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毛泽东“三个世界”理论的再回顾

六、一个小结

    新殖民主义全球市场的受益者是西方，但是中国的低端产品扩张政策放大了新殖民主义政策效果，并把自身确立为最大受害者。在不平等交换之外，最近的金融危机中间，美国的货币贬值政策就直接降低了对中国的实际负债（名义数额损失要小一些，例如投资“两房”的垃圾债券损失）。在新殖民主义时代，中美关系仍然是全球结构改革的关键一环。正如义和团的反抗曾经促使列强考虑保留晚清朝廷作为代理人实施统治，部分放弃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的旧殖民主义政策，而美国则主张在华实现“门户开放和利益均沾”还曾经通过“华盛顿公约”实现新殖民主义制度创新。中国的过度开放政策，以及中美贸易不平衡中间的补偿问题，再次成为新殖民主义制度“部分质变”的一个标志性因素。

    中国是列强推行旧殖民主义“炮舰政策时代”的最大受害者，也是新殖民主义时代的最大受害者（对于这个看法“特权消费社会”的爱好者肯定不同意）。较高的损失数量，意味着一种有利于行动的成本收益对比，而中国的巨大规模和自主技术潜力，都使得中国有可能再次挣脱新殖民主义时代的不平等交换链条，成为世界格局合理化努力的第一行动者。这不仅仅意味着所受垄断价格和垄断利润的盘剥减少，而且，与中国巨额的外贸盈余相联系的非交易损失也极其巨大，美元资产的贬值乃至美元贬值本身，都使得美国可以无视中国的意愿，在垄断利润之外进一步降低贸易中间的价值补偿水平。一般而言，作为最大受害者的特殊身份，就有可能提高所能承受的成本上限，去寻求世界格局的改变和平等化。若中国付出这样的努力，并承担相应的成本，这不意味着一种道德和意识形态需要，而是要在改变世界格局的同时去维护了自己的正当利益。

    如果说，很多第三世界国家规模过小，在工业化时代无法实现经济独立的话，中国就是不这样，而是具体独立资格的人口和资源条件。乔姆斯基指出，美国对中国的干涉意愿高居不下，在于中国巨大的规模和过去的经验，使得有可能脱离美国的掌握而自立。与那种贸易和平理论相反，国与国之间的干涉意愿和动机总是与保护可攫取的利益数量成正比的，在这个问题上巴兰的“可榨取利益数量与干涉成本成正比”的看法，受到美国长期干涉实践的有力佐证。中国越是深深地参与国际分工体系，越是受到不平等贸易的损害，列强在中国获得的不正当利益越多，就越是有强烈的意愿并承担较高的干涉成本来对付中国，以期其既得利益得到保护。从中国获取的利益的数量大小和不确定性，而不确定性则与不平等性紧密相关——越是不平等交易越有可能被中国单方面终止，真正平等互利的交易反而有可能持久下去，这两个方面今天已经成为中国困局的死结，越是奉献利益越是受到干涉和感情伤害（对亲美的精英阶层而言），这是美国对中国干涉意愿居高不下的两大原因。

    如果说毛时代是以内部矛盾的对抗性经验去想象世界格局的话，显然，今天依然如此，所不同的是处在相对立的另外一个极端上。个人崇拜曾经是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一个特定的人，今天则反过来，把全部的政治合法性授予美国的制度实践，凡是与美国一致的才算正确。中美关系始终是中国在全球格局中实际地位的标志，要解决中国在世界格局中间的合理地位问题，首先就是要处理好中美关系的合理定位。

    近三十年的中国社会，在社会转型中间最为显著的变化是统治阶级的再形成，新的优势地位获得者——无论是权力精英还是资本精英，都遭到民众舆论严重质疑，这就使得统治阶级暴露在赤裸裸的舆论攻击之下，缺乏道义掩护和功能地位支持，这就从反面提出一个更加严峻的意识形态建设任务——必须就中国现实完成统治阶级及其优势地位的意识形态包装，从而把优势地位和特殊阶层的权力利益分配份额合法化。在现实中间越是欠缺那种有说服力的辩护理论，结果反而鼓励学界主流以一种简单化的“抄袭思路”来快速推进——把美国的制度实践抬高到唯一政治正确的地位上——为此，学界主流长期致力于维护一种“美国崇拜”，结果在反面加深了意识形态建设的不足和缺位，苍白的说服力和肤浅的包装过程破坏了学术信誉本身，结果学界主流也被舆论打入“铁三角”——尤其是主流经济学家被看作是权钱勾结的喉舌。

    主流学界匆忙建立的“美国崇拜”并不一定能够解决意识形态需要，但是却首先为自己的思维确立了限制，这深刻地影响到中国人对世界格局的想象方式。而在国际关系研究领域，美国学界的理不仅有着垄断地位，而且新自由主义制度学派的学术地位也急速上升。许多国家的学者都认识到“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话语主导地位是非西方理论难以产生的一个重要原因”，而中国目前的相关研究，在引进学习了30年之后，仍然处于“原创性理论的缺失”的学徒状态，学术刊物上所发文章，仍然是“美国国际关系理论仍然占据最大比重，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仍然没有形成体系。”“缺少学理自觉、西方理论话语占据主导地位、缺乏富有生长潜力的理论硬核。”[101]

    与理论研究的贫乏相对应，外交部的老爷们的词汇贫乏也是惊人的，动辄指责美帝怀有冷战思维，这是极其可笑的形势误判。恰恰相反，正是因为冷战终结后中国的过度开放，导致中国产业的边缘化和利益严重受损，结果在反面补贴了第一世界。跟随着这一部分巨大的经济利益，列强开始寻求一种跨越国界的政治保障，在朝鲜战争终结了美国的炮舰政策之后，第二次向美帝提供了干预中国内政的“激励”因素，这与19世纪西方列强指望中国出现一个弱政府利于控制一样。换言之，是过度开放给列强的巨额利益，催生了列强干预中国内政的更高意愿。近年来，西方列强每一次干预和挑衅，都导致民众心目中间的政府形象恶化；即便是在西藏314骚乱这样的恶性事件之间，拙劣的官办宣传，其效果之差，远逊于非专业的网友。官办宣传机构的无能和外交部官老爷的无能，共同帮助了美帝离间中国政府和民众的目标。

    除了国际关系和国家安全研究之外，主流经济学家对于中国作为最大的新殖民主义政策的最大受害者的地位，也同样缺乏把握，对于市场交易中间的不平等和剥削性质缺乏揭示，过度开放表现在放任技术垄断在中国市场上的攫取高额垄断利润，放任外资控制品牌和销售渠道，放任外资控制生产资本投资和管理过程，结果恶化了中国的社会阶层结构。外资普遍控制中国产业结果是统治阶级实际上大幅度退出生产过程，成为纯粹的消费者。社会流动机会的减少也导致候补精英阶层的反叛，削减了接受和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的最低社会基础。学界的无能、宣传的拙劣、官员的不称职（外交部官老爷的不称职是表现最为集中和明显的），弱化了社会团结并降低了中国的无形实力，这些都成为中国安全困局的一个组成部分。

    在中国上层和下层都导致一种“美国崇拜”的遮蔽，上层想要以此完成意识形态重建，下层援引美国标准作为批判的助力破除少数人对于权力和资源的垄断，这极大地妨碍了把握和理解真实世界格局的想象力。结果，普通民众对于美国的幻想也大大增加起来，最近奥巴马与上海大学生的问答中间很集中地体现了这一点。（完）

二〇〇九年十一月二十六日初稿

    二〇一〇年七月二十一日修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