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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兰西内战》学习

2018-5-18 22:25| 发布者: 龙翔五洲| 查看: 39607| 评论: 0|原作者: 秋葵|来自: 激流网

摘要: 1871年巴黎公社革命是无产阶级第一次摧毁旧国家机器,建立自己的新型国家政权的伟大尝试。巴黎公社失败后,马克思深刻总结这次革命的历史经验,发表了《法兰西内战》这部光辉著作,为巴黎公社树立了一座永久性纪念碑。
二、巴黎公社历史经验的总结和升华

第一,工人阶级要获得自身解放,必须建立以科学理论为行动指南的工人阶级政党。

像巴黎公社这样开天辟地的伟大革命运动,没有一个坚强的工人阶级政党的领导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恩格斯在导言中对巴黎公社领导集团的成员作了如下评析:“公社委员分为多数和少数两派:多数派是布朗基派,他们在国民自卫军中央委员会里也占统治地位;少数派是国际工人协会会员,他们多半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信徒。那里,绝大多数的布朗基派不过凭着革命的无产阶级本能才是社会主义者;其中只有少数人通过熟悉德国科学社会主义的瓦扬,比较清楚地了解基本原理。…… 正如笃信某种学说的人们掌权后通常会出现的情况一样,无论是蒲鲁东派或布朗基派,都遭到历史的嘲弄,做了恰恰与他们那一派的学说相反的事情。”

总之,蒲鲁东主义、布朗基主义都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破了产。巴黎公社“是蒲鲁东派社会主义的坟墓”,“布朗基派的情况也并不好些”。这说明巴黎公社革命缺乏科学理论的指导,更缺乏一个坚强的无产阶级政党的领导,这是导致巴黎公社革命失败的根本原因。当然,马克思实际领导的第一国际对巴黎公社革命也发生了一定影响。这不仅是因为公社领导人中有不少是第一国际的会员,更重要的是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一直关注巴黎公社革命整个进程,并且提出过不少正确的决策建议,虽然公社没有完全采纳。恩格斯说:“公社无疑是国际的精神产儿,尽管国际没有动一个手指去促使它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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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社员在拉雪兹公墓被枪杀
巴黎公社失败后,在欧美各国建立工人阶级独立政党的任务提上了历史日程。在1871年9月第一国际伦敦代表会议上,马克思、恩格斯使会议接受了下述论断:工人阶级“只有组织成为与有产阶级建立的一切旧政党对立的独立政党,才能作为一个阶级来行动;工人阶级这样组织成为政党是必要的,为的是要保证社会革命获得胜利和实现这一革命的最终目标——消灭阶级”。这些论断在一年后召开的第一国际海牙代表大会上被正式载入了国际的《章程》。

第二,工人阶级要夺取政权和巩固政权,必须建立自己的军队,用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

法兰西内战爆发的直接原因,就是巴黎工人阶级为抵抗外侮建立了自己的武装——国民自卫军。马克思指出:“武装巴黎无异是武装革命。巴黎战胜普鲁士侵略者,无异是法国工人战胜法国资本家及其国家寄生虫。”然而,和老谋深算的资产阶级政治家相比,初次执掌政权的工人革命家毕竟显得经验不足。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教训时指出:“当梯也尔通过偷袭蒙马特尔已经发动了内战的时候,中央委员会却不肯把这场内战打下去,因而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即没有立刻向当时毫无防御能力的凡尔赛进军,一举粉碎梯也尔和他的那帮乡绅议员们的阴谋。”

巴黎公社之所以能够支持72天,就是依靠革命的武装;巴黎公社之所以只存在了72天,其重要原因之一就是因为没有充分和正确地运用革命武装。恩格斯在《论权威》一文中说:“要是巴黎公社面对资产者没有运用武装人民这个权威,它能支持哪怕一天吗?反过来说,难道我们没有理由责备公社把这个权威用得太少了吗?” 1871年9月,马克思在伦敦纪念第一国际成立7周年大会的讲话中总结公社的历史经验时指出:无产阶级在实行社会改造之前,“必须先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其首要条件就是无产阶级的大军。工人阶级必须在战场上赢得自身解放的权利。”

第三,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绝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必须将旧国家机器打碎。

无产阶级革命必须打碎旧国家机器的论断是马克思在1852年发表的《路易·波拿巴的雾月十八日》中首先提出的。1871年4月,巴黎公社成立不久,马克思就在致库格曼的信中说:“如果你读一下我的《雾月十八日》的最后一章,你就会看到,我认为法国革命的下一次尝试不应该再像以前那样把官僚军事机器从一些人手里转到另一些人的手里,而应该把它打碎,这正是大陆上任何一次真正的人民革命的先决条件。这也正是我们英勇的巴黎党内同志们的尝试。”的确,巴黎公社不但是无产阶级夺取政权的尝试,也是无产阶级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尝试,马克思关于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科学论断,在巴黎公社的实践中第一次得到了证明,巴黎公社的第一个法令就是废除常备军,而代之以武装的人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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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黎公社成立大会
公社还废除了资产阶级官僚机构,代之以新的无产阶级的政权机关。《法兰西内战》根据巴黎公社的历史经验,进一步论证了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马克思说:“工人阶级不能简单地掌握现成的国家机器,并运用它来达到自己的目的。”

马克思回顾了法国中央集权国家机器发展的历史。这部国家机器起源于君主专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尔后,随着资本和劳动之间阶级对抗的发展,“国家政权在性质上也越来越变成了资本借以压迫劳动的全国政权,变成了为进行社会奴役而组织起来的社会力量,变成了阶级专制的机器。每经过一场标志着阶级斗争前进一步的革命以后,国家政权的纯粹压迫性质就暴露得更加突出。”在1848年至1849年欧洲革命以后,国家政权就成为“资本对劳动作战的全国性武器”,第二帝国进一步强化了国家机器的这种性质。所以,无产阶级革命取得胜利后,决不能再继续使用资产阶级的国家机器,因为“奴役他们的政治工具不能当成解放他们的政治工具来使用”。

马克思对打碎旧国家机器这一命题的内涵作了科学界定。打碎旧国家机器是指打碎旧的军事官僚机构,包括军队、警察、法院等等阶级压迫的工具,而不是要废除旧国家机器的所有社会管理功能。马克思明确指出:“旧政权的纯属压迫性质的机关予以铲除,而旧政权的合理职能则从僭越和凌驾于社会之上的当局那里夺取过来,归还给社会的负责任的勤务员。” “仍须留待中央政府履行的为数不多但很重要的职能,则不会像有人故意胡说的那样加以废除,而是由公社的因而是严格负责任的勤务员来行使。”可见,马克思不仅对打碎旧国家机器的含义作了严格界定,而且划清了科学社会主义同无政府主义的界限。

恩格斯在导言中对打碎旧国家机器的理论作了进一步发挥。针对当时德国社会民主党内某些人迷信国家的思想,他指出:“国家无非是一个阶级镇压另一个阶级的机器,而且在这一点上民主共和国并不亚于君主国。” 为了防止有人对恩格斯这段话加以曲解,列宁在《国家与革命》中对恩格斯的话特意作了补充说明,指出:“这决不等于说,压迫的形式对于无产阶级是无所谓的,像某些无政府主义者所‘教导’的那样,阶级斗争和阶级压迫采取更广泛、更自由、更公开的形式,能够大大便于无产阶级为消灭一切阶级而进行的斗争。”

接踵而来的问题是,无产阶级革命打碎了旧国家机器之后,用什么来替代它呢?巴黎公社的经验初步回答了这个问题。

第四,建立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新政权,代替被打碎的旧国家机器。

马克思指出:“公社的真正秘密就在于:它实质上是工人阶级的政府,是生产者阶级同占有者阶级斗争的产物,是终于发现的可以使劳动在经济上获得解放的政治形式。” 根据巴黎公社的实践经验,他分析了工人阶级新政权的基本特征: “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新政权是人民当家作主的政权。“公社是由巴黎各区通过普选选出的市政委员组成的,这些委员是负责任的,随时可以罢免,其中大多数自然都是工人或公认的工人阶级代表。”
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新政权是名副其实的“廉价政府”。“公社实现了所有资产阶级革命都提出的廉价政府这一口号,因为它取消了两个最大的开支项目,即常备军和国家官吏。” 公社用人民武装代替了常备军,而政府的所有公务员都拿相当于普通工人的工资。工人阶级政府的廉洁性同剥削阶级政府的腐朽性形成鲜明对照。巴黎公社式的工人阶级新政权是兼管立法和行政的工作机关。“公社是一个实干的而不是议会式的机构,它既是行政机关,同时也是立法机关。” 立法和行政相统一是巴黎公社新政权的一个创举。资产阶级国家把作为立法机关的议会变成争吵不休的清谈馆,巴黎公社摆脱了官僚主义和空谈习气,形成自己真正负责和讲究实效的政治体制和工作作风。

第五,无产阶级建立新政权后,要采取切实措施防止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

这是马克思总结巴黎公社经验提出的一个重要思想,恩格斯在导言中对这个思想作了出色的论述和发挥。国家是社会在一定发展阶段的产物,社会为了维护共同利益,最初通过简单的分工建立了一些特殊机关,但是随着社会的发展,这些机关为追求自己的特殊利益逐渐与社会相脱离,凌驾于社会之上,从社会公仆变成了社会主人。无产阶级革命要把这个被颠倒的关系重新颠倒过来,使国家由社会主人变为社会公仆,这正是无产阶级政权和一切剥削阶级政权的本质区别。
但是无产阶级政权建立之后,怎样防止从社会公仆蜕化成社会主人呢?恩格斯说:“工人阶级为了不致失去刚刚争得的统治,一方面应当铲除全部旧的、一直被利用来反对工人阶级的压迫机器,另一方面还应当保证本身能够防范自己的代表和官吏,即宣布他们毫无例外地可以随时撤换。”“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可靠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务员,无论职位高低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代表机构的代表签发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1871年5月23日,即巴黎公社失败前夕,马克思在第一国际总委员会会议上指出:“即使公社被搞垮了,斗争也只是延期而已。公社的原则是永存的,是消灭不了的;在工人阶级得到解放以前,这些原则将一再表现出来。”这些原则是相互联系的有机整体,是巴黎公社留给后人的最宝贵的精神财富。

第六,巴黎公社切实说明了无产阶级是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代表者,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

巴黎公社实现了这么一个事实——那就是“历史上破天荒第一次,小资产阶级和中等资产阶级公开地团结在工人革命旗帜下,他们宣布这场革命是拯救他们自己和拯救法国的唯一手段!他们和工人一起构成国民自卫军的主体,他们和工人在公社里一起开会,他们在共和联盟里为工人做中介人!”
那些造谣者们期待着公社失去生命力,他们宣称他们是超乎阶级之上的存在,但是他们所依托的中等阶级和农民们不约而同地“背叛”了他,在巴黎作为中央集权的帝国中心的时候,农民们“受着宪兵、税吏、省长、僧侣和土地巨头的统治,也就是使农民受着农民敌人的专制统治,使农民失去一切生机(使他们丧失活力),它压制农业地区的一切独立生活机能。”此时,“把农民同无产阶级分开的已经不是农民的实际利益,而是他们的错觉偏见。”所以当公社出现的时候,农民们自然地选择了工人的巴黎而不是骗子们的凡尔赛。

而中等阶级早就看清了自己的被剥夺地位,曾经“在六月起义(1848年)里,这个中等阶级曾集结在资本家阶级及其将军、国家寄生虫的旗帜下反对无产阶级。”但是“他们随即在1848年9月19 日由于“友好协议”被否决而受到了惩罚 …… 1849年6月13日,这个中等阶级的国民自卫军被解除了武装,并遭到资产阶级军队的杀戮!在帝国时期,由于国家资财被滥用浪费,富有的资本家借以自肥,这个中等阶级遭受着股票经纪人、铁路大王、动产信用公司之类诈骗公司的劫掠,遭受着资本家的联合组织(股份公司)的剥夺。”

同时,“这个阶级在政治地位上受着贬抑,在经济利益上受着打击,那么,它在精神上则被帝国的奢靡腐败之风所激怒。战争中的丑闻丑事使他们感到忍无可忍,激发了他们作为法国人的情感。” 现实使他们看清“唯一能够救亡济危的是工人阶级的宏伟的志向和巨人般的力量,而不是妄想当法国奴隶主的那个腐败的阶级!”

至此,农民和中等阶级都在了无产阶级周围,无产阶级为了正义的战斗获得了他们的支持,“公社是法国社会的一切健全成分的真正代表,因而也就是真正的国民政府”。

第七,关于爱国和宗教问题。

关于国家,马克思在这里明确道“随着现代阶级斗争——劳动与资本的斗争——采取更鲜明具体的形式,国家政权的面貌和性质也发生了显著的变化。它一直是一种维护秩序、即维护现存社会秩序从而也就是维护占有者阶级对生产者阶级的压迫和剥削的权力。但是,只要这种秩序还被人当作不容异议、无可争辩的必然现象,国家政权就能够摆出一副不偏不倚的样子。”所谓凌驾于人民之上的国家不过是他们用来欺骗被统治阶级的假话而已,从来没有超脱阶级的国家存在。

而“资产阶级的沙文主义只不过是最大的虚荣,它给资产阶级的种种无理要求罩上一件民族的外衣。”“资产阶级的纯正的爱国主义,对各国“民族”产业的实际所有者说来是很自然的,但是,由于他们的金融、商业和工业活动已带有世界的性质,这种爱国主义现在已只剩下一个骗人的幌子。”
这就是所谓爱国主义,无产者没有祖国,爱国的资产阶级爱的只是国家带来的特权和市场,并且用民族的外衣来为自己的无理要求做辩护。

关于社会其他层面的压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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