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的文学力量”的培养 —— 以十七年时期草明与鞍山工人作者的成长为例-激流网

新中国成立后,在社会主义文艺领域,从刚刚获得解放的工农群众中培养写作者,使之成为社会主义“新的文学力量”,变成一项自觉的文艺实践。在新的社会语境下,这一文艺实践在工厂、农村、部队中普遍展开,并相应地成为建设社会主义文学的一项重要任务。为了实现这一任务,党的各级文艺部门不仅有自觉的理论倡导,同时也制定长期规划,且有周详的制度安排。在整个十七年时期,无论是各地文学创作小组的成立,通讯员制度的实施,短期培训班的举办,还是文学讲座、文学会议的召开,老作家的专门辅导,新人作品集的出版,专门文学院的设立,等等,都为文学新生力量成长提供了良好的制度保障。

对于文学新生力量的培养,老作家的专门辅导显然具有特殊的意义。建国后,指导和培养工农群众中涌现的文学新人成了老作家的一项重要工作,不仅被党的文艺部门领导大力提倡,也被写进发展文学事业的长期规划中。11956年3月在中国作协第二次理事会会议上,周扬就强调:“在培养青年作家的事业上,老作家的帮助,有决定的意义。”2茅盾认为:“老作家的任务,不但是自己创作,而且要努力培养文学的接班人,这是与进行创作同等重要的社会职责。”3刘白羽也认为“培养青年作家最主要的、最有成效的工作,无论如何是要老作家来作的”,并且认为这项工作是一项“神圣的职责”,是“对作家本人的社会主义精神的测验”4。

在十七年时期,培养文学新人不仅是老作家个人的关切,更是一种社会职责与使命,与他们的创作一样,在他们的文学生活中占有同等重要的位置,是他们文学实践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老作家以各种形式辅导年青的创作者,被作协与党的文艺部门形容为“老师傅带徒弟”,这其中寄寓着社会主义文学精神的一种传承。当时,很多老作家都表现了他们对于培养文学新生力量的高度热情,为培养新中国文学的创作者作了有益的贡献。本文以老作家草明在鞍山“深入生活”为例,通过其培养鞍山工人作者成长的经历,再现这一文学实践的过程及其对新中国文学所具有的特殊意义。

1

鞍钢是新中国第一个恢复建设的大型钢铁联合企业,在五六十年代国营企业中占据重要地位,被誉为“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共和国钢铁工业的长子”。在整个50年代,鞍钢作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一种象征,吸引了一大批文艺工作者,将这里作为他们深入生活的基地。四川作家艾芜长期在鞍钢体验生活,写出长篇小说《百炼成钢》,是那个时代鞍山钢铁工业生活的具体写照。1954年5月,作家草明响应号召,离开沈阳,来到鞍山落户。此后十年,她一直在鞍钢生活、写作。鞍钢工人写作的兴起与草明密切相关,正是她的到来,带动了鞍钢工人的业余写作,使之成为文坛上一道“炫目的风景”。

50年代,鞍钢对工人教育非常重视,各分厂经常开办一些业务学习班和文化学习班,全市也有各种专业的夜大学、夜校。与此同时,鞍钢工人对文艺的认识十分明确,情绪也空前高涨。面对鞍钢工人忘我的工作热情与学习热情,初来乍到的草明开始思考一个问题:

工人阶级对国家有这么大的贡献,我该怎么办?那么多的英雄业绩,沸腾的生活,难道靠几个知识分子作家写文章就够了么?我的回答是:不够、不够。要想办法。一定要工、农、兵自己起来执笔写。

偌大的钢铁基地,文艺的力量太弱了。我知道这种现象是由于旧社会剥夺了穷人上学的权利,工人文化偏低是事实。然而他们生活底子这样雄厚,又有写之不尽的矿藏。现在是新社会了,有可能提高他们的写作要诀。只要他们写作要诀提高了,便能够发挥他们的写作潜力。我何不除了上班与写作之外,还兼做这个启蒙的工作呢?我深信将来出现的伟大作品中,必有工、农、兵自己写的巨著。5

为了发掘鞍钢工人的写作潜力,草明有了办“文艺学习班”的想法。她把这个想法告诉了鞍山文联,得到了鞍山文联的响应与大力支持。他们商定由鞍山文联负责招生与组织工作,草明负责教学与辅导。关于招收学员,草明提出三个条件:一是学员必须得到他们车间的同意,二是学员本人思想纯正,三是写篇短文让她看看,主要是考虑学员的形象思维能力如何。

在鞍山市文联、团市委的帮助下,鞍钢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1955年5月举办第一期。第一期成立时,有十多个人。1956年3月,北京召开全国青年文学创作者会议以后,在团市委的组织下,学员扩大到二十几个人,并分出一个戏剧曲艺班,学员由热爱戏剧和曲艺的工人组成,由剧作家于敏负责辅导。在草明的主持下,学习班每年举办一期,每期讨论、研究十个专题,如形象思维、描写、叙述、结构、人物刻画、矛盾冲突等。由于学员平时需要在工厂劳动,学习班只能利用星期日上课。除了去工厂上班之外,草明把几乎所有的休息时间都投入了这项工作。每期开始的两个月,集中学习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每月研究一个专题。关于具体的教学方式,草明回忆:

我办的这个班采取以讨论研究作品为主。比方讲人物的塑造这个题目,就指定一篇塑造人物较好的短篇小说,大家先在家读,上课时大家讨论。让他们讲透之后,我根据他们讲到的与分析得不足之处,最后由我归纳,并较全面地讲讲,指点指点。这种方法比灌入式好,效果比较深刻。他们习作我从来不动笔替他们修改,坚持君子动口不动手的规矩。我只把我修改的意见提出来,让他们自己去思考,去修改。6

“新的文学力量”的培养 —— 以十七年时期草明与鞍山工人作者的成长为例-激流网1979 年 11 月,第四次文代会上,草明与鞍山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成员、后成为作家的王维洲(左一)、李云德(左二)、王世阁(右一)合影

半个世纪以后,曾经的学习班学员也是组织者邓洪文对草明老师的授课仍有鲜活的回忆:

她每次授课都是作了充分准备的,手里总是拿着一叠教案。有一回却是一个例外,她拿着一本书对我们说:推荐一本书你们看看——《杰克·伦敦短篇小说集》,然后选了一篇《谢特里芙太太》,读一段讲一段,剖析得十分透彻精辟。看来她对杰克·伦敦的写作技巧和创作风格颇为赞赏。在老师的指引下,凡是能找到的杰克·伦敦的作品,如:《北方的故事》、《荒野的呼唤》、《白牙》、《马丁·伊登》等,我都读了,而且受益匪浅。7

五六十年代,很多作家来鞍钢深入生活,体验创作。草明不放过任何一个来鞍山的作家,只要她得到消息,便亲自出面去请他们来给学习班讲课。她说这是“雁过拔毛”,拔得多了,学员们的羽翼自然会丰满起来。经草明邀请,艾芜、舒群、陈淼,还有电影导演成荫都给创作班讲过课。

在主持学习班期间,草明的工作范围不仅是教学与辅导,她还亲自撰文对工人作者的作品进行评论与推介。李云德、牛成明、朱建章都是学习班的成员,草明曾经在《人民文学》上发表评论——《谈三个工人的作品》,充分肯定了这三位工人作者的创作,并着重谈了生活与创作的辩证关系。她认为这三位同志并不是因为参加了学习班才发表了作品,而是“被劳动和战斗的激情所诱发才开始了写作的”,“他们自始至终扎根在生活里,和群众密切联系着。所以他们的作品虽然仍然存在着一些缺点,但是充满了生活的气息和战斗的热情。”“他们主要的老师是斗争生活本身,而不是别的。”8草明在国家最高级别的文学杂志上撰文推介,让工人业余作者们深受鼓舞,也为他们以后在写作上的成长奠定了基础。与此同时,草明还以公开信的方式对一位“缺乏生活”的青年作者进行批评。她认为这位青年作者的写作之所以“内容空洞,并且有些细节不大真实”,“缺乏的主要是生活的实践,不是缺乏别人来指导你的写作实践。”她建议这位青年作者到“车间里去多转转,也应该多呼吸一下那伟大的生产的气氛,多和工人接触接触。近水楼台,捞不到月亮,未免可惜。”9对于青年作者的成长来说,这些都是有识之论。

从50年代开始,党的文艺部门大力培养文艺新人,但个别青年作者也滋长了名利思想。作为来自延安并参加过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老作家,草明是毛泽东《讲话》精神的受益者与践行者。她不仅身体力行地辅导学员们提高写作能力,还重视学员们的思想修养。每年举办的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她都要带领工人学员首先学习《讲话》,主要是讨论文艺“为什么人”的问题,通过学习使工人业余作者树立起正确的人生观与文艺观。在教学过程中,她曾经历过这样一个典型事例:

学员中有机修厂的一位木工,在讨论《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时候,他站起身来,诚恳地说:“不学《讲话》不知道,学了《讲话》,我才理解文艺为什么要为人民服务。”他沉痛地继续说:“我头一篇稿子是个短剧,投到《沈阳文艺》去,刊登了,并且给我寄来了五十元稿费。当我去邮政局取款的时候,邮政局那位职员也替我高兴。说,‘这可顶一个月的工资啦,写稿子可挣钱啦!’后来《沈阳文艺》又拿我这个短剧去应征,得了奖,还给我寄来五十元奖金。这时候,我名、利熏心啦。下班铃还没打响,我就先洗手;下班铃一响,我就一溜烟似地往家跑。写呀、写呀,一有空就写剧本。我忘了自己是《鞍山日报》的通讯员,更忘了自己是我车间的通讯员,没给他们写通讯。我一连写了七、八个剧本投寄出去,结果,寄一个退一个,退得我晕头转向,不知什么原因。学了《讲话》才理解我头一个剧本是写车间的好人好事,我写时是为了让别人学习这位先进生产者,是为人民服务的。但是我自从拿了稿费和奖金以后,就鬼迷心窍,为了挣钱生造乱写,这是为‘人民币’服务了呀!”10

这件事情让草明大受鼓舞。学员们经过思想斗争后的肺腑之言,让她对办学习班更有信心。草明在文学创作方面热心扶植新人,在日常生活和工作上也给予学员无微不至的关心与帮助。她家经常聚集着文学青年,在这里免费吃饭、品茶、吃水果。她还经常用稿费资助生病、生活有困难的学员,每次回北京都用稿费购买文学名著及文学创作辅导材料赠送给学员。当她得知学员王维洲因家庭困难无钱筹办婚礼时,自己出资为王维洲办了一个既热烈又充满文化氛围的婚礼。

协同草明筹办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的还有电影编剧、小说家于敏。于敏曾是东北电影制片厂的编剧,解放以后主要致力于工业题材电影剧本的写作,先后创作了多部反映工人生活的电影文学剧本和报告文学作品,如《炉火正红》《老孟泰的故事》《王秀兰和她的姐妹们》等。为了深入生活、了解工人,在50年代初期,于敏携妻将雏来鞍山落户,在这里生活了二十余年。在鞍山,于敏除了参加生产与写作以外,就是帮助先期到来的草明办工人业余文学创作学习班。关于这段历史,于敏是这样回忆的:

帮助鞍山文联办工人文学学习班,是草明为地方服务和联系群众的方法之一。她是首倡。我是追随。她和我有共同认识,外来作家不如土生土长的作家,特别不比那些本身就是工人和青年文学爱好者。我们是半路出家,他们是从小的沙弥。“师傅引上门,修行在个人。”帮助他们起步,他们自会走上宽广的大路。每个星期天上午,不论盛暑酷寒和风雨雪霰,草明必定开课。她推荐范文,讲解写作方法,我则以文艺理论知识作为配合。11

草明一般讲解写作方法,于敏讲解文艺理论知识。对于学员,于敏给自己定下了两条基本要求:“有求必应”和“送货上门”。这两条在今天看来难能可贵,也反映了于敏培养工人作者的认真态度。于敏待人诚恳,在鞍钢期间,很多工人作者都成了他的朋友。特别是李云德,他在写作上的成长,离不开于敏的指导。有一段时间李云德想写电影剧本。于敏劝说他,写剧本不同于小说,难度更大,写完剧本还要找合适的导演,才能把创作者的本意表现出来,但剧本常常被导演改得面目全非,你的创作积极性可能被打消。于是,李云德按照于敏的建议,一直坚持小说创作,终于写出代表作《沸腾的群山》。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