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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

2018-5-17 22:08|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8486| 评论: 0|原作者: 萨米尔·阿明|来自: 察网

摘要: 我们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盛极而衰,走向衰落的那个点了。但衰落又预示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因为,资本主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它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维持帝国主义中心的优势而变得越来越野蛮。

萨米尔·阿明: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

“我们已经到了资本主义盛极而衰,走向衰落的那个点了。但衰落又预示着一个非常危险的时代。因为,资本主义当然不会坐以待毙。它会为了维持自己的地位,为了维持帝国主义中心的优势而变得越来越野蛮。”本文是萨米尔·阿明在塞内加尔的首都达喀尔的深度访谈。在采访中,八十六岁的阿明谈论了一系列广泛的主题:全球化、垄断资本与不平等的惊人增长;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扮演的角色;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回归,以及我们应该如何摆脱全球化的漩涡。

萨米尔·阿明: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

图片来源:off-guardian.org

萨米尔·阿明是今天世界上最伟大的在世激进思想家之一。在过去至少五十年里,对于那些梦想有另一个更好的世界的人来说,他一直是一个伟大的灵感源泉。作为一位极富原创性、不断进行理论创新的马克思主义思想家,阿明一直在智识上武装我们,帮助我们理解、分析和批判今日资本主义之“过时”性,全球南北国家间的不平等,帝国主义的持续运作,和资本主义现状支持者的意识形态,等等。

1931年,阿明出生于埃及开罗。他到巴黎政治学院求学,并于1952年获学士学位。1957年,他以论文《欠发达的起源——世界规模的资本主义积累》(“The origins of underdevelopment—capitalist accumulation on a world scale”)获巴黎索邦大学博士学位,并从国家数据与经济研究中心那里获得一个数学统计学的文凭。

1957年到1960年,阿明一直在埃及规划部工作,直到纳赛尔政权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使他不得不离开。从1960年到1963年,他隶属于马里的规划部。1966年在法国获得终身教职后,阿明选择到塞内加尔的巴黎-文森斯和达喀尔教书,在那里待了四十多年。从1980年起,阿明一直担任第三世界论坛(Third World Forum)主任,并从1997年起,任世界另立实践论坛(World Forum for Alternatives)主席。

萨米尔·阿明: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

萨米尔·阿明

作为生活在全球南方,或者说所谓的“第三世界”的知识分子,阿明通过分析在资本主义的支配下,第三世界国家的“欠发达的发展”,开始了他的智识探索。他把这种发展模式归咎于资本主义。他认为,资本主义下的世界经济,以一种等级化的、不平等的、剥削的方式起作用,其中,全球北方的“第一世界”国家占主导地位,这些国家以全球南方的第三世界国家的贫穷化为代价,换取自身的发展。

对阿明来说,这种资本主义的发展模式,总会使得全球北方的国家为了发展,而使用帝国主义机制来控制南方。“帝国主义不是资本主义的一个阶段,甚至不是其最高阶段。它是资本主义扩张的固有属性”,阿明论证道。他把当代的帝国主义称作“三巨头的帝国主义”(imperialism of the triad),他认为,这种帝国主义,使全球南方的人民贫穷化,沦为受害者。通过这个理论命题,他也拒斥以下观点:现在,帝国主义在世界舞台上已经没有声音了,而现在我们面对的是“帝国”(empire)。

作为依附理论的先驱,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开始,阿明就极其敏锐地展示了,资源是如何从外围国家流向北方的中心国家,而使后者变得富裕。他把对外围国家之剩余的剥削称作“帝国主义租”(imperialist rent)。他相信,帝国主义对南方的剥削,为二十世纪南方的解放运动铺平了道路。他希望同样的事情,在二十一世纪的垄断金融资本中会再次发生。

当代的这个垄断金融资本阶段,始于二十世纪七十年代。根据阿明,这种金融化,是为了对抗资本主义的停滞和积累趋势。阿明解释说,从1971年开始,世界资本主义系统就已经进入了另一场漫长的危机,很可能也是资本主义的最后一场危机,因为在这场危机中,资本主义走进了死胡同。在他看来,在资本主义的漫长历史中,它已经经历过两次漫长的危机:第一次是从1871到1945年,第二次则始于1971年,我们就生活在这个时期。他的结论和对世界的警告是,资本主义已经成为一个“过时的社会系统”了。

正是资本主义所处的这种过时阶段里的物质条件和具体情境,使社会主义成为人类的选择。阿明宣称,如果我们要最终走出这个“漫长的隧道”,那么,在这个隧道出口前方必然是社会主义,这个社会旨在通过“让地球上的所有人都能更好地掌控自己的社会发展”,进而超越“资本主义固有的不平等发展的遗产”。

阿明写过许多关于不同主题的书,这些主题包括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文化和伊斯兰政治。1988年出版的《欧洲中心主义》(Eurocentrism),是他的一部开创性的著作。“通过拒绝主流的欧洲中心主义的世界史观——这种史观狭隘而错误地假定了一种从希腊和罗马的古典世界,到基督教的封建主义和欧洲资本主义系统的进步——阿明呈现了一种根本性的,对世界史的再诠释,这种诠释,强调了阿拉伯伊斯兰世界起到的至关重要的历史作用。”

萨米尔·阿明: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

《欧洲中心主义》

《欧洲中心主义》依然是批判研究与学术中的一部经典。阿明的其他重要著作还包括《自由主义病毒》(The Liberal Virtus, 2004),《当代资本主义的内爆》(The Implosion of Contemporary Capitalism, 2013),《世界范围的价值规律》(The Law of World Wide Value, 2010)和《终结资本主义的危机还是终结资本主义》(Ending the Crisis of Capitalism or Ending Capitalism, 2010)。

此次在达喀尔进行的深度访谈中,八十六岁的阿明谈论了一系列广泛的主题:全球化;普遍化了的垄断资本;不平等的惊人增长;国家在新自由主义时代扮演的角色;全球化和脱钩;资本主义和现代性;当代资本主义世界法西斯主义的回归;左翼的崛起;国际主义的需要;公民社会运动;当下的革命斗争;经济发展的中国模式,当代阿拉伯世界的政治风土;欧洲中心主义批判;依附理论;马克思主义的相关性和意义;第三世界论坛。

您把当代的全球化定义为我们时代普遍化了的垄断资本主义的一部分。您是如何追踪和定位这个全球化的历史的呢?

全球化并不新鲜。它是资本主义的一个古老而重要的维度。你们印度人比别人更清楚这点。从十八世纪开始,一直到二十世纪,你们一直忍受着英国人的征服和殖民。那也是全球化。虽然不是你们想要的全球化,但你们被整合进了全球资本主义系统。殖民也是全球化的一种形式。但印度人民与之斗争,并重新夺回了自己的独立,而领导人民的甚至还不是社会主义的革命领袖,而是甘地和尼赫鲁那样的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的领袖。成立于十九世纪末的印度国民大会党(国大党),在二十世纪展开了行动,直到1947年,你们终于重新取得独立,但你们也为此而付出了两个代价。

首先,印度的一个重要部分,也就是国家西部和东部的,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从印度分裂了出去。这是殖民主义者的罪行。在你们取得独立时发生的第二件事情则是,使印度独立的是印度的资产阶级,它由国大党领导,其中还包括工人阶级盟友在内的广泛的人民同盟。在1947年印度独立后,我们又有了另一种全球化模式。我把它称作协商的全球化(negotiated globalisation),它引出了1955年的万隆会议。1955年,中国、印度、印尼和许多其他国家人民的代表,在印尼第一次会面了。而几年前,印度才刚刚重获独立,中共也才刚刚进入北京;印尼也才刚刚从荷兰人那里取得独立。

接着,我们又见证了另一种模式的全球化。今天,有这样一种时髦的说法: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全球化是美国与苏联间的两极。与这个两极性相伴的,是这两极之间的所谓的冷战。这种说法基本是错的。二战后的全球化,比如说,1945年到1980年或1900年的全球化,是我所谓的协商的全球化。不是美国和苏联之间的协商,而是许多合作者之间的协商,这些合作者至少有四伙:一是美国和西欧的帝国主义联盟及其盟友日本、澳大利亚和加拿大;二是苏联和他当时的东欧盟友。三是中国。中国尽管属于社会主义阵营,但从1950年起,它就一直奉行独立的政策了;再就是在万隆开会的那些国家,万隆会议创造了不结盟运动(NAM, Non-Aligned Movement,即不与美苏两个超级大国中的任何一个结盟)。这不只是一个由亚洲国家组成的阵营,它还包括当时非洲新独立的大多数国家。

萨米尔·阿明:我们如何才能摆脱新自由主义全球化的漩涡?

1960-61年不结盟运动的创始成员:从左到右依次为印度的尼赫鲁、加纳的恩克鲁玛、埃及的纳赛尔、印度尼西亚的苏加诺和南斯拉夫的铁托

后来,葡萄牙的殖民地加入了进来,再后来,南非也加入了。古巴是唯一一个加入不结盟运动的拉美国家。我称这第四伙国家的政权为民族主义-民粹主义系统,印度、纳赛尔的埃及、阿尔及利亚、和许多亚非国家的政权都是这样的状况。因此,我们又有了一种全球化的模式,那就是一种通过四伙参与者之间协商进行的,多极的全球化(multipolar globalisation)。

从亚非人民的视点来看,当时,帝国主义被迫做了妥协,接受了印度和其他亚非国家的民族-民粹计划。与南方的国家调整自己以适应全球化的需求相反,当时,反倒是帝国主义国家被迫调整自己,以适应我们的要求了。协商的全球化就是这个意思——协商发生在一方面,帝国主义国家,和另一方面,社会主义阵营(包括苏联和中国,也包括大多数南方国家)之间。这个时期(这个时期也经常被称作二战后的三十年)的协商的全球化,有三个支柱:一是西方的,特别是欧洲和北美以及日本的所谓的福利国家模式,这个模式是工人阶级胜利带来的结果,具体而言,是工人阶级在欧洲取得胜利(就他们和红军联手击败法西斯主义和纳粹主义而言)带来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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