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垄断商品价格迅速上涨，带动通胀上升，多数人各种负担加重，生活水平下降，不满情绪上涨。政府先开始往往装聋作哑，视而不见，顾左右言它，或者玩弄数字游戏，掩耳盗铃。其中，最常见的就是调整通胀率和就业率的数据。各种商品上涨的幅度和速率与垄断程度有关，不是所有商品价格同步上涨，而是高度垄断的生产生活必需品重点突破。所以，只要适当调整这些生产生活必需品在物价统计之中的权重，就不难得出物价只是温和波动或者季节影响之类的结果。当然，数据能糊弄一时，不能一直糊弄下去。面对压力，政府渐渐地撑不住了，于是虚情假意地开始了各种死马当活马医的治理过程。 垄断资本主义停滞期，只要不能无偿地定向收回社会顶层手中多余的货币资本，这些货币资本就会要求对应的收益，必然无法同时解决高失业、高通胀和高金融风险问题。源源不断给予顶层货币，使顶层的货币资本不断膨胀，又希望这些货币资本不被唯利是图地用来压榨底层，这怎么可能呢? 但是，政府总是试图通过一些邪门歪道解决、缓解(或者至少掩盖)这个问题。于是，政府往往反复尝试很多死马当活马医的治疗方案。这些方案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对每一种不适都有一定疗效，却都有严重的副作用(或者有不能实现的前提条件)。一幅药下去，头不疼了，脚又疼了。再来一幅药，脚不疼了，头又疼了。能同时消除“滞”、“涨”、“沫”的方案却没有。 除了《脱缰的野马》中提到的几种治理通胀的常见方案，政府还经常加息，试图让顶层手中的利润直接沉积在银行。加息对物价至少有两方面的抑制作用：一方面，投机成本增加，进行投机不如持有存款;另一方面，对靠贷款维持流动资金的中小企业来说，一旦贷款利率上升，生产成本必然上升，紧张的现金流可能被立即压断。如果利率较低，必然无法有效冻结顶层的利润。如果利率较高，大批苦苦挣扎的中小企业主必然倒闭。各种市场利率中，中小企业的贷款利率最高，这部分货币必然首先被冻结。对他们来说，既然继续经营，资金紧张，销路不畅，回款困难，利润极低，那么直接套现资产吃利息岂不更好?如此一来，虽然通胀和泡沫被有效地抑制了，却必然导致失业率迅猛上涨。 是否存在一个既能有效冻结顶层的利润，又能保证中小资本继续经营的中间利率呢?如果能找到这个利率，那么把利率定在这点不就既可以源源不断注入货币，又不会制造通胀和泡沫了吗?绝大多数政府治理刺激政策的后遗症都可以归结为这个问题，即在试图找到一个可以平衡的利率点。如果能够找到这个平衡点，那么刺激政策就可以无限使用下去，即找到一个既不触动顶层利益又避免大规模失业的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案。 这一点是不存在的，由于存在利润向上转移，损失向下转移的关系。处于被统治地位的中小企业总是向上下游的大企业贡献利润，它们的利润率总是趋向于银行利率。银行利率的提升必然导致最底层的中小企业无以为继。如果假设社会平均利润率为20%，那么中小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低于这个利润率，垄断大企业的平均利润率必然高于这个水平。如果社会存款利率是10%，贷款利率是15%，那么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中小企业的毛利润必然趋向于10%，靠贷款经营的毛利润必然趋近于15%。如果此时利率上升，假设存款利率上升到15%，贷款利率上升到20%。靠自有资金经营的会觉得存款更合算，靠贷款经营的会因为资金链成本上升立即出现亏损，中小企业的选择必然是减产停产。于是，幸存的中小企业博弈状况改善，利润率上升，接近15%和20%(事实上，它们的纯利润总量很可能是下降的。)此时物价的下降，无论是垄断原材料的下降，还是消费品价格的下降，恰恰由于大批中小企业减产停产甚至倒闭：对原材料的需求下降，导致原材料价格下降;中小企业倒闭裁员，大批工人失业，导致消费品价格下降。多数商品价格下跌幅度必然大于垄断商品，物价下跌的绝大部分损失必然由幸存中小企业承担，因为它们的博弈能力弱于垄断大企业，那些不能承担损失的中小企业将退出竞争。对中小企业来说，如果提高准备金，则问题更加严重。因为在提高利率的情况下，它们还有希望获得流动资金贷款。如果提高准备金比率，则可能完全无法获得贷款。这种情况下，对顶层来说是则是放高利贷发财的好机会。 对获得绝大部分利润，并将利润用于投机的垄断资本来说，受加息影响的敏感度远远低于中小企业。他们有比中小企业高得多的利润率，拥有大量的自有资金，而且拥有优先于中小企业的融资能力，所以任何收紧的货币政策都很难使他们受到影响。当药剂足以影响垄断资本的时候，那么中小企业此时必然已经出现大规模的倒闭潮了。 通胀相当于一种附加税，是持有垄断商品的顶层向全社会征收的税收。加息也是一种附加税，是持有货币资本的顶层向负债经营的中小资本和靠贷款购买消费品的底层征收的税收。征收两种税收的是同一种人——控制了垄断商品，自然会有大量货币资本，这不难理解。 提高利率并不难，难的是不伤害中小企业。它们是解决就业问题的主力，也是经济之中最脆弱的部分。刺激经济导致的挤出效应和治理通胀的信贷紧缩是对中小企业的反复绞杀，必然加剧失业。放松贷款时，垄断资本可以优先获得贷款，能趁机攻城略地;收缩货币时，中小企业首先被绞死。于是，每次货币政策的一松一紧，都有无数中小企业陷入困境甚至破产。(某些情况下，政府不提高利率的原因绝不是顾及到中小企业，而是顾及到自身的债务。尤其是政府向银行贷款推行刺激政策时。) 如果政府压缩开支，放任经济崩溃，那么中小企业的情况将会更糟。由于订单大幅度减少，流动资金困难，产品销售价格下跌而且无力转嫁，许多中小企业会立即陷入财务困境之中。这时，许多中小资本家会变现手中的虚拟资本(比如房产、股票)以求渡过难关。如果此时政府拍卖国有资产将导致虚拟资本市场供给增加，必将加剧各类虚拟资本价格下跌和中小资本的困境。 无论是长期停滞还是刺激政策导致的后遗症，都与垄断资本密切相关。经济垄断程度直接决定政府刺激经济的效果。等量政府支出，投入垄断资本实力不同的国家，效果不同。垄断资本实力越强的国家，刺激经济效果越差，经济越难被激活，通胀等后遗症越严重。垄断程度高的国家需要政府开出更大规模的订单刺激经济以保持一个相对较高的就业率。 拙作《卢瑟经济学》中分析过，经济停滞期，一国的就业率决定于社会顶层的消费能力和社会底层被剥削的严重程度。假设社会顶层需要消费100个单位的产品，每个劳动者能贡献10个单位产品，那么需要10个劳动者就业。如果每个劳动者能贡献20个单位的产品，那么只要5个劳动者就够了。全社会的就业总量由顶层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的价值总量和工人平均工资决定： 全社会就业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为统治阶级贡献的剩余价值
=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失业劳动力总量=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全社会就业人口总量
=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劳动力总数固定，失业人口总数取决于两个变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和工人平均工资。 这两个变量都与社会贫富差距程度密切相关：一方面，统治阶级数量越少，消费总量越低;另一方面，统治阶级数量越少，劳动者数量越多，财富越集中，劳动者之间竞争越激烈，资本相对劳动力博弈能力越强，工资水平越低。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在停滞期失业问题越严重。 一国的贫富差距和垄断程度正相关。垄断程度越高的国家，垄断资本控制经济的能力越强，掌握垄断资本的人越能聚敛财富，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之间的差距越大，失业问题越严重。 假设A、B两国劳动人口数量，生产技术发展水平相同，每个工人单位时间创造的价值总量接近，A国的贫富差距大于B国，A国失业问题必然比B国更严重。贫富差距大的国家，每增加一个工人就业，要为资本提供的利润也更多。两者相乘，达到相同的就业率，A国政府需要增加的开支更大。 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成为资本利润的政府支出量÷每个工人被统治阶级榨取的剩余价值
=成为资本利润的政府支出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成为资本利润的政府支出量(以下简称政府开支总量)
=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如果要实现全员就业，那么全社会新增就业总量应该等于全社会失业人口总量，即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减去已就业的人口总量：全社会劳动人口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政府开支总量=[全社会劳动力总量-统治阶级消费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 =全社会劳动力总量×(每个工人创造价值总量-工人平均工资)-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全社会劳动力总量×每个工人提供的剩余价值-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全社会劳动力提供总剩余价值-统治阶级消费总量 从这个公式中可以看出，要让整个经济全速运转起来，让所有的原意就业的劳动力都有工作，就要由政府出钱消费掉社会全速运转时期所能产生的全部剩余价值之中社会顶层不能消费掉的部分。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工人工资越低，可以榨取的总剩余价值越多，统治阶级消费总量越少，政府需要投入的资金越多。 问题并没有到此为止。因为政府只要开动印钞机就能支付账单，关键是这些多余的资金在经济之中所造成的后遗症。在价值符号时代，物价与流通中的货币数量和流速正相关，与流通中的商品总量反相关。 按照费雪方程MV=PT, P=MV/T 其中P为物价水平，M为货币总量，V为交易流速，T为流通中商品总量。假设经济刺激政策前后商品流通速度不变，经济规模总量不变，经济刺激政策施行之前物价为P0，刺激经济政策实行之后物价为P1 物价水平上涨幅度=(P1-P0)/P0 =(M1V/T-M0V/T)/(M0V/T)=(M1-M0)/M0 假设A、B两国在政府刺激经济以前物价相同，货币流速相同。那么两国刺激经济前，流通中的货币总量与经济规模成正比。假设A、B两国货币总量分别为MA、MB，那么两国物价上涨幅度之间的比例关系为[(MA1-MA0)/MA0]/[(MB1-MB0)/MB0]，略加整理可以得到(MA1-MA0)MB0/(MB1-MB0)MA0。 按照我们在前面的分析，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刺激经济达到全面就业需要注入的货币总量越大，也就是说(MA1-MA0)/(MB1-MB0)大于1。另一方面，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有效需求越低，在经济刺激政策施行以前和经济刺激政策实效以后，实际经济规模越小，反之则越大，也就是MB0/MA0大于1。如此可以得出结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实现全面就业造成的通胀越严重。这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规模越小，就业率越低，为了达到充分就业，需要注入经济体的货币越多，一方面是因为贫富差距越大的国家经济规模越小，货币对应经济之中流动的商品总量越多。较多的刺激经济的货币，流转在一个规模比较小的循环之中，刺激政策的后遗症必然更严重。 所以，刺激经济政策的规模、滞胀的痛苦程度与社会贫富差距、资本垄断程度正相关。垄断势力越强的国家，社会贫富差距越大，实际产能与潜在产能之间的差距越大，失业问题越严重，就业率越低，为了实现一定的就业率需要的刺激经济规模的规模越大，副作用越惊人。换句话说，垄断势力强、贫富差距悬殊的国家，达到同样的潜在产能(即全面就业)，需要付出双重的代价，很容易出现滞胀双高。 需要注意的是，为了简便我们假设所有商品同步涨价，事实上垄断产品涨价幅度必然远远高于非垄断产品。其次，我们假设经济刺激政策施行前后经济规模不变，事实上如果以实际产能计算，经济规模往往萎缩了。这是因为社会中下层为垄断资本提供了利润，控制垄断资本的顶层获得了额外的利润，贫富差距进一步加大，有效需求进一步萎缩(一部分有效需求被“挤出”了，变成了没有支付能力的需求)。 如果希望增强刺激政策的效果，减轻后遗症的严重程度，就要削弱垄断资本的博弈能力，或者分散控制垄断资本的顶层掌握的既得财富。削弱博弈能力需要拆分垄断，分散财产需要有相应的财产税，两种方式都可以使经济刺激政策事半功倍。事实上，如果拆分垄断或分散财富之中的任何一种政策能够坚定实施，都可以避免财富的高度集中，增强社会消费能力，都不会出现停滞，也没有必要采用刺激政策。不过，这样的政策必将因为触动顶层的既得利益而夭折。 经济刚刚陷入停滞期，一下子开出若干万亿美元的天量订单，必然出现热火朝天，欣欣向荣的景象，但是日后必然出现严重后遗症。那时，刺激政策失效，经济比刺激之前更糟糕，失业率和通胀双高，贫富差距更大，社会矛盾更尖锐。所以，一般情况下，各国领导人都慎用大规模刺激政策。全球经济萧条，示威游行抗议，只有某些国家经济企稳、回暖、向好，一片和谐的原因，不是这些国家经济、政治结构特殊，而是该国领导人不懂经济或者任期将尽(比如美国总统第二届任期)，无须考虑自己下台以后洪水滔天，外加央行行长、财政部长等高官胆子大而已。当然，也有领导人因为发财的机会来了，主动推动刺激政策。 这些领导人必定给后任留下一个更难收拾的烂摊子。这时，会有所谓“全球都在印钱，为了避免吃亏所以抢先印钱”的奇谈怪论，为大规刺激政策开脱。编造这种洗劫自己百姓的奇谈怪论的人，十有八九是刺激政策的受益者，用谎话迷惑受害者。历史上，国民党、日寇和汪伪政权比赛印钱，国统区和沦陷区的百姓深受折磨，日寇可以不管中国百姓的死活，国民党可以把责任推卸给日寇和汪伪政权，但是却不能掩盖双方均在印钞大赛中大谋私利的现实。 此外，我们在分析中假设政府廉洁高效，所有的政府支付订单的钱全部用于支付工程款，刺激经济。现实中，显然需要考虑跑冒滴漏，不能简单地用刺激政策的规模说明解决就业的情况。如果大量的政府订单经过无数次转包，相当一部分成为转包商和官僚的红利，那么同等规模的政府支出，刺激经济的效率自然差多了。 这种刺激经济的行为实际上相当于直接给社会顶层的少数人发钱。在财政已经面临大规模赤字，流通中已经法币过剩的情况下这么做，后果可想而知。官僚及其附庸获得黑色收入的行为，是权力的套现，与实体产业无关。他们获得黑色收入以后，如果不用于投机、兼并或者侵吞国有资产的话，就会试图获得更大的权力，以求获得更多的黑色收入。所以，使用刺激政策的高峰时期，往往也是卖官鬻爵盛行的时期。随着刺激力度的不断加大，各类官职的价格也迅速水涨船高。官僚系统出现逆向淘汰，清廉者不断被边缘化，腐败问题日益恶化。 对此，有人提出“肉化在锅里”的理论，反正这些钱还是归全社会所有，不必在意。在私有产权的社会中，“锅中的肉”最终要进入私人的“碗”里。这些“肉”确实化在了“锅”里，不过不是所有人的“碗”里。这些“肉”并没给多数人带来好处，更没有解决就业，而是推动了通胀和泡沫，强化了社会金字塔。提出这种理论的人，如果不是那些“偷盗国库者”的话，就是糊涂蛋。 这样的国家，官僚及其附庸自然有极高的积极性推动刺激政策，政府的刺激政策注定效率低下，规模巨大，副作用惊人。政府支出很快就会被顶层瓜分得一干二净，不再刺激就业而是刺激物价或泡沫。如此就不难理解，为什么越腐败的政府使用刺激政策的规模越大，刺激经济效果越差，打击贪污腐败，可以直接改善刺激经济的效果，减轻副作用。所以，同时具备高垄断、高贫富差距和政府腐败几种特征的国家，为了达到尚能忍受的就业率，刺激政策的规模、广义货币的增速、物价上涨和资产泡沫的幅度必然远远超过其它经济规模类似的国家。 [1] 列宁《大难临头,出路何在?》
[2] 《战争指导》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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