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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唯物论与东方革命

2018-4-24 00:35|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59425| 评论: 0|原作者: 高寒

摘要: 面对“十月革命”以降,东方革命历经整整一个世纪、横跨大半个地球的历史大弯路,对它作出马克思主义的总结,这一任务,已历史地落到了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双肩上。西方马克思主义(“西马”)实无力承担起此项任务,故东方马克思主义(“东马”)将应运而生。

事实上,一个半世纪以来,欧美、大洋洲,尤其是北欧社会民主主义的胜利,它所结出的丰硕成果,即那种已举世公认地引领着整个资本主义制度,一步一步地向着工人阶级妥协、向着劳动解放迈进,从而一步一步地缩小着国家与社会、官和民之间距离,将整个资本主义文明的前锋已提高到了一个崭新历史高度、一个几可成熟到向社会主义迈进的阶段,就都是马克思主义的胜利,是科学社会主义的胜利,是社会主义者干资本主义又引领资本主义,并向着社会主义方向演进之政治实践的胜利。

所以,将社会民主党人排除在马克思主义营垒之外,斥之为“修正主义”,视之为马克思主义的叛徒和敌人,这是马克思主义传入落后的东方国家后被宗教化的结果。而中国共产党人至今仍还在吃这个被俄国人宗教化了的、应当打上引号的“马克思主义”的亏。

在国际共运内部,今天,朝共正指责中共是“修正主义”;昨天,中共也曾指责过苏共是“修正主义”;前天,苏共同样指责过南共是“修正主义”。当然还有更早,列宁当年曾指责整个第二国际即今天的社会党阵营是“修正主义”。

但是,无论是当年考茨基指责伯恩斯坦,还是后来列宁指责考茨基;无论是当年铁托指责吉拉斯,还是后来斯大林指责铁托;无论是当年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还是后来毛泽东批判赫鲁晓夫;无论是当年邓小平批毛泽东(“四人帮”),还是后来金日成批邓小平,……等等、等等,回顾国际共运中这一个多世纪以来的风风雨雨、是是非非,回顾世界近、现代史上与马克思主义相关联的一系列实践变化与理论变化,那么,究竟何谓“结合”,何谓“发展”,何谓“修正”,何谓“教条”,又何谓“背叛”呢?

面对这一切的一切,今天,作为新一代马克思主义者,难道我们不统统应当用历史唯物论,用马克思主义的质的规定性这同一把尺子、同一个公设,并以其在革命实践中所获得的检验结果,来重新一一地加以衡量吗?

历史唯物论认为:“共产党人的理论原理,决不是以这个或那个世界改革家所发明或发现的思想、原则为根据的。[30]

历史唯物论还认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但是他们并不是随心所欲地创造,并不是在他们自己选定的条件下创造,而是在直接碰到的、既定的、从过去承继下来的条件下创造。[31] 人们不能自由选择自己的生产力——这是他们的全部历史的基础,因为任何生产力都是一种既得的力量,是以往的活动的产物。[32]

历史唯物论指出:“人们在自己生活的社会生产中发生一定的、必然的、不以他们的意志为转移的关系,即同他们的物质生产力的一定发展阶段相适合的生产关系。这些生产关系的总和构成社会的经济结构,即有法律的和政治的上层建筑竖立其上并有一定的社会意识形式与之相适应的现实基础。物质生活的生产方式制约着整个社会生活、政治生活和精神生活的过程。不是人们的意识决定人们的存在,相反,是人们的社会存在决定人们的意识。社会的物质生产力发展到一定阶段,便同它们一直在其中运动的现存生产关系或财产关系(这只是生产关系的法律用语)发生矛盾。于是这些关系便由生产力的发展形式变成生产力的桎梏。那时社会革命的时代就到来了。随着经济基础的变更,全部庞大的上层建筑也或慢或快地发生变革。[33]

历史唯物论还指出:“自从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在历史上出现以来,由社会占有全部生产资料,常常作为未来的理想隐隐约约地浮现在个别人物和整个派别的头脑中。但是,这种占有只有在实现它的实际条件已经具备的时候,才能成为可能,才能成为历史的必然性。正如其他一切社会进步一样,这种占有之所以能够实现,并不是由于人们认识到阶级的存在同正义、平等等等相矛盾,也不是仅仅由于人们希望废除阶级,而是由于具备了一定的新的经济条件。[34]

历史唯物论批判道:“对所有这些人来说,社会主义是绝对真理、理性和正义的表现,只要把它发现出来,它就能用自己的力量征服世界;因为绝对真理是不依赖于时间、空间和人类的历史发展的,……[35]

历史唯物论还批判道:“法国的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文献是在居于统治地位的资产阶级的压迫下产生的,并且是同这种统治作斗争的文字表现,这种文献被搬到德国的时候,那里的资产阶级才刚刚开始进行反对封建专制制度的斗争。……于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就得到了一个好机会,把社会主义的要求同政治运动对立起来,用诅咒异端邪说的传统办法诅咒自由主义,诅咒代议制国家,诅咒资产阶级的竞争、资产阶级的新闻出版自由、资产阶级的法、资产阶级的自由和平等,并且向人民群众大肆宣扬,说什么在这个资产阶级运动中,人民群众非但一无所得,反而会失去一切。[36]

 

(二)历史唯物论经受住了正反两方面实践的考验

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在马克思逝世后的一个多世纪里,经受住了正反两个方面的实践考验。

在世界的西方,人们往往不得不面对如此困惑的情景:在那里,哪怕是上台了一个地地道道的、毫不掩饰其反马克思主义倾向的资产阶级政府,但它最终却不得不承袭或采取各式各样含有社会主义因素的政策,哪怕这些政策看上去简直就像是直接抄袭自《共产党宣言》、《共产主义原理》或其他马克思主义文献。诸如征收高额累进税[37]、高额遗产税[38];把农业和工业结合起来,促使城乡对立逐步消灭[39];把全部运输业集中在国家手里[40];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41];对儿童实行公共的和免费的教育,取消童工劳动[42];……,等等、等等。马克思、恩格斯一个半世纪前的这些理想,这些带有鲜明的无产阶级之阶级性的理想,这些为共产党人制定的管理未来社会主义国家的理想,却在当今几乎所有发达资本主义国家中逐步变为现实。从欧洲到北美,从东亚到澳洲,这些已经让人们见惯不惊的日常生活,均有力地证实了唯物史观早就揭示过的历史大趋势:社会化的生产力必将社会化地改变着人们之间的关系,从而导致整个社会结构的社会化改造。由此可见,正是当代资本主义,正是资本主义文明所内在地蕴含着的社会化大生产与私人占有之间的矛盾,正是这一内在矛盾所展示出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阶级斗争,才使得资本主义一步一步地走到今天,使之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

然而,在世界的东方,则完全是另外一番图景:与西方资本主义世界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和缩小阶级差别相反,在东方后发国家里,却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43]自从列宁当年清楚地意识到这种如汪洋大海般地存在着的小生产经济基础时起,历经一个世纪,整个东方“社会主义阵营”都最终没能靠国家强制力而阻挡住各自国家内的“自发资本主义”倾向。在中国,毛泽东苦苦奋斗了三十年也割不掉那野火烧不尽的“资本主义尾巴”;邓小平和他的继任者们使出浑身解数至今也仍反不掉那前仆后继且愈演愈烈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类似情形,中国如此,苏联如此,东欧如此,朝、越、古亦如此。

可见,与历史必然性作战,就如同唐•吉珂德与风车作战。如果说,斯大林当年一批又一批地从肉体上消灭反对派都仍旧阻挡不住苏联的“变修”;如果说,毛泽东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全面阶级斗争都仍旧阻挡不住中国的“走资”;如果说,中国历经三十年反腐却是贪官越反越多、层级越反越高、数额越反越大;如果说,朝鲜共产党政权今天坚持“社会主义纯洁性”的结果竟然是公然以世袭王朝示人,……,那么,当年列宁与伯恩斯坦、考茨基、普列汉诺夫的大论战;也即最终导致第三国际(共产国际)与第二国际(社会党国际)分道扬镳的那场世纪大论战——“我们为什么不能首先在我国为这种文明创造前提,如驱逐地主,驱逐俄国资本家,然后开始走向社会主义呢?你们在哪些书本上读到过,通常的历史顺序是不容许或不可能有这类改变的呢?[44] ——今天总该得出结论来了吧!

这个结论便是:在任何后发国家,无论何人,无论以何种动机,无论打什么旗号,将反帝与反资混为一谈,大反资本主义——市场 + 宪政 + 多元——文明的结果,就只能导致本国那有着根深蒂固传统的封建[45]宗法专制皇权文明,在潜移默化中的死灰复燃,乃至复辟。如此而已,岂有它哉。

其实,正是这种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产生着、且无论多么严酷的国家暴力也压制不住的东西,才是历史发展途程中最具顽强生命力的新生事物,才往往反映历史大趋势,体现历史必然性。偏要逆历史潮流而动,与历史必然性为敌,共产党就难免由当年与人民“鱼水情”的生气勃勃的真老虎,变为如今与人民“油水情”的风声鹤唳的纸老虎了;就难免左冲右突都走不出那“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左传.庄公十一年》,的可怕历史周期律怪圈了。[46]

因此,凡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社会,就一定不可能是社会主义社会,而只能是晚期封建宗法专制文明社会了。因为,唯物史观的社会主义,科学社会主义的社会主义,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作为一种比资本主义更新、更高的生产关系,它的物质生存条件,就只能在发达的资本主义文明的胎胞里才会孕育成熟。由此可见,基于历史唯物论,基于历史必然性,我们便可作如下一般性的概括了: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共产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共产主义过渡的末期社会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社会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社会主义过渡的末期资本主义社会;

每日每时都在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因素的社会 = 已成熟到可以向资本主义过渡的末期封建宗法专制社会。

如此看来,中国今天还处于怎样的一个历史阶段?该进行怎样一种性质的革命或改良?当是不言自明。

自近代航海术将全球各部分人类文明连成一片、从而人类开始真正的世界史以来,近代资本主义文明的全球扩张,便与人类各文明在它原本那封闭或半封闭状态下所达致的历史发展阶段遭遇和碰撞了。如此,便发生了人类发展的不同历史阶段,在地球的不同文明区域同时并存的现像。从横向上看,在时间轴上它们是同时的;从纵向上看,在文明史上它们又是不同时的。

什么叫“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这就是典型的历史发展不平衡性:当西方文明已经开始步入资本主义、后资本主义的历史发展期时,而中国社会才开始渐入后封建宗法专制皇权文明社会向着资本主义社会的历史转型期。这个文明现代化的转型期,自1848年中国传统文明被西方殖民主义的坚船利炮轰开国门时起,历经一个半世纪,几经艰难曲折,至今尚未最终完成。

世界历史发展的不平衡性,使得西方国家的资本主义革命已相继完成、资本主义制度已相继建成时,而东方落后国家的资本主义先进生产关系却还处于萌芽状态,还处于前资本主义的落后社会形态。当西方资产阶级干革命时,马克思主义尚未诞生,故那时指导资产阶级革命的理论,自然就还只有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了。而当东方的资产阶级开始干革命时,从西方除了可引进资产阶级的革命理论外,还可以引进无产阶级的革命理论,还可以引进马克思主义。

然而,当马克思主义在巴黎和伦敦讨论无产阶级革命时,那么这同一个马克思主义在这同一个时间,它在莫斯科和北京就只能讨论资产阶级革命,讨论前一个人类发展阶段所面临的历史课题。列宁和毛泽东当年之所以能分别地在俄国和中国革命中脱颖而出,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打天下时,能力排众议,牢牢地把握住本国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同理,列宁、毛泽东后来的“跌得粉碎[47],也不为别的,就因为他们夺取政权后,又都偏离开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这一大方向。

中国共产党常说:新中国建立之初,它所接手的简直就是一个烂摊子;旧中国留下的只有一穷二白。事实也的确如此。在1949年,中国几乎完全没有自己的基础工业,全国钢产量仅16万吨,原油产量仅12万吨。那时的中国,工业产值只有10%;工商民营企业则不过区区16万个,这还是以资本2,000元,工业雇工三人,商业雇工二人为基准这种手工工场标准来核计的。中国那时的城镇人口,仅占全国人口的10.6%,其余则全都是农民。至于农业,更是100% 的人畜动力型自然经济。并且,全国成人文盲率为80%[48]

可是,中国共产党却要在这样的物质生存条件、这样的一穷二白生产力基础上,运用其脑中的理念和手中的权柄,来描画“最新最美”的“社会主义”图画了。[49] 当年,西方的圣西门、欧文、傅立叶没有做成功的事,今天东方的毛泽东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胜者雄风,要在中国重新实验了。

然而,历史唯物论在问、科学社会主义在问:中国共产党当年打得天下、进入北京的时候,中国的物质生存条件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当时的物质生产力究竟是处于一种什么状态呢?当时中国的社会生产力,究竟是在呼唤着一种什么样的生产关系与之相适应呢?在1949年的中国,它的市场化即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便业已构成对生产力发展的桎梏了吗?以现代化大生产为标志的社会生产力,便业已发展到必须冲破其赖以生存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外壳了吗?一句话,在当时中国大地上尚属新生事物的资本主义文明,便业已成熟到可以向更高历史阶段的社会主义制度过渡了吗?

是当时中国共产党不知道中国的物质生产力条件有多落后么?不,太知道了!正因为太知道,其欲改变这落后面貌的愿望才会太强烈、太迫切了。这仅从当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一班人,其笔记本上常常记有中国与美日英法德历年来的钢产量数据对照表来看,即可窥见一斑。

然而,毛泽东刚一坐进中南海,就开始嫌他当年在马背上承诺的“约法三章”太碍手碍脚了。请看,作为开国临时宪法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其签署的墨迹未干,中国共产党就将其原本属各革命阶级的联合执政、其性质当属资产阶级民主宪政框架下的联合政府,以一个“人民民主专政就是无产阶级专政”来擅自“释宪”了。[50]

如此一来,当年那被“耕者有其田”这个彻底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口号所激励,向共产党奉献出数百万血肉之躯的5亿农民,那几乎是用小车推出一个新中国的5亿农民,其刚刚才到手的土地还没有给捧热,就又被合作化共产了。而那些当年在内战中积极参与护厂、护矿,相信共产党保护和发展民族工商业的庄严承诺,而拒绝撤迁去港澳台的民族资本家,才刚刚将从战火中保存下来的工厂、矿山重新运转起来,其马上又被公私合营了。与此同时,当年与中国共产党并肩战斗,反对一个主义、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所有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的民主党派则统统开始了“花瓶”化的历程。而所有这一切,又都是与中共党内批判“确立新民主主义秩序”和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党内路线斗争,以及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内部关系的逐步“君臣”化同步的。

从那以后,党内外的一切不同声音,哪怕是政策性分歧,就都统统给贴上一枚“资产阶级”的标签,被视之为“邪恶”和“反动”了。在毛泽东时代,它们是“资本主义复辟势力”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而在邓小平时代,则是“资产阶级自由化”和“西方敌对势力”,……。

自“十月革命”以降的整个东方落后国家中的社会主义运动的失败,其最明显的标志就是,这个革命最终都走向了当年共产党人干革命那拳拳初心的反面,走进了这样一个死胡同:在执掌政权的原革命阶级内部,均无可避免地产生出了一个新生的官僚特权腐败阶层。在苏联如此,在东欧如此,在中国如此,在朝鲜亦如此。如今,在朝鲜这种号称共产党掌权的社会主义国家,公然面对全世界,明目张胆地和恬不知耻地搞起了共产党总书记金日成的血统世袭制。而在中国共产党内部,将阶级划分,简单地搞成“划(血统)成分”;将严肃的阶级斗争搞成庸俗的“血统论”,也是早有其传统的。今天中国官场那种“还是我们自己的子弟靠得住”的潜规则,那种直系血亲与旁系姻亲在各级政权系统中的泛滥,那种肆无忌惮的“拼爹”、“拼爷”所表现出来的小农宗法意识的丑陋与落后,以及它对巴黎公社精神的彻底背叛,与朝鲜相较,只不过是五十步与一百步之差而已。

中国共产党改革开放四十年来,尽管物质文明这一块有了长足的进步,但在精神文明这一块上,从某种意义上甚至可说是一败涂地:物欲横流、道德沦丧,全民无基本共识、国家无核心价值,……。而所有这一切,其源盖出于中共改革派至今还拿不出高屋建瓴、力压群雄、令人折服、深具前瞻力的核心价值理论。

胡锦涛曾代表中国共产党提出“不改旗易帜”。可真命题却是:你本身究竟举的什么旗?面对这个被左派们一再敲打、一再追问着的真命题,整个中国共产党都在作鸵鸟状。四十年来的改革开放史已在在证明,如此事关国家发展方向的核心价值不解决,整个中国共产党乃至整个中华民族就没有了精气神和凝聚力。

今天,最让中国共产党人感到困惑的,是共产主义理想和资本主义现实的纠结:有干脆抛弃共产主义信念,认为过去几十年入党干革命是一场噩梦的;也有将现实一言以蔽之为“资本主义复辟”,要以“反修”、“反复辟”为大业的;当然,还有以各种过眼云烟般地新词汇、新提法,乃至重拾儒表法里之国粹,来含糊其辞、来粉饰现状、来盲目自信的。

诚然,新一代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在他们自己所选定的条件下来创造历史。他们既继承了毛、邓两个时代所创下的巨额正资产,同时也不得不承负着两个时代所累积下来的沉重负资产。在他们今天正承接下的这份家业,正在吃的这份老本中,是既含有正能量也含有负能量。邓小平路线,从而今天的中国,固然摈弃了毛泽东时代诸多空想社会主义的左倾错误,在经济上向资本主义文明敞开了一条口子,由此也带来了经济生活和社会生活明显的改观和进步。但同时,它不仅承袭、并还大大强化、甚至恶性膨胀了当年毛泽东一直想革除、却又总是革除不了的官僚特权弊端,从而使得如今中国官场的腐败和黑暗,简直到了登峰造极和触目惊心的地步。所以在今天,凡真正对苏共、中共的演变而痛心疾首的列宁和毛泽东的学生,凡愿正视东方社会主义革命失败的中国共产党人,一切愿意痛定思痛的中国共产党人,首先必须明白这个失败的根本原因:必须毫不犹豫地重回马克思主义的历史唯物论,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并未结束,还必须继续高扬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旗帜。基于此,才谈得上去具体探索共产党怎样顺应和驾驭那不可跨越的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

目前,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最大的理论与实践难题,最终都落脚到一个吏治上,即那已威胁到共产党政权生死存亡的体制性干部腐败。面对吏治腐败的攻城略地,执掌政权的中国共产党,不仅已经吃过前三十年左倾路线的苦头,也开始尝够后三十年右倾路线的苦头了。贫穷不是社会主义,腐败当然更不是社会主义。大面积、病入膏肓的干部腐败之严酷现实,已经并正在动摇党本国本。极而言之,从一定意义上,这甚至可以说是当年的“红区损失90%,白区损失100%”在新时期的重演。

所以,中国当今矛盾之千头万绪,归根结底均聚焦到了一点:如何更新和重续中国共产党执政的合法性。中国共产党第一代的执政合法性,是靠前仆后继的流血牺牲,是靠硝烟弥漫的战场拼杀打出来的。而它的红二代继任者,若仅靠“打江山、坐江山”这个千年古训,仅靠吃“历史不可逆”[51]这个成年老本,那么,这个合法性就只会流失,事实上它今天已几乎流失到了危机示警的地步。所以,今天摆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尖锐问题,首当其冲,就与其说是什么意识形态的价值符号问题,倒不如干脆说是究竟怎样才能保住共产党政权的问题。

悠悠万事,唯此为大。

所以,在今天的中国共产党内,谁能直面这个越来越紧迫的重塑合法性难题,并知难而上,领先破题,谁就能登高一呼,引领群伦,掌握未来。谁能从制度上拿出治国安邦良策,拿出能凝聚全民族的核心价值,谁就是代表了新时期的正确路线;谁能从根本上保证共产党政权的长治久安,谁就是在新的历史时期继承了毛邓,又超越了毛邓。

 

(三)苏版马列主义,既不姓马,也不姓列,而是姓斯

不错,中国共产党一直在警惕于自己的政权被取而代之,被“帝国主义和平演变”和被“资本主义复辟”。然而,它却万万没有料到,当自己在一个落后的农业大国里顽固地拒绝资本主义文明,顽固地抗拒历史必然性时,它就已开始偏离当年打天下时的那条曾引导自己从小到大、一步一个脚印地走向胜利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道路了;它就已开始将一个原本有希望领导中国完成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生气勃勃的马克思主义革命党,蜕变为一个被所夺取到的国家政权这个“祸害[52] 所腐蚀的农民造反党了。

中共党内改革派,即使如最前卫的领袖胡耀邦和赵紫阳,当然还有邓小平,都从未表现出要从正视中国资本主义历史必然性这个历史唯物论的高度,来阐发中国的改革开放。他们老是囿于从苏版马列主义教科书中所获得的那种“社会主义”价值禁忌,总是企图将全部改革理论大厦建立在最大限度地减低“社会主义”的纯度上,所以才有“初级阶段”等诸如此类的提法。

然而,将“社会主义”视为无条件、超时空的“善”;而将“资本主义”视为无条件、超时空的“恶”,此类价值观或世界观,却是不折不扣的历史唯心论,不折不扣地与历史唯物论南辕北辙。所以,正本清源,坚持历史唯物主义,坚持科学社会主义,将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实事求是地建立在促进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之经济基础上,这才是本来意义上的马克思主义。而在中国改革开放业已四十年后的今天,要将人们的思想从统治中国思想界大半个世纪,且至今还积重难返的苏版马列教科书那唯心史观的精神枷锁中解放出来,则无疑是中国共产党的又一次思想大解放。

现在回过头去看当年毛泽东与刘少奇那场关于“巩固新民主主义秩序”的分歧,应该说,争论的双方,其分歧点也仅仅是在激进或缓进的策略上。他们那时谁也没有意识到:抛弃资本主义的权利平等文明,不仅不会将国家引向事实平等文明的方向,反而会导致低于资本主义文明整整一个时代的封建宗法专制特权文明的复辟,反而会与共产党人的共产主义理想背道而驰。不过这也难怪,实践的广狭深浅,制约着理论的广狭深浅:东方落后国家走向社会主义的道路,从“十月革命”至今,均仍处于试错和探索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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