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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回顾

2018-4-28 10:02| 发布者: redchina| 查看: 9564| 评论: 0|原作者: 老田

摘要: 到了1970年代毛主席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据以做出判断的认识依据不再与社会制度分野有关,而是强调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优先性 —— 这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分析依据,同时还有一条隐含线索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的修正主义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投降”问题。
   老田按:这篇文章写于2009-1010年,部分内容曾在2009年开放时代年会上宣读,经过整理后以《毛泽东的“三个世界”理论及其背后的认识论基础》为题发表于《开放时代》2010年第一期;另外一部分内容以《抗美援朝战争与中国的威慑信用》为题发表于《天涯》杂志(《天涯》2011年第一期)。本文涉及到的头绪较多,较为具体地追溯二战后国际竞争与中美博弈的认识论变化。1957年毛爷爷访问莫斯科时期强调“东风压倒西风”,看世界的图示,主要是基于社会制度的分野。这个判断在1958年发生了深化--毛爷爷把美国的进攻战略“纸老虎外观”进行了剥离,认为美国的真实意图是“非进攻性的”,依据就是美国军事力量的全球配置像是“牛尾巴绑在桩上”,这属于自设局限的守势而不是进攻力量高度集中的“攻势”。这与1957年的“东风论”有着内在一致性:美帝想要依靠军事力量捞取好处的潜力不太大了。到了1970年代毛爷爷提出“三个世界理论”,据以做出判断的认识依据不再与社会制度分野有关,而是强调了不平等的国际经济秩序的优先性--这是沃勒斯坦世界体系论的分析依据,同时还有一条隐含线索是社会主义国家上层的修正主义状况,以及由此带来的“对外投降”问题。从东风论到三个世界理论,据以分析国家竞争的问题视野变化是根本性的,美帝也不再有追求炮舰政策的收益了,全球竞争将是经济性的不平等交换,由此第三世界的受剥削地位才上升为与中国的最高一致性。与国内政治中间修正主义状况紧密相关,竞争意志的消失和“对外投降”策略的选择,会配套宣传各种夸大美帝的绝对优势以及各种不与美帝合作就没有出路的认识方法,后来中国终于走向了鼓吹“合作双赢”的主流理论了,放弃了竞争思维以及以竞争思维思考国际竞争的方法论。在特朗普重提竞争和不兼容利益重要性的今天,回顾战后至今的国际竞争态势的演变过程,不得不承认:毛爷爷倡导的“弱势竞争方略”,依然是我们认识国际竞争并参与竞争的起点。总体上看,中国民众思考国家安全问题或者国际竞争问题,多半是因为帝国主义者在外部的激发,老田对国际关系问题的再学习过程就是1999年美国轰炸大使馆之后,这与五四运动“外争国权、内除国贼”的问题意识激发过程,完全一致,这篇文章是老田再学习十年之后的一个阶段性的总结,此后基本上就转移兴趣去其他方面了。所以,自那之后就基本上没有新见解了,本文重新发出来时,只做了少量的文字调整。

    以平民革命战争的经验为基础去想象世界格局和国家安全--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回顾

    作者:老田

    ——(谨以此文纪念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60周年)


    在过去六十年里,中国人想象世界格局的方式有着根本性的不同,毛时代,第一代革命家仍然是掌舵人,对于世界及其格局演化的想象明显与革命年代的军事对抗经验有着延续性。现在则反过来,想象世界的方式回到五四之前--简单地抄袭西方人的看世界图示。前五四时期中国人学习西方,是希望把中国的政府组织模式和能力提高到足以在竞争世界中间自存,而后文革时代的学习西方是要瓦解中国曾经的社会团结并放弃对外竞争目标和最低利益防护,这是主流学界放弃社会责任的堕落表现。

    毛泽东看待世界格局的图示中间,有多个方面的认识论来源:首先是从近代史中间提炼出来的问题意识--不能抄袭列强的社会制度模式和军事竞争方式,作为弱势博弈者必须采取不同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其次是绝不幻想列强的“善意对待中国”,而且选择支付较高的安全成本并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从革命战争年代的竞争方略中间,毛泽东在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重视无形实力的提升,由此主张要反对管理的常规路线,坚持最小化强制性管理手段的扁平化管理模式。朝鲜战争对于毛泽东的军事战略和国际竞争思想是一个有力的检验。

    1959年赫鲁晓夫在美国的表现,激发毛泽东提出共产党管理层蜕变的社会学认识(修正主义代表高薪阶层),由此开始了中苏论战和国内反修(具体部署是四清和文革);文革期间对党史梳理中间提出“路线斗争史”的中心线索,直接把管理层对扁平化管理的排斥这样一种“右翼激进主义”作为优先对待的问题;在1970年代早期中国外部安全环境改善、内部文革濒于崩溃时期,再次把统治阶级的蜕变问题作为对外竞争的关节点问题提出来,这是他提出“三个世界理论”的历史背景。正是在三个世界理论中间,社会制度和经济发展程度都已经丧失了作为标准的意义,改而突出出来的是统治阶级的蜕变和弱势博弈者方略之间的因果关系。


    一、中国作为旧殖民主义政策最大受害者的近代史经历

    近代史上中国屡遭列强侵略,战争失败不仅带来巨大的生命财产损失,而且,列强在“战争胜利”后所勒索的战争赔款数量也十分惊人,各种估计中间“数值最高者为银19.53亿两,最低者为10余亿两,被史学界广泛采用者为近13亿两。”[1] 这个数字相当于清政府16年的财政收入总和。如果对照1860年英国纺织行业的总资本数量8200万英镑(其中机器部分约5300万英镑)、全部制造业总资本数量1.56亿英镑(约6亿两白银)的数字,[2] 就能够更为具体地理解这一榨取的力度。

    除了毫无补偿的“赔款”这样一种榨取方式之外,有补偿的“鸦片贸易”也是近代史上引人注目的“交易”现象,一位美国学者指出,输入中国的鸦片是“十九世纪全世界最贵重的单项商品贸易”:

    “在十九世纪的最初十年,中国的国际收支结算大约盈余二千六百万元。从1828到1836年,从中国流出了三千八百万元。使国际收支逆转的正是鸦片烟,结果就资助了英国加速使印度殖民地化的大部分活动。1830年,东印度公司的总稽核宣布,每年至少有四百万镑得从印度运回英国。印度的这笔盈余的大部分首先要变成鸦片在广州卖掉,然后购买茶叶运到国内,这又为英国政府增加了三百三十万镑关锐。在经过几个世纪的贸易之后,西方终于发现中国会大量购买的东西了。”[3]

    在人均收入很低的中国,大量的鸦片销售对其余工农业产品的“市场挤出效果”也很明显,这无疑压缩了其他产品的市场容量:“直到十九世纪九十年代为止,鸦片一直是中国进以商品中最为重要的项目,每年进口价值在3000万至4000万关两之间。此后,棉货类的进口值才超过了鸦片。”[4]

    如果说短期的损失和有形的生命和财富损失还能够统计的话,列强损害中国一切建设性力量的成长,防止有抱负的那部分精英掌权,有能力灭绝一切建设性的政权和组织力量的成长过程(哪怕是国民党这种建设性远远不足的政治实体也在列强的反对之列,1913年以“五国大借款”支持北洋军阀政权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这个无形的长期损失就难于估计了。在近代中国,无论建设现代国家的政治努力还是发展经济的努力,都与列强在中国追求的短期利益目标相反,这样,列强就始终是作为一种政治经济建设的破坏性力量而存在。英法对于奥斯曼帝国则是惟恐其太弱不足以抵挡俄罗斯的压力,对于中国政府却惟恐其太强以至于不愿完全服从列强的意志,因此,列强相约在中国扶持最腐朽堕落的势力:

    “英国之所以在签订《巴尔塔里曼尼条约》和《南京条约》时对奥斯曼和中国区别对待,就是出于这一同样的‘有趣的规则’。如前所述,尽管两个条约存在相似之处,但它们在巩固英国的亚洲主宰权方面发挥着完全不同的作用。前者是要强化奥斯曼帝国的中央政府,而后者是要削弱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二十年后,中华帝国的中央政府已经足够虚弱,很久以来奥斯曼帝国可以为英国做的,它也可以做了。”“简言之,19世纪60年代早期的中国与30年代后期的奥斯曼帝国一样,英国霸权之下的西方列强在选择中具有明显的偏好,它们宁愿与亚洲分崩离析的旧制度为伍。和它们打交道,也不愿与新生的民族主义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与西方的理性化相反,英国与中国的战争,以及19世纪大部分时间里与非西方世界的政府和民族的战争,其目的都不是为了尊重对方主权、建立互惠的商业交往环境,相反,它要强加给中国和非西方世界的是政治上的附庸关系,这与各国平等和国家主权的西方理念格格不入。为了达到自己的目标,与衰微的旧制度为伍显然比与民族主义和‘西化派’力量在一起更为安全。”[5]

    列强要在另外一个国家遂行扩张与榨取的目标,这远非一件自然而然的事情,只能在考虑了被侵略者的反抗能力,计算了侵略者所愿意付出的侵略成本数量之后,才能完整地理解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扩张问题。保罗·巴兰在比较了印度和日本在殖民化时期的差别待遇之后指出:因为日本地狭民贫,没有多少可供列强榨取的经济资源,也不能提供产品销售市场,所以,列强也就相应降低其愿意承担的“侵略成本”数量,这是日本轻易挣脱殖民化链条的关键;而印度则由于其富足而受到英帝国系统而长期的掠夺。[6] 如果拿中国与印度相比,可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就更为可观,中国1820年GDP数量占全球的三分之一,所以列强“经营中国”的意愿格外强烈,投入的“侵略成本”就格外高,在这里可以看到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八国联军战争以及后来的日本侵略战争的动力所在。国防经济学中间区别了普通的经济行为和冲突行为的分析工具之不同:

    “交易理论和冲突理论构成了经济学分析的两个平等的分支。第一个分主建立在合同和相互获益的基础上,第二个分支建立在争夺不对称优势的基础之上。”共同获益于争夺不对称优势显然是不同的,但两者之间还有三个共同点:“在决策者层次上最大化必须遵从资源约束;在总量层次上均衡决定是平衡和综合这些独立的私人决策;在生产的一般过程中资源投入转化为期望产品。”“冲突理论引用交战和斗争的技术,在此过程中,投入由双方的斗争性努力构成,而产生的‘产出’则是以资源和收入的最后配置形式。”[7]

    因此,侵略的成功,还要联系反侵略的无效,才能完整地理解这一特殊的“产出”。晚清政权的无能使其难于凝聚国民的意志和力量,无法筹措足够的反抗成本去对抗列强,这就更加改善了列强侵略中国的效果-费用比率,鼓励了列强付出更大的侵略努力,来改造中国政治经济体系来满足其榨取目标。可资榨取的经济剩余数量很大,同时却没有足够的反抗能力,这种近代史困境被鲁迅用一个通俗的比喻解释得淋漓尽致:“倘是狮子,自夸怎样肥大是不妨事的,但如果是一口猪或一匹羊,肥大倒不是好兆头。”[8]

    19世纪中期,欧洲国家在瓜分非洲问题上达成了稳定协议,英国在印度获得了近乎垄断的地位,但是,列强在中国只能寻求不稳定的势力范围,这种“不稳定性”占有状态助长了短期化行为--列强并不把中国作为一个长期的可持续剥削的目标,而热衷于在短期内尽可能实现最大的利益榨取,英国对中国和印度的差别待遇就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英国在印度种植鸦片但禁止在印度销售,要全部贩卖到中国来卖。英国在印度的行为,显然意味着把印度作为一项“长期资产”而加以经营利用,对中国的榨取行为,则明显不作长期打算。所以,仅仅概括列强在世界各地扩张中间的“常规模式”,尚不足以理解中国在近代史上的遭遇。

    正是列强这种短期利益最大化的动机,使得“冲突性”的分析工具更为有效,毛泽东的“帝国主义概念”,利益“不兼容程度”也是最高的,其内涵与列强对中国的“短期榨取”目标相一致,这就使得“阶级矛盾对抗性”的分析工具更为有效,这就足以支持 “零和性质”的“矛盾冲突分析”。又由于在列强侵略中国一百多年中间,中国遭遇到数量惊人的生命和财产损失,损失的数量客观上界定了人们愿意接受的为避免损失而支付的成本数量,较高的风险总是会提高支付高额“保险费”的意愿。从中国近代史遭遇的损害看,必然会在中国产生人类历史上最高的国防和安全成本支付意愿,毛泽东“独立自主的安全和发展战略”就是此种意愿的具体化。从列强与中国的交往经验中间,毛泽东还从中提炼出一个“先生打学生”的基本结论:简单跟随西方的制度是不可能在博弈中间获胜的,换言之,按照列强的制度模式去支付安全成本是不合算的,这就需要在列强已有政治经济制度模式之外去寻找博弈方法,毛泽东这种另类思考后来得到国共军事竞争经验的强化。这是毛泽东与过去和今天主流学界的思考路径之间出现了根本性的分叉。

    在自主安全成本和经济发展战略方面,由于中国国土和人口的巨大规模,在采用有效的动员模式之后,有能力支付的巨大的安全成本而无须仰赖外人的善意和恩赐。与此相反,许多第三世界国家却不够大,以中国经验外推时容易忽略这个关键的区别,相当多的小国是没有能力自外于国际市场而求得经济发展的,也不能筹集足够对抗大国干预的成本。特别是中国共产党在根据地形成的低成本政权经验,未能在第三世界国家推广(实际上在中国也未能长期坚持下来,文革后被刻意放弃),而市场化和科层化这两种“正规化的方式”在穷困经济体中间的效果是很有限的,这就妨碍不发达国家的人力物力资源的有效动员,结果出现一种结构性的缺陷为列强所趁,在战后建立起新殖民主义的经济秩序,这也导致三个世界理论中间所隐含的趋势预测过度乐观,后来也没有实现。


    二、朝鲜战争中间中美看世界图示中的范式冲突——安全成本支付意愿与威慑信用的确立

    对于外部帝国主义自愿放弃侵略政策,毛泽东基本上不持幻想,认为其肯定要依仗经济技术优势追求不正当利益的,所以,在提到“对付国内外反动派即帝国主义者及其走狗们”时,毛泽东说:“对于这些人,并不发生刺激与否的问题,刺激也是那样,不刺激也是那样,因为他们是反动派。划清反动派和革命派的界限,揭露反动派的阴谋诡计,引起革命派内部的警觉和注意,长自己的志气,灭敌人的威风,才能孤立反动派,战而胜之,或取而代之。在野兽面前,不可以表示丝毫的怯懦。我们要学景阳冈上的武松。在武松看来,景阳冈上的老虎,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或者把老虎打死,或者被老虎吃掉,二者必居其一。”[9]

    既然有了压迫和剥削,就必然地引导矛盾对抗的另一方出场,一方的侵略投入越大,对生命财产的损害越大,就必然带来反抗意愿的上升,从而,受压迫民众愿意投入反侵略战争的心理成本就越高。愿意为极端野蛮的帝国主义侵略而支付更高的反抗成本,这个认识超越了党派和政治立场的分野,秋瑾就曾经有这样的诗句“拼将十万头颅血,需把乾坤力挽回。”毛泽东对中国近代史经验的总结就更为具体,他说:“中国得到的教训是这样:有压迫,就有反抗;有剥削,就有反抗。帝国主义,不管是日本帝国主义、美帝国主义或其他帝国主义,都是可以打倒的。国内反动派,如蒋介石,不管多么强大,也都是可以打倒的。”[10] 抄袭列强的组织模式和社会制度,还不足以应付其侵略,那么就进行制度和组织上创新:“哪里有压迫,不革命就不行。社会主义革命就是这样。”[11]

    既然对帝国主义不持有任何“道义幻想”并指望其自动改过,显然,制止侵略的关键就完全依托于反侵略力量的集结和使用,这只有等到反侵略力量足够强大,最终使得帝国主义政策得不偿失的时候,侵略政策才会终止。这就提出了反侵略战争的成功条件,他1965年对斯诺说:“中国这个地方,美国军队来可以,不来也可以。来了没有什么很大的搞头,我们不会让美国军队得到好处。因为这点,也许他们就不来了。”[12] 为了让美军来了没有很大的搞头,战争准备的设想还必须贯彻到经济建设的方针中间去,在1965年的一次谈话中间,他说:“世界的事情总是那样,你准备不好,敌人就来了;准备好了,敌人反而不敢来。”他立足于打,是为了争取不打。[13]这种思路其实就是国际关系的“威慑”思路,按照学者们的总结,假定现代政府的政策制定者在选择战争之前,先要进行成本--收益分析,而威慑就是让对手相信,他为采取某种行动而付出的代价或者所冒的风险大于收益。基辛格认为,威慑需要实力、使用实力的意志,以及潜在进攻者对这两个方面的评估等三方面的结合,而且,威慑是所有这些因素的乘积,而不是它们的和。如果任何一个因素是零,威慑就会失效。[14]

    中国安全态势的短期目标是要求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而长期目标的达成则需要整个世界力量对比的根本转换和平衡--特别是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的力量平衡。对于一个长期受到侵略战争威胁的国度而言,达成短期安全目标的关键在于建立起自身的“威慑信用”--这对于侵略者而言,则意味着要让其在战争和冲突现实中间领略到:侵略中国的成本远高于可预期的收益。用规范的国防经济学语言表述就是:“为了震慑对手,报复的有效性和将要诉诸武力的可信度这二者都是必需的。”[15]

    诺贝尔经济学奖金获得者谢林把博弈论应用于分析战略威慑,非常重视威慑的信用,得出的结论是:“威慑涉及武力的潜在使用,而非实际使用;威慑是为了警告并说服潜在敌人,只有避免某些举动才能维护其自身利益。”“一个成功的威胁就是不需要付诸实施的威胁;……大多数威胁的最大成本是不得不实施威胁。”[16] 在中国正式派遣志愿军入朝之前,周总理曾经通过公开和秘密渠道两次警告美国不要过三八线,但未能生效。第一次是毛泽东决定,周恩来于九月三十日向全世界宣告:“中国人民决不能容忍外国的侵略,也不能听任帝国主义者对自己的邻人肆行侵略而置之不理。”[17]第二次则是十月三日凌晨周恩来透过印度驻华大使潘尼迦,对美国当局提出强烈警告:“美国军队正企图越过三八线,扩大战争。美国军队果真如此做的话,我们不能坐视不顾,我们要管。”[18] 这两次威慑都未能起到应有的作用,剩下来的唯一选择就是把“威胁”付诸实施,这个成本当然就很高了。

    改善国家的安全态势,是中国所追求的短期目标;而一个更为公正和平等的世界格局(“环球同此凉热”),则是长期目标。这两个目标的实现,都需要资源的投入,作为毛泽东“斗争哲学”思想的一个部分,他是从不回避安全成本--也就是说从不幻想“搭便车”以把安全成本转嫁给别国。这个思路如果结合近代史经验来理解,就很容易看到侵略造成的巨大损害极大地提高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愿,同时,共产党的组织经验又使得易于确立追求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的战争胜利,有了支付安全成本的意愿,有了劣势博弈者的制胜方略,才有那种有形实力劣势条件下还要选择不利时机的出击战略。

    在某种意义上,国家的战略意图和竞争意志是不可能欺骗对手的,一个国家愿意付出的安全成本数字,就是基辛格所说的“使用实力的意志”,这可以视为竞争意志强弱的合理标示,绝对不能是零。这似乎不是毛泽东一个人的看法,而各民主党派于一九五〇年十一月四日联合发表的联合宣言中间,也预设了这个判断--只有在支付了足够的安全成本之后才会有制止侵略的可能:“世界上爱好和平的人民如果想要得到和平,就必须用积极行动来抵抗暴行,制止侵略。只有抵抗,才有可能使帝国主义者获得教训,才有可能按照人民的意志公正地解决朝鲜及其他地区的独立和解放的问题。”[19]

    在三年抗美援朝战争中间,付出了伤亡36万余人、开支战费62亿元、消耗物资560万吨的代价。而美国则在侵朝战争中付出了近40万人员伤亡(连同其他国家和南朝鲜军队共伤亡109万人)、830余亿美元战费开支和7300万吨物资消耗的巨大代价,最终却不得不罢手求和,与朝中方面签订停战协定。这无疑是出乎美国的意料的。对于美国在朝鲜战争中的失败,美国前总统胡佛曾沮丧他说:“联合国在朝鲜被共产党中国打败了。现在世界上没有任何军队足以击退中国人。”[20] 任何一个国家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只有在接受了最强大的帝国主义国家军事力量的检验之后才能够为人们所认识和接受。

    在与美国交手以及后来的谈判过程中间,毛泽东总结出这样的经验:“美帝国主义者很傲慢,凡是可以不讲理的地方就一定不讲理,要是讲一点理的话,那是被逼得不得已了。”[21] 民间谚语说“没有耕耘就没有收获”,在毛泽东看来,如果没有抵抗成本的支出,没有对于侵略者的有效打击,就不可能终止侵略者的侵略意愿。支付完抗美援朝战争的抵抗成本之后,效果是非常明显的,彭德怀在总结朝鲜战争对世界格局的影响时,正是这么说的:“西方侵略者几百年来只要在东方一个海岸上架起几尊大炮就可霸占一个国家的时代是一去不复返了,今天的任何帝国主义的侵略都是可以依靠人民的力量击败的。”[22] 这是一种成功地建立起“威慑信用”之后志得意满的说辞。

    毛泽东在与同乡周世钊的谈话中间,曾经用很通俗的民间谚语表述了谢林用博弈论叙述的那个思想--“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还有一句民间谚语“不怕贼偷就怕贼惦记着”,用以转喻国家竞争关系也很贴切,如果能够解决那个最大的“贼”、打回最有力的一拳,显然威慑信用的效果就就越好。由于美国军事力量为世界最强,中国打败美军所建立起来的威慑信用,就对全球任何国家都适用,就中国要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的目标而言,选定美国作对手其效果最为理想。

    以毛泽东建立威慑信用的“大算盘”而言,与战术上的合理介入有着完全不同的估价,美国军官查尔斯·威洛比则说:“大部分中共军队都没有与一个主要的军事强国进行实际战斗的有效经验。此外,他们的训练也象原来的北朝鲜军队一样,由于缺乏统一的装备和弹药供应保障而大受阻碍。”而且在朝鲜“进行干预的黄金时机看来早已过去,如果计划采取这一行动,很难设想,会把它推迟至北朝鲜军队的残部气数已尽的时候。”[23] 从战术角度看,这个美国军官的分析不无道理。但是如果从“以战止战”的战略方向看,就未必如此,中国志愿军从鸭绿江边上开始出击,并把拥有优势装备的美军赶回三八线,这样一场较量所建立的“威慑信用”要比在最合适的介入时机下的战争,有效程度要高许多。而且,在停战谈判中间,毛泽东从不企图“见好就收”,而是要等待美军的全部海空优势都有机会发挥,肯于坐下来谈和平的那个最后时刻。不贪小便宜,是因为对战争目标的追求不一样,毛泽东想要通过一场艰苦的战争来证明:“我们的敌人眼光短浅,他们看不到我们这种国内国际伟大团结的力量,他们看不到由外国帝国主义欺负中国人民的时代,已由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而永远宣告结束了。”[24]

    对抗美援朝战争,毛泽东后来做了一个潜在收益评估:“推迟了帝国主义新的侵华战争,推迟了第三次世界大战。”“帝国主义侵略者应当懂得:现在中国人民已经组织起来了,是惹不得的。如果惹翻了,是不好办的。”“中国人民有这么一条:和平是赞成的,战争也不怕,两样都可以干。……如果美帝国主义要再打,我们就跟它再打下去。”只有从威慑信用的长期效果看,才能说“抗美援朝战争用的钱也不十分多。打了这几年,用了还不到一年的工商业税。”[25] 威慑信用的有效性与自信心提升是一致的,后来针对美国扩大侵越战争的事实,外交部长陈毅竟然发表谈话说:“我们等候美帝国主义打进来,已经等了十六年。我的头发都等白了。”[26]

    美国长期宣称战略重点放置在欧洲,但是却把大量的军事力量投放在中国周边国家打了两场局部战争,这个事实本身是有理论意义的:美国决策者能够看到有形实力但是盲视无形实力。在毛泽东看来,通过无形实力的巨大提升有可能抵消有形实力不足的劣势,认定“敌人大炮比我们多,但士气低,是铁多气少。”而在美国那种更为正规的看世界图示中间,以“铁”为主要原料的军事装备和技术--有形实力--则是决定一切的,所以,美国在柏林郊外遇到苏联的坦克集群时,能够恰当地约束自己避免热战爆发--这是美国人看得见摸得着的有形实力,也是美国人按照自己的经验不会出现重大误判的场合,所以,双方的威慑信用都能够为对方所理解和接受,从而避免了最终把威慑付诸实施的高成本。

    在亚洲特别是在中国周边,美国看不到依据有形实力标准的可接受的有效威慑,新中国成立之后美国国内爆发麦卡锡运动--要在美国内部找出“丢失中国”的内奸(东欧也“丢失”了但并没有激起相应的麦卡锡运动),这在很大程度上体现了作为一种有根有据的利益损益计算依据--美国有那么多先进武器足以改变中国内战的力量对比却没有输送给蒋介石,麦卡锡虽然一个孤立的个人,但是他代表了在美国决策层中间一个通行的力量对比判断标准;这个判断标准在苏联的有形实力面前就没有出过错,对于东欧的“沦陷”美国只有绝望,不得不接受了东欧国家脱出可榨取“国家利益”的范围。麦卡锡运动之间对“丢失中国”所损失的“国家利益”,则持一种不甘心的态度,这种不甘心态度是以有形实力上的绝对差距为依据的。美国在面对亚洲的前工业化国家则拥有庞大的自信心,再加上可能的潜在利益损益的估算,所以轻于作出在朝鲜和越南扩大军事力量投放的决策,结果两次遭遇失败,一些研究文献把美军在朝鲜的失败归结为某个或者某几个美国政治人物的疏忽(比如那个著名的说法:在错误的时间地点与错误对手进行了一场错误的战争),这是片面的结论,在美国政治决策人物头脑里强行输入毛泽东的“无形实力”标准之前,美国必然会依据有形实力现实而反复选择战争决策的,美国后来再次高调投入越南战争就验证了这一点。反过来,正是依据无形实力标准,在美国大量派兵进入越南之前,毛泽东已经于1965年年初就提前预言了美军必然失败。

    中国的威慑信用的建设成绩,最终需要美国决策层认识到这一点:在有形实力标准之外还有无形实力标准起作用。中国的威慑信用最终是要在美国决策层那里兑现的,借用基辛格的说法就是要美国决策层认为“中国人的无形实力标准具有可信性”,这对于低成本维护世界和平而言是一个至关重要的事项。有且只有,美国这个极其傲慢的黑帮老大领会了无形实力的作用之后,低成本建设起来的威慑信用才会有效。中国与朝鲜、越南人民在两场局部战争中间所付出的牺牲,确实开创了国际关系和世界和平方面的新局面--强迫美国统治阶级接受他们曾经无论如何都不会承认的无形实力标准。从全球竞争中间的军事力量对比看,威慑信用的有效性,还意味着以美国为首的列强政府决策人部分地把握到无形实力的作用,这才会在他们的认知和评估中间部分破除对有形实力迷信。

    在毛泽东看来,依据过去一百多年被侵略的历史,中国人民所付出的代价过于巨大,为此,解决国家安全愿意支付的成本上限很高。再加上共产党革命年代积累起来的提升“无形实力”的竞争方略,在国际竞争中间一样有效,这就使得中国无需仰赖外国的“善意”而确立起独立自主的安全战略,无论这个外国是苏联还是美国都是一样。1959年毛泽东为此拒绝赫鲁晓夫的联合舰队和长波电台合作建议,1973年为此批评周总理未能识破基辛格的安全合作“善意”。这就与那些一心想要对外转嫁国家安全成本的精明人形成鲜明的相比,独立自主安全战略意味着傻帽--在能够占便宜的时候也拒绝占便宜。实际上,无论是苏联的“便宜”还是美国的“便宜”都不是那么好“占”的,斯大林在二战之前就曾经牺牲邻国建设自己的“东方战线”,而赫鲁晓夫就走得更远了,根据刘晓回忆1955年赫鲁晓夫就曾经游说阿登纳对付中国:

    在阿登纳1955年访苏时,赫鲁晓夫在花园与阿登纳散步时,突然地向阿登纳谈到“赤色中国”,把中国说成是对苏的最大的问题。赫说,我们能够解决这个问题,但是这是很困难的,因此我请求你帮助我,你帮助我对付“赤色中国”吧。赫还犹豫地补充说,还要对付美国人。这个要求帮助的请求,在阿登纳逗留莫斯科期问,赫鲁晓夫曾向阿登纳提过3次之多。从这一插曲,说明赫鲁晓夫执政后不久,就开始想改变苏对全球的战略方针。[27]

    既然没有了转嫁安全成本的短期的聪明策略,那么,实质上的利害关系一致或者不一致就成为最主要的判断标准了。在毛泽东想象的世界格局中间,美帝被假定为一个以炮舰政策为依托的剥削者,很注重其与旧殖民主义相同的一面,而相对忽视其依托市场优势进行和平剥削的一面,未能较好地注意到美帝和英法的区别。这种认识与美帝二战后继续在中国周边执行战争政策、同时在拉美实施则实施和平剥削的手段有关,美国向中国展示的更像是一个死不改悔 的炮舰政策热爱者。过度关注美国与旧殖民主义相似的方面,显然也是与共产党人丰富的战争经验和娴熟的军事竞争眼光有关。美国教授施拉姆多少看到了这一点:“中国领导人通过他们自身经验的三棱镜来看待整个世界的倾向,已经走向极端。我们已经经历了一个欧洲人各自以其自己的方式,用在不同的文化和历史环境中形成的概念来理解和误解亚洲的世纪。”[28]

    库恩的“范式革命”概念已经被用得很滥了,在国际关系领域各种不同的看法和认识中间,对于估量形势和力量的方式完全“不可通约”的情况确实是非常普遍的。毛泽东按照自己的经验来看待冲突的利益和力量对比转变,在内外竞争中间作为弱势博弈者的一方,他很重视有形实力之外的无形实力方面,并把这个方面上升到压倒一切的地位上;反过来,美国人则格外强调有形实力的对比关系,在朝鲜停战谈判中间甚至提出“海空优势补偿”要求。其实,这种按照自己的经验和认识框架来估量形势,并以自己的看法否定别人的看法,这中间的区别由来已久,常常是矛盾和冲突升级的重大原因。谢伟思记录了中国内战时期,那些美国科班出身的高级将官在评定军事竞争力量时的心态和逻辑:

    回想起来,看来很明显,魏德迈等人都受到正规的美国军事思想的制约。他们不可能正确评价象中国共产党军队那样高度不正规的人民游击部队的力量。谢伟思的报告坚定地强调中共的政治力量,强调共产党人的社会、经济政策所具有的那种政治力量的基础,强调政治力量与军事力量之间的密切关系。魏德迈并不信服。对他来说,美国那时正在越过喜马拉雅山脉驼峰向国民党军队倾注的成千上万吨的供给,无疑才是军事力量的更重要的决定因素。因而他无视谢伟思和其他人的报告:“我觉得更有资格对军事战术和技术的运用作出判断。因此,当我的政治顾问提出一种军事性质的建议时,我特别不受他们的影响。”[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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