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墓碑》存在的根本性学术错误之一孙经先教授认为,《墓碑》贯穿全书的第一个根本性错误就是:把由于各种复杂原因造成的三年困难时期全国性、或各个地区人口统计数据的异常减少,绝大多数都归结为是由人口饿死造成的。 在有些情况下,人口统计数据并不代表实际人口的真实数据,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也不表示实际人口的真实减少。例如,《中华人民共和国2009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公布的2009年岁末全国0~14岁的人口总数为24663万,而2010年进行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公布的我国0~14岁人口总数为22245万,即我国2010年0~14岁的统计人口总数比2009年减少了2418万。没有人认为这一统计数据的减少表示我国这一期间有两千多万0~14岁的儿童饿死了。但是按照杨继绳的荒谬逻辑,就会得到我国在2010年有两千多万0~14岁的儿童饿死的荒谬结论。这个例子充分说明,人们如果仅仅凭着人口统计数据的减少,就断定这一减少一定是由人口死亡造成的,就会产生极为荒谬的结果。杨继绳在《墓碑》中就是凭借着这样的荒谬逻辑,宣布了许多地区的“饿死”人数的。 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这一重大错误,杨继绳始终没有做出回应和答复。 6.关于“四川省饿死1000 万到1200万”《墓碑》认为:四川省人口1957年7300万人,一说是7175万人;1960年是6200万人,再加上1961、1962年春、夏饥荒而死人数,以及生死相抵,共减少1200多万人。据此杨继绳断言“四川省饿死1000 万到1200万”。 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中华人民共和国人口统计资料汇编》所载的四川省1957年人口为7215.7万;1960年的人口为6854万,而不是《墓碑》所说的6200万。由此可知,四川省1960年人口比1957年减少的数字是361.7万,而不是《墓碑》所说的数字。这一减少的原因像山东省一样也是复杂的,不能把这一减少断定为都是由人口“饿死”造成。但是《墓碑》据此得出了四川省饿死1OOO万到1200万的错误结论。 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这一重大错误,杨继绳没有做出直接回应。 7.关于“杨继绳公式”的重大错误——《墓碑》的另一个根本性错误杨继绳取1955、1956、1957、1963、1965和1966年这六年人口死亡率的平均值作为基准(他称为“正常死亡率”),然后利用公式(以下简称杨继绳公式)“某年饿死人数=该年年均人口数×(该年死亡率-正常死亡率)”计算出该年的饿死人数。 孙经先教授指出:从学术上讲,杨继绳公式违反了现代数学处理这类问题时所必须遵循的原则,这一公式是没有学术依据的,错误的。事实上杨继绳也只是提出了这样一个公式,但是他没有对这个公式的正确性做过任何论证,更没有用实际统计数据对这个公式进行过验证。这是《墓碑》的第二个贯穿全书的根本性错误。 懂得数理统计学的读者都知道,要想建立一个计算三年困难时期的饥饿死亡人数的统计学公式,就应当以随机方式取得我国若干地区与死亡人数和原因有关的数据,然后按照数理统计学的原则和方法对这些数据进行处理,这样就能够获得一些统计规律,这些规律可以用回归公式的形式表现出来。这样的用数理统计学方法建立起来的公式,不可能是杨继绳公式这种形式的。 对孙经先教授的这一批评,杨继绳说:对杨继绳公式他“觉得一点也不‘荒谬’,这是简单的算术问题,不需要‘专业的数学工作者’高深的数学知识”。他的这些话显然没有对孙经先教授指出的错误作出正面的回应和答复,他应当从学术的角度认真回应孙经先教授的学术批评。 孙经先教授先后查证了全国两千多种地方志,取得了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充分证明了“杨继绳公式”的极端荒谬性。杨继绳在《墓碑》中利用这一荒谬公式,编造出全国各个省、市、自治区和许多专区、县的所谓“饿死”人数,这些数字全部都是错误的。 8.杨继绳篡改地方志记载的问题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学术道德规范之一是:学者在引用已有文献的相关数据时,必须准确如实的引用这些数据,绝对不能把用自己编造的荒谬公式“计算”得到的数据说成是已有文献的记载。如果违反了这一条,就是典型的伪造数据行为。 杨继绳在《墓碑》中说:“《溧水县志》记载,溧水县近13000多人非正常死亡”;“《高邮县志》称,高邮县饿死的37000多人中,17000多是儿童”;“常熟县本应‘常熟’,却饿死了11000多人”(《墓碑》注明这一数据来自《常熟市志》)。 孙经先教授经反复查证后指出,上述这三个县的县志中没有这些记载。 杨继绳对此进行了辩解。对于常熟县的情况,他说:“《常熟市志》1990年版,第1029-1030页有各年人口数据的记载”,“孙先生是教数学的,根据《常熟市志》提供的数据,做四则运算即可得出非正常死亡数”(杨继绳这里说的“做四则运算,指的是用“杨继绳公式”运算),“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我们见过不少在学术上恬不知耻的人,但没有见过像杨继绳这样的。由杨继绳的这段话人们可以知道:《常熟市志》记载的是常熟县历年的人口统计数据,而不是饿死人数;杨继绳利用他自己编造的荒谬公式计算出所谓的常熟县饿死人数,然后把他自己计算的数字说成是《常熟市志》的记载,这就已经严重违反了基本学术道德规范。当着孙经先教授揭露了他的这一严重错误后,他居然厚颜无耻辩解说“怎能断言无此记载?” 关于《溧水县志》和《高邮县志》的记载,情况是一样的。 对孙经先教授的以上揭露和批驳,杨继绳没有再做出任何回应和答复。 9.杨继绳肆意把历史档案和地方志记载的“总死亡人数”篡改为“饿死人数。学者在进行学术研究时必须遵循的基本学术道德规范之一是:学者在引用原始档案、地方志和其他文献记载的相关数据时,必须准确如实的引用这些数据,绝对不能对这些原始数据进行修改。如果违反了这一条,就是典型的篡改数据行为。孙经先教授明确指出,杨继绳在《墓碑》中把许多原始档案、地方志和其他资料中记载的三年困难时期一些地区的总死亡人数都篡改“饿死人数”,这是一种极为严重的篡改数据的行为。孙经先教授和杨继绳在这个问题上的辩论围绕以下几个典型例子展开。 (1)关于凤阳县的饿死人数。 《墓碑》说:“陈振亚1961年2月1日的《关于凤阳问题的报告》中说:1959年和1960两年,共饿死60245人”。 孙经先教授在查证了原文后指出:陈振亚报告的原文是:1959—1960年凤阳县“发病人口达102994人,占农村人口的37.7%,其中,浮肿病达27735人”,“据统计,1959和1960两年,共死掉60245人,占农村人口的17.7%。”《墓碑》把其中的两年“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两年“共饿死60245人”,同时还删掉了原报告中的“浮肿病达27735人”。 对此杨继绳辩解说“在陈振亚讲话那个背景下,‘死掉’就是指‘非正常死亡’,并不包括正常死亡。” 对杨继绳的辩解,孙经先教授指出,陈振亚报告的原文是“共死掉60245人”,杨继绳在引用时就必须如实的引用。从陈振亚这段话的语境可以看出,他所说的“共死掉60245人”指的就是全部死亡人数,特别是其中的“浮肿病27735人”这一数据就已经明确否定了“共饿死60245人”的说法。杨继绳的这一看法显然不是陈振亚报告原文的意思,而只是他个人的错误理解,他不能按照自己的错误理解就把陈振亚报告中的“共死掉60245人”篡改为“共饿死60245人”。对孙经先教授的这一批评,杨继绳没有再做出回应和答复。 (2)关于“信阳事件”的饿死人数 《墓碑》中说:“信阳到底饿死了多少人?1960年6月的统计数字是436882人”。这里数据的来源是中共中央办公厅、中共河南省委工作组1960年6月提交的调查报告。 孙经先教授经查证后指出:该报告的原文是:从1959年10月到1960年4月,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占全区原有总人口8,042,097人的5.92%,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占总人口的1.96%。杨继绳在《墓碑》中把上述报告中的“死亡总数436882人”篡改为“饿死436882人”。 杨继绳对此作了无耻的辩解:“在当年记述大饥荒严重后果的调查报告中,所说的‘死亡’通常就是指‘非正常死亡’”。 对杨继绳的这一辩解,孙经先教授指出:这仅仅是杨继绳个人的理解,并且他的这一理解显然不是该调查报告原文的真实意思。从这段话的语境可以看出,该报告在“信阳地区死亡总数436882人”之后紧接着明确说明了“死亡人口中正常死亡155698人”,这就说明其中的“死亡总数436882人”只能是指全部死亡人数,而不可能是杨继绳所说的是“饿死”人数。杨继绳的辩解纯属强词夺理。对孙经先教授的这一批评,杨继绳没有再做出回应和答复。 (3)关于无为县和宁德县的人口死亡数据 据《无为县志》的表格《无为县人口变动情况表》记载,该县1959年总死亡人数为86278人;据福建省《宁德市志》的表格《1949年—1988年宁德县人口自然增长情况表》记载,该县1960年总死亡人数为7706人。这两个数据都是总死亡人数,但在《墓碑》中分别被更改为无为县“1959年饿死82278人”,宁德县“1960年全县因患浮肿病死亡7706人”。在孙经先教授指出这两个错误后,杨继绳无耻的辩解说:大饥荒时代的语境“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无为县志》《宁德市志》明白无误的记载的是总死亡人数,杨继绳却偏要篡改为“饿死人数”,还非要说“死亡人数就是饿死人数”,真是厚颜无耻到了极点。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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