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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问题还给历史，把行动还给理论。
换言之，我们可以重新理解卢卡奇所说的“物化”：所谓“物化”，也可以看做是一种“去危机化”，或者说“去紧急状态趋势”。由此，卢卡奇提醒我们意识到，现代社会本身就在生产一种可耻的“寓言”：你不能从你自身的现实处境来理解你的生活，而需要引入生活之外的意义——美轮美奂的城市、浪漫沉浸的爱情、温情脉脉的慈爱与无限宽容的宗教——来阐释自己的生活。
“寓言”乃是这样一种文本结构：其内部的意义需要借助于外部的意义来“拯救”。整个资本主义文化的特点，乃是来自抽象空间里的神圣意义“拯救”琐碎无聊空白同质的真实生活。寓言的时代自然需要寓言的批评。
简单说，面对寓言式的现代文化生产逻辑，我们需要构建一种“新型寓言”来代替这种“旧寓言”，即用马克思主义的乌托邦代替文化生产中的异托邦，用创造新的社会的勇气来代替温情浪漫的文化生产的妥协和虚弱，用召唤起来的危机意识来代替被装饰起来的文化奇观，总之，用来自解放意识的总体性寓言，代替源于压抑和遏制的诡辩寓言。
“用寓言的批评视野来看待世界”，文化研究应该确立这样的一种认识范式。我希望用这种范式来重新反思反映论与审美论的批评，并拒绝学科化和学院派批评的去政治化倾向；同时，也用这种意识重新唤起文化研究的危机意识。
所以，寓言论批评致力于重新拯救“潜伏”在我们日常生活经验里的解放意义，并通过这种拯救，重新唤起对于未来的希冀。我认为，文化批评要有政治想象力，这种想象力就是敢于相信更加美好的未来的乌托邦冲动的能力，一种借助于这种想象来辩证分析现实的认识能力，也就能够在个人的处境中寓言性发现整个历史的秘密的能力。
简单说，文化批评作为一种寓言论批评，不是为了批评，而是为了召唤；不是为了理解和阐释这个时代，而是为了想象另一种未来；不是鼓励简单地付之于行动的反抗和抵制，而是鼓励历史性地思考我们结构性的生活困境。
将我们的生活变成历史处境的寓言，并召唤危机意识以抵制物化意识，重新确立马克思主义的批判议题，应该就是我所说的寓言论批评的核心。
注释[Notes]
①由于中国的文化研究起步较晚，针对其发展历史的梳理，有影响的成果尚不多见。但是，也已经出现了比较有代表性的成果。大致可以分为三类：第一类，中国文化研究阶段性总结和理论成果。如汪晖的《九十年代中国大陆的文化研究与文化批评》（1995年）、戴锦华的专著《隐形书写——90年代中国文化研究》（1999年）、《犹在镜中——戴锦华访谈录》（1999年）、王晓明的《在新意识形态的笼罩下——90年代的文化和文学分析》（2001年）以及王岳川论文《90年代文化研究的方法与语境》（1999年）为90年代的文化脉动进行分期总结并提出多重语境中的文化研究的问题等。王岳川的《中国镜像》（2014年）也聚焦于90年代，讨论中国文化研究的意义、知识分子的思想定位、文化思潮等。第二类，中国文化研究状况概览。王宁的《文化研究的历史与现状》总结了文化研究进入中国语境以来的发展路径与成果。陶东风的专著《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2001年）、《当代中国的文化批评》（2006年）将当代文艺思潮作为切入点开展思想史的研究。但在严格意义上并非中国文化研究史著作，而是以文化研究视角对当代文化文艺思潮的反思。他的《文化研究在中国——一个非常个人化的思考》（2008年）从自身学术兴趣发展的角度回顾了文化研究在中国学术界的发展与流行。周宪的《文化研究：为何并如何？》（2007年）讨论了当代中国文化研究中的知识政治、知识本土化与理论生产等问题，并提出文化研究的未来以及所面临的危机。另外，杨俊蕾的《“文化研究”在当代中国》（2002年）、陈光兴的《文化研究：本土资源与问题意识》（2007年）、颜桂堤的《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及中国经验》（2016年）和《文化研究：中国经验与介入》（2016年）等成果，在回顾文化研究在中国的发展历程的同时，着重关注了中国经验与西方文化研究理论的关系。第三类，中国文化研究成果汇编。金元浦主编的《文化研究：理论与实践》（2004年）将90年代以来的思想文本归档整理，形成重要的历史资料和思想地图。另外首都师范大学文学院从2010年开始由陶东风主编《文化研究年度报告》，至今已出版5期，主要板块包括“年度论文”“文化研究工作坊”“年度文化现象扫描与文化研究重要著述介绍”和“文化研究大事记”，成为重要的年度文化和文化研究工作总结与资料汇编。相关资料参考：颜桂堤、孔苏颜：“文化研究的理论范式转换及中国经验”，载《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7月第4期，第37卷，第63-69页；颜桂堤：《文化研究、中国经验与介入》，《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第45-52页。
②上海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学校已经开设了文化研究系，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南开大学、四川大学等多所学校招收“文化研究”方向的硕士生和博士生。2014年12月6-7日，南开大学文学院、《热风学术》编辑部及上海大学中国当代文化研究中心联合举办了以“文化研究的教学”为主题的“热风论坛”。2016年6月24-25日，北京语言大学与北京师范大学联合举办的第6届BLCU国际文化研究论坛以“生活新状态：教育观察与文化研究”为主题展开讨论。国内学者如陶东风、周宪、王晓明、张红兵、徐德林、罗小茗、刘昕婷等学者都曾撰文讨论中国文化研究的学科化问题。
③由于抵制学科界限，“文化研究”反而变成了可以挂在任何学科脖子上的“领带”。所以，早在上个世纪90年代初期，中国学界刚刚开始接受“文化研究”的时候，就开始了对其学科复杂性的反思。李欧梵、汪晖、周小仪、王宁等学者已经开始意识到，文化研究与文学研究可能出现复杂交织的关系。
④颜桂堤的《文化研究、中国经验与介入》一文（见《东南学术》2016年第1期）简明扼要地总结了30年大陆文化研究的成果，本文在此基础上将其重新概括进行了分类。
⑤参考王宁：“文化研究：西方与中国”，《国外文学》1996年第2期，第29-36页；陶东风、邹赞：“文化研究的问题意识与本土实践——陶东风教授访谈”，《吉首大学学报》2014年第4期，第25-34页。
⑥参考道格拉斯·凯尔纳：“批判理论与文化研究：未能达成的结合”，《文化研究精粹读本》，陶东风主编(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
⑦也是在这一时期，中国大陆出现了一场“人文精神大讨论”。这场讨论，从今天的角度来看，正是对中国大陆知识分子身份转换的预警、警惕或承认。
⑧参考周小仪：“文学研究与理论——文化研究：分裂还是融合？”，《国外文学》1995年第4期，第3-7页。
⑨参考童庆炳：“文艺学边界三题”，《文学评论》2004年第6期，第54-59页。
⑩1962年，邓小平在《怎么恢复农业生产》讲话中提到，生产关系究竟以什么形式为最好，恐怕要采取这样一种态度，就是哪种形式在哪个地方能够比较容易比较快地恢复和发展农业生产，就采取哪种形式；群众愿意采取哪种形式，就应该采取哪种形式，不合法的使它合法起来……“黄猫、黑猫，只要捉住老鼠就是好猫。”
○11参考胡疆锋：《中国当代青年亚文化；表征与透视》（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16年）。
○12以上参考周志强：“我这样理解‘文化批评’”“一种唤起危机意识的方式”“真实意识与批评的政治——从总体性到寓言”“伪经验时代的文学政治批评——本雅明与寓言论批评”，《南京社会科学》2012年12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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原文英文版（刘洁莹、刘骏译）刊载于《Cultural Studies》（2017第6期），中文版刊载于《文艺理论研究》（2017年第9期）；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