC History 在当代的土耳其监狱里，高度集权化的革命左派有严格的纪律，对他们的成员进行公开的监督，没有建立民主的制度，结果，他们反抗狱警的绝食抗议活动以失败而告终。相反，库尔德工人党[2]在监狱中则很少有集中的命令、更愿意在成员间建立信任，他们也因此通过互助建立了相互联系的组织，成功对抗了狱警的孤立化策略。两位作者相信，在监狱这样极端的放逐领域内，也可以产生团结和民主，“只有建立直接民主，放逐的群体才能幸存”。（p326） 结论与推荐 这并不是一本旨在过度美化资本主义边缘生活的书。作者们在书中正视了逃离资本主义缺乏资源的困境、边缘社区内的种族与性别不平等、对环境的破坏等问题。这本书也并不是要洗白哥萨克人的劫掠与绑架活动，或者爱尔兰共和军的恐怖主义活动。探索资本主义边缘的生活，是为了让我们重新审视我们所熟悉的资本主义之下的生活，打开我们对资本主义的个体化以外的多样生活想象，最为重要的是让我们意识到在资本主义的边缘，可以发现互助、民主、团结的可能性。
本文作者之一Denis O’Hearn 图片来源：sociology.tamu.edu 正如作者所说，这是一趟寻找当代的波兰尼所说的“双向运动”[3]的书：面对市场对我们的日常生活的统治，以及由此产生的不平等、不自由，“建立放逐的空间与实践”是一种必然的结果。（p377）所以，这趟资本主义边缘的旅程，也有理论上的意义。作者们将放逐的历史重新置于资本主义的历史中，既要理解国家形成与资本积累的力量，又要去发现被放逐的地域中的隐藏文本。
这本书适合那些对于资本主义边缘的生活、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理论感兴趣的读者们。我想用两位作者的一段话结尾，或许是对这本书最好的推荐：
我们研究这些被放逐的空间，因为我们还抱有希望。我们期望另一种社会的可能性。在这个社会里，互助的社会关系成为主导，建设社区共同体和生产欢乐的工作被视为经济活动的核心，或者至少和生产商品与服务的工作同样重要。（p400）
注释：
[1] 萨帕塔是20世纪初的墨西哥革命领袖，他提出“土地应该属于所有在土地上工作的人”，（p193）同时支持人们有权利选择代表他们的人，在1919年被暗杀。
[2] 土耳其最大的反叛组织，库尔德人是土耳其的主要民族之一。
[3] 卡尔·波兰尼在《大转型：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中认为，人类社会一直以来并没有允许自由市场的无限度发展。自由市场的发展实际上是一个“双向运动”的过程：一方面，与真实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在扩张，另一方面，与传统商品相关的市场体制却在受到制约。尽管市场一方面在全球到处延伸扩张，所涉及到的商品之数量增长到了不可思议的规模，而在另一方面，一个措施和政策网络却被集合成为各种强有力的制度，以便阻挠与劳动力、土地和资金相关的市场行动。尽管在金本位制保护之下的世界商品、资本和货币市场给市场机制注入了无比强大的动力，但同时却出现了一个旨在对抗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的有害作用的深层次运动。社会保护自身以躲避自我调节的市场体系所固有的危险，是这一时代历史的最具包容性的特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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