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回顾

四、国家战略目标中的“敌我友”标准——第三世界国家的重要性

    非常讽刺的是，毛泽东时代是坚持社会主义条件下的高度合作理念下，而以绝对竞争的逻辑去理解国际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的，得出的结论和方略都是要以弱势竞争者的地位，通过争取他们者力量最大化的方式去实现最好的目标——环球同此凉热。在内部以阶级斗争相号召去追求高度合作。

    正是从竞争的逻辑出发，不仅需要最大化内部的整合，而且还需要改变外部的力量对比。在全球竞争格局中间，第一世界主要是“美帝”被类比为革命的敌人，被想象为一个不妥协的全球剥削者和压迫者角色，随时会以战争模式去捍卫不正当利益。由于美帝要不妥协地维护剥削和压迫机会，这就设定了遍布全球的多数受害者，而广大的亚非拉国家缺乏在美帝主导的不平等世界秩序中间牟利的能力，因此只能是绝对受害者，因此，就被合理地推定为“反帝同盟军”。为了同盟军的强大，某种程度的支持就是必要的，这被视为安全成本支付的一个有机组成部分。

    中国安全的短期目标和长期目标，都涉及到如何在经济和技术劣势条件下，采取合理的竞争方略去与强势对手的竞争问题。与毛泽东的不同政见，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宣称在威慑信用建立起来之前，就可以实现安全态势的改善，据此立论，则抗美援朝战争和援越战争的成本支付是没有价值的；二是中国这样一个国家是否存在着在安全成本上“搭便车”的实际可能，这体现在1980年代重提“韬光养晦”并逆转毛泽东对“三和一少”、“三降一灭”的批评。在毛泽东看来所谓“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和和气气”就是放弃“斗争求团结”，修正主义的存在，本身会导致在全球竞争中间丧失“舆论进攻”的态势，作为军事力量弱势的一方，不可能采取实际的进攻方式，放弃文斗本身就意味着放弃几乎全部的斗争。这两个不同政见引发第三个牵连性的判断：如何看待帝国主义侵略政策？中苏论战中间，也反复出现“三和两全”（当时批判苏修“和平共处、和平过渡、和平竞赛；全民国家全民党”的论断）这样的主题。过去的争论明显都集中于“定性”争论上，没有进入“定量”分析范围——例如改善中国安全态势需要支付多少数量的成本才是合理的，或者说改善安全态势可以指望把成本支付降低到什么样的程度才算合理。

    寻找海外同盟军，并以经济和军事援助提升其抵抗帝国主义政策的力量，在毛泽东看来本身就是反帝成本的一部分。因为第三世界国家是帝国主义侵略政策的受害者，这就有资格成为削减帝国主义力量的源泉，每一个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治独立和经济独立，都被视为帝国主义的失败。一位瑞士学者看到，中国把殖民地胜利地脱离帝国主义控制，被视为一种有利于世界力量对比改变的事项：“他们倾向于把美国的命运主要地与殖民体系瓦解的过程联系起来。他们倾向于把反对美国体系的斗争主要归结于反殖民主义的斗争。”“自从革命后，中国人一直在抬高第三世界的重要性：把它从五十年代初国际阶梯上的最低一级抬高到与国际体系中的其他主要力量相并列，七十年代又把它提高到一种占压倒优势的力量所拥有的多方面的作用。”[63] 其实，美国总统肯尼迪和尼克松都有相同的看法，毛泽东曾经对斯诺说过：“（美国）前任总统多次说，美国、加拿大、西欧问题比较少，问题严重的是地球的南半部。肯尼迪多次讲话都讲这个问题。他提出特种战争、局部战争，就是对付这个的。”“现在发达国家为一方，不发达国家为一方。所谓发达国家就不那么一致，而且从来没有一致过。”[64]

    因为把对第三世界国际的经济和军事援助视为一种安全成本支出，毛泽东格外关心新独立国家脱离美帝的控制，实现经济和政治的独立，同时发展壮大自身的经济和技术力量，这些国家的独立和壮大，被视为美帝力量的削弱和中国安全态势的改善。1964年7月16日他对巴基斯坦商业部长瓦希杜查曼时说：“没有钢铁、机器和化学工业，经济就不能独立。”“我们借的钱不要紧，金额很小，无息贷款，50年到100年还都可以，不还也可以。主要是要你们富起来。你们富起来我们就好了。你们能抵制美国、英国和印度，我们就好了。”[65] 毛时代接受中国经济援助的第三世界国家遍及亚非拉三大洲，这些对外援助总额中间，还包括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这两场局部战争中间中国所支付的大部分安全成本：

    “自一九五○年至一九八五年，中国先后向87个国家提供了经济技术援助，其中亚洲20个国家、非洲46个国家、拉丁美洲和南太平洋地区16个国家、欧洲5个国家。对外经济技术援助实际支出累计达人民币411.81亿元，占同期国家财政支出的1.73%。在上述援助支出总额中，成套项目和技术援助为158.72亿元，占38.54%；物资援助为225.74亿元，占54.82%；现汇援助为27.35亿元，占6.64%。”“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对外援助支出占同期国家财政总支出的比例达5.88%，其中一九七三年高达6.92%。”“从一九六五年至一九七○年的六年间，中国对越南的各项援助占同期对外援助总支出的57.6%，其中绝大部分是无偿的。”“一九七一年至一九七五年，中国对越南、柬埔寨、老挝三国的经济技术援助支出占同期经援总支出的43.4%。在对上述三国的援助中，对越南的援助占93.1%。”[66]

    很多研究者都发现了毛泽东看世界的图示与战争年代的经验相关，但是都产生同一个疑惑——看不到短期目标的积极投入到底是为了什么呢？跟第三世界走得很近，又付出大笔援助，却得不到与发达国家交往的那些好处（资金和技术），牛军就自作主张地给毛泽东加上一个想象的目标——“争夺世界性进军的领导权”：“三个世界的划分浸透了毛泽东长期进行国内政治斗争的经验，是毛泽东统一战线理论模式在国际问题上的再现。它可以简单地概括为依靠属于革命力量的第三世界，联合具有两重性的第二世界（中间力量），反对苏美。在苏美之间又要利用矛盾，孤立和打击最主要的敌人苏联。对美国则是又团结又斗争。到此为止，唯一没有论述的就是谁来领导这场世界性进军。”[67] 在邓小平亲口承认当年论战“双方都讲了许多空话”之后，一些学界人士就迅速跟进，也表示坚决不相信中苏论战中间包含真正的“主义之争”，为了填补逻辑空白，就安排一个毛泽东要与赫鲁晓夫争夺社会主义阵营领导权的个人目标。在理解中国以竞争态势进入全球格局时，看不到短期目标的原因何在？长期目标与短期目标何以结合，这个问题没有解决，显然，在逻辑就很容易衍伸出来各种填空式的想象。

    对照一下尼克松的看法，有助于判断中苏论战中的是非，在尼克松看来：“我们必须关心第三世界发生的事情，因为它涉及我们巨大的战略利益和经济利益。世界上有2/3的人生活在亚洲、非洲、中东及拉丁美洲的发展中国家。那些国家有着西方工业国不可缺少的资源。”“苏联人不必打仗即可以获得胜利。无论他们是否参加战斗，只要我们失利了，他们便获胜了。伊朗的霍梅尼革命与苏联的共产主义并无关系，但这并不意味着苏联没有从中获利。……由于一个强大的、可靠的、亲西方的政府被一个不可预测的、极端的、反西方的政府所取代，均势便向着不利于我们而有利于苏联的方向发生变化。伊朗国王的垮台就像南越的失败一样，在一定程度上是由于他长期的盟友美国在他最需要的时候背弃了他。”[68]

    尼克松相当直白地说出了“冷战”的奥秘：要维护美国对第三世界国家资源的顺利攫取，就需要保证其政权“亲美”（按照毛泽东的说法就是符合“走狗”标准），而每一个亲美政权的垮台都被需要被“解释”为苏联获益并纳入冷战对抗的逻辑，最终目的当然是要在反苏冷战的说辞下，为美国介入第三世界国家内部政权更迭过程寻找一个长期有效的借口，这在很大程度上属于一种遂行内部民众动员的舆论策略（按照毛泽东1946年与斯特朗谈话中的说法是“反苏战争宣传”目的是“进攻美国人民”）。这就说明，无论赫鲁晓夫是否怀有“和平共处”的愿望，美国关注第三世界政权的“亲美”的目标都不会改变，这在两个方面验证了毛泽东判断的准确性：一是第三世界地域是争夺的要点故不能听任美国便宜行事，二是革命成功后的反美政权之巩固有利于削弱帝国主义的力量。同时，不管毛泽东支持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和军事成就如何，在逻辑上这些国家的经济独立和资源为本国工业所用，就已经挫败了尼克松所表述的、以美国为代表的“工业国”的关键国家利益。

    尼克松的说法还验证了毛泽东的另一个判断：帝国主义的侵略政策相对于“社会主义国家支持第三世界人民革命”是一个“独立事件”——相互之间没有因果联系，以“景阳冈上的老虎”来形容它堪称贴切：“刺激它也是那样，不刺激它也是那样，总之是要吃人的。”这也验证了“三和一少”属于明显的误判：在全球格局中间拥有优势力量的帝国主义国家（强势博弈者）而言，其策略选择多无需考虑弱势竞争的对策，有且仅有弱势博弈者通过反抗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大于侵略收益之后，才会迫使其放弃侵略政策，从而对强势博弈者的策略产生有效的威慑信用；反过来，作为全球竞争格局中间的弱势参与者，则必须针对性地对强势博弈者的策略保持有效的对策，这按照中国的经验：短期目标是要支付足够的安全成本以维持“威慑信用”，长期目标是要改变全球力量对比——这其中关键又在于第三世界获得政治经济独立（免于帝国主义的控制）、力量壮大和相互团结。

    1965年曾经发表重头文章《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署名“林彪”，实际上是由邓小平名义上领导的“反修文章写作组”写成），其中鲜明地提出一个公式：“以斗争求团结则团结存，以退让求团结则团结亡”。[69] 这是按照国内的斗争经验，含蓄地反驳了那些希望不支付“斗争成本”就指望“斗争成绩”的幻想。但在这个至关重要的问题上，中国并没有形成起码的共识，反对意见通常建立一个关于美国战略意图的“善意假设”，来否定支付安全成本的合理性。1980年代，在支付安全成本意愿的极度下降之后，主流舆论就迅速兴起对毛时代“外援”太多的批评，并衍伸出抗美援朝和抗美援越战争“中国吃大亏”的“再认识”。这种认识根深蒂固，几乎无处不在，省部级写作组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写的《毛泽东传》（1949-1976）和党史研究室编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甚至根本不提“抗美援越战争”这样的重大事件，而是把同时期的全部篇幅用于控诉“十年动乱”——抒发精英阶层政治经济地位遭剥夺的“怨念”，这在某种程度上反应了一种看问题的优先次序：与精英阶层的优势地位稳定性相比，国家安全是相对次要的目标。

    1960年5月毛泽东与蒙哥马利的谈话中间，双方表达了截然有别的“历史教训”，蒙哥马利看重的“历史的教训是，当一个国家非常强大的时候，就倾向于侵略。”这实际上是欧洲列强争霸竞争的经验——体现的是利益博弈的零和性质；毛泽东则反过来说“要向外侵略，就会被打回来。”“如果去，就要被赶走，这是历史教训。”[70] 虽然同样说“总结教训”，但内在逻辑则迥然不同，毛泽东实际上说的是：组织得很好的被侵略者能够把侵略成本提高到其无法承受的高度，这既是中国革命和朝鲜战争的经验，同时也是中国作为工业化后发国家想象世界格局的一个方式。正是在国际关系领域，在寻求矛盾主要方面（强国）和弱国（矛盾次要方面）“和平共处”的要点是：支付足够的反侵略成本并建立起有效的威慑信用。

    1972年年底毛泽东提出“深挖洞、广积粮、不称霸。”[71] 这个简单的说法中间，仍然隐含着防御态势的成本承受能力，以及在“称霸”那种进攻态势的成本收益核算——考虑到中国称霸所面临的是第一世界国家的经济、技术和军事力量，显然，中国称霸的成本远远高于可以预期的收益。

    由于中国当然地被想象为平等世界格局的最大受益者，为此目标，愿意支付的成本数量也是很大的。而近代史中间中国作为“炮舰政策”的最大受损者，在反面支持了一种支付较高安全成本的意愿。这样，中国作为第三世界国家不仅未曾乞求发达国家的发展援助，还作为援助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援输出者，这个不小的援助支出，本身是作为改善安全态势（短期目标）和建设扁平化世界格局（长期目标）所应支付的建设成本。

    毛泽东从不幻想与列强合作以主导世界，以短期策略谋取“国家利益”。从中美建交的进程看，美国政府处理外交和国际问题时，较少考虑系统的战略，多以策略和短期目标和方便行事。这符合强国的外交模式，能够以自身的超强地位遂行短期利益目标，并以此积累为长远利益，短期利益和长远利益之间的加总关系，在于强国的国际权力（行为能力）很强，不会受到战略性的损害——没有人能够漠视其意志和立场损害其长远利益；但是中国作为弱国，不能够遂行短期利益。这意味着全球格局中间，只有强势博弈者能够遂行短期利益目标，而弱势博弈者则应首选长期目标，文攻作为弱势博弈者的手段只能服从长期目标需要，而不能屈从于短期需要而放弃，这就是所谓的“原则问题不能放弃”。从竞争手段选择看，强势博弈者可以选择战略出击，而弱势博弈者则必须选择国土防御——这与反围剿战争时期的“十六字诀”有逻辑上的一致性。因此他强调永远不称霸，不做超级大国。这种认识的背后，有一个对全球格局的上限想象：中国所能得到的最大利益和最有利态势不是合作主导世界而是世界扁平化。一个剥削和压迫最小化的世界，将是中国所能期望的最优世界格局。在否定了中国成为第一世界的幻想目标之后，就在反面稳固了反帝“立场”。在加入了对全球格局和最高目标的想象之后，“三个世界理论”中间隐含的世界格局设计就更加完整了。

    中国安全态势的改善，只有在支付了足够的成本之后，建立起可靠的威慑信用之后，才能实现，支付安全成本实质上就是一种“使用实力的意志”。这是毛泽东的看法，在毛时代也是主流看法，当时不同政见也有，多数未能充分表述，就已经被扼杀于萌芽状态了，据说王稼祥的“三和一少”“三降一灭”思想还未对外传播，就被某副部长报告毛泽东，在北戴河会议上受到毛的批评，王很快就做了检讨并放弃了自己的看法。[72]

    作为弱势博弈者，在军事上只能选择一种有效的防御态势，但是却不能停止“舆论上的攻势”——这恰好构成“文攻武卫”的斗争方式搭配，毛泽东反对“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要‘和’”的主张，长期坚持那种“最刺激”的“文攻”策略，动辄在天安门广场召集数十万人乃至百万人群众大会，声讨帝国主义侵略，这显然是不肯放弃廉价“文攻”手段——“可是中国支持革命，不支持不行。哪里发生革命，我们就发表声明支持，并开些大会声援。帝国主义讨厌的就是这个。我们喜欢说空话，放空炮，但不出兵。”[73]

    1971年中国还恢复联合国常任理事国席位，这意味着中国安全态势改善的短期目标业已全部完成。在第二步设想中间，毛泽东更加突出长期目标，甚至把反修列在先于反帝的优先次序上，这关系到弱势博弈者如何有效地与强势博弈者的竞争方略，同时也潜在地隐含了在长期竞争中间如何有效地改变世界力量对比的认识。全球格局扁平化的长期目标之所以能够期待，并非仅仅依托中国自身竞争性国力超越美帝，而是因为第三世界受剥削受压迫的境况不可能由帝国主义发善心而改变，由此而孕育的不满和反抗能量是结构性的，这是可以稳定依靠而且处在不断增长中间的力量；而帝国主义的同盟内部，则远没有那么可靠，处于游移状态的欧洲国家和日本等国，则被视为美帝不忠实的追随者，这损害了第一世界国家之间的团结和力量。特别是戴高乐对于北约的决绝态度，更是一个很好的证据。

    据参加过十二大政治报告起草工作的李慎之回忆，十二大是共产党第一次放弃国际国内消失任务分析的写法，改而“按照邓小平的精神，胡耀邦作的报告不再分析国际形势而只讲‘独立自主的外交政策。”当然，表面文章写法的变化反应实质性判断的变化：“中国的邓小平因此改变了毛泽东关于我们的时代是‘战争与革命的时代’的马列主义论断，预言我们的时代至少到下一个世纪上半期将是一个‘和平与发展的时代’。”[74] 随后就出现了韬光养晦和不当头的策略。看起来，这确实反应了革命时代的结束后，看世界方法论的根本性转换，也体现革命党转化为执政党时期的世界观转变——按照库恩的说法这是一场标准的“范式革命”。不过“减少安全成本支出”的“小算盘”，很容易被那些搞了上百年均势战略的老手看穿：一个连起码的安全成本都不想支付的国度，怎么可能还有维持“国家利益”的意志呢？1980年代就反复出现美国“对台军售”突破公报精神的问题，到了世纪之交“台湾问题”对中国造成的利益损害，按照阎学通的评估早已经超过一场局部战争。换言之，李慎之等人的“小聪明”表现为节约安全成本，邓小平的韬光养晦意味着不恰当地把有形实力劣势的中国臆想为具有主导权的强国，依据这些聪明和想象所作出的政策宣示，迅速被美国解读为“使用实力的意志”为零，结果是中国的威慑信用急剧下降。抗美援朝投入大量的人力物力所建设起来的无形资产，急剧贬值，此后，中国两国之间的外交摩擦大幅度增加。

    与毛时代在内部对精英阶层实行相对剥夺（这是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内涵所在）以支持阶级团结、对外部以矛盾和竞争方法分析世界格局不同，今天中国的主流学者则反过来，在内部以不妥协的竞争机制来构建社会，撤销一切社会保障机制把绝大多数人口投入恶性竞争的汪洋大海；但对外的国家关系中间则鼓吹双赢与伙伴关系，以合作而非竞争的逻辑去想象和理解不平等的世界格局。这是内部需要压倒外部现实的另一个例证，当然毛时代经常宣传“帝国主义忘我之心不死”，也有可以与美国以反苏宣传进攻美国人民的类似效果，不过毛时代是以此要挟精英阶层以阶级团结为重不得追求特权和超额利益，渲染美帝威胁也有进攻“精英阶层”的考量在内。最近，央视邀请恩道尔参与制作的《对话》节目中间，参加节目的国内主流学者多以不同意“阴谋论”为由，反对确立国际关系的竞争性解释，这恰与毛时代反对散布对帝国主义的和平幻想形成鲜明对照。此外，中国的主流经济学家，也近乎一致地反对克鲁格曼“扩大内需”的建议。

    把反帝政策坚持到底，是出于一种冷静的认识——中国不可能成为不平等世界格局的受益者，而只能是受损者，所以，中国最大的长远利益是反对不平等格局而建设平等格局。又由于这种努力不存在近期实现的可能，因此，短期利益就不出现在国家外交决策的视野之内，或者说短期利益目标即是出现也不占主导地位，对外关系处理要服从于长期目标需要。而对于世界长期格局的演变方向，毛泽东认定剥削和压迫所引致的反抗能量，始终是破坏旧格局建设新格局的动力，支持别人其实就是支持自己向长远目标靠近。在1960年代早几年，毛泽东曾经亲自出马接见上百个亚非拉代表团，不厌其烦地一百次讲述中国革命的成功经验，最终只在于阐明：拥有经济技术优势的帝国主义及其走狗是不可怕，是可以战而胜之的。这明显是把国内革命战争期间的阶级关系和竞争方略，照搬到全球格局的分析中间来，把“太平世界”的稳定与国内政权稳定的条件一体看待：只有最小化政治反抗能量之后才能实现稳定。

    有人认为：“三个世界划分理论的提出，一方面表明，中国的国际战略和外交方针开始摆脱极左思潮的束缚，努力超越意识形态的局限，重新回到以国家安全和国家利益为最高原则的务实轨道。”[75] 这明显是把毛泽东晚年思想发展，及其内在的分析方法强行纳入1980年代才产生的“正确标准”，与毛泽东超越社会制度分野，把统治阶级面对列强的态度问题——投降还是组织人民反抗——作为分析基础的认识，恰好三个世界的理论和方法论基础并非走出“极左”，而是极左的全面深化，成为更为基础性的分析问题出发点。中国在1970年代早期恢复对美交往，这按照毛泽东的说法是与右派打交道，并不反应更不否定毛泽东分析观察世界格局的“极左”方法论。

    此种认识是把1970年代中美建交作为压倒一切的重要事项看待，其他一切思想和政治调整都未加仔细辨别地与此建立起因果关系来解释。这种精明人逻辑流行于海内外，一位旅美学者想当然地说：“1969年的珍宝岛之战引发前苏联严重军事威胁，中苏濒临战争边缘，毛泽东终于发现中国过于孤立不是一件好事了。当他下决心与美国缓和关系，通过拉住美国来牵制前苏联，成功地遏制了前苏联对中国先发制人地搞突然袭击的危险性后，……”[76] 在基辛格正式否定“打中国牌”的说法之后，现在有人跑出来设想一种毛泽东“打美国牌”的说法，这与上述否定“极左”的解释雷同，把中美关系改善上升为70年代解释一切的事项之后，去想象背后的短期利益目标。

    与基辛格肯定中美之间存在“实质结盟”[77] 的理解不同，毛泽东反对在安全问题上依靠美国，哪怕仅仅是想象中的“依靠”都认定是丧失立场，正是在这个关节点问题上，1973年11月13-14日与基辛格的谈话中间，周总理也受到毛的严厉批评“大事不报告，小事天天送”。而据美方披露的谈话记录，这次基辛格许诺要给中国导弹预警信息，并要求中国建立起必要的指挥通信系统预备情况紧急时转移轰炸机和导弹。[78] 根据中方相关人士提供的信息，周总理当时没有表态，参加会谈的叶剑英表示了口头感谢，叶剑英的反应被认为是丧失立场。[79] 毛泽东的这个态度其实相当一贯，他认为中国必须支付自身的安全成本，而且抗美战争所建立起来的威慑信用是普遍有效的，中国无需在安全问题上乞求别人，所以在相关问题上原本没有必要进行缺乏证据支持的各种演绎。各种各样的演绎结论经久不衰，反应的是一种美式“国家利益”思维——任何外交政策举措背后必定与一种看得见摸得着的短期利益相关。除了美国是强势博弈者具备追求短期利益目标条件之外，这种思维的可检验性质，还与美国的选票政治相关：每一任总统和国务卿即便是不能做出外交突破，至少也要制造几个具体“新闻炒作意义的事项”，当时的中国领导人恰好不需要这个，因此，美式思维根本不适合用来想象中国的外交决策。

    而中国之追求长期目标——扁平化世界的实现，最终是与帝国主义剥削压迫政策所带来的不满情绪和反抗能量有因果关系，扭转现实的不平等世界格局并没有短期操作手段。这种看世界的模式，明显与西方国际关系理论中间的现实主义流派吻合，而且，毛泽东以矛盾分析法来揭橥无政府状态下的国家竞争格局，也自然就与博弈论等分析冲突局势的理论有了很高程度的一致性。由于竞争必然要落实到力量博弈上，因此，就必须引入统一战线政策——在全球范围内来寻找利益共同者，分化帝国主义阵营有二心的追随者（第二世界被划出来，例如对戴高乐的欣赏态度）。因为不平等世界格局被设想为少数受益者和多数受损者之间的奕局，所以受损的第三世界被认为与中国一样也无法受益，这就成为天然同盟者。而多数人的觉悟水平的提升，反抗组织程度的上升，都被视为一个自动的人类解放进程和迈向大同社会的健康力量；并由此预言少数受益者的压迫、剥削和欺骗最终必然失败，这是给定利益对立前提下描述出来的博弈结构。

    最终全球格局中间的竞争问题，被高度浓缩和简化为美帝伸张自身意愿能力的下降，美帝的每一次倒霉丢脸都让毛感到安慰——1958年尼克松访问南美遭到鸡蛋和西红柿的袭击，这被他视为“现在拉丁美洲有个很大进步”，民众减少对美幻想被看作是自己的胜利，在谈话中间多次提起；而美国每一份力量的低效使用，以及激起各地民众的反对和觉悟，都被毛泽东视为因对手愚蠢而自动送上门来的礼物，毛泽东曾经多次“幸灾乐祸”地提到：

    “美帝国主义九年来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不久以前又派遣它的武装部队侵占了黎巴嫩。美国在全世界许多国家建立了几百个军事基地。中国领土台湾、黎巴嫩以及所有美国在外国的军事基地，都是套在美帝国主义脖子上的绞索。不是别人而是美国人自己制造这种绞索，并把它套在自己的脖子上，而把绞索的另一端交给了中国人民、阿拉伯各国人民和全世界一切爱和平反侵略的人民。美国侵略者在这些地方停留得越久，套在它的头上的绞索就将越紧。”“美帝国主义在全世界到处制造紧张局势，以期达到它侵略和奴役各国人民的目的。美帝国主义自以为紧张局势总是对它自己有利，但是事实是，美国制造的这些紧张局势走向了美国人愿望的反面，它起了动员全世界人民起来反对美国侵略者的作用。”[80] “美帝国主义的手伸得太长了。它每侵略一个地方，就把一条新的绞索套在自己的脖子上。它已经陷入全世界人民的重重包围之中。”“美国现在很被动。有几百条绞索把美国捆起来，它在国外有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美国有一半的军队都捆在基地上。”[81]

    对于世界格局的乐观态度，显然低估了全球竞争格局中间反抗力量的分散性和集结困难，也高估了中国革命中间的特殊管理经验的可推广性，误以为民众力量的集结乃是一个肯定能够完成的事项，这样，新的平等世界格局就有可靠的力量增长依据。根据过去六十年来的经验，在越南抗美战争胜利之后，低成本政权和对农民群众的成功动员经验，并未能在全球范围内推广，尤其是未能应用到第三世界国家的经济建设中间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