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革命史”的涵义与理念
如前所述，我是以1949年以前的中共革命史为例讨论新革命史的理念与方法。其实，这一时期的中共革命不仅是中国近代革命史中的一段，也是整个中共革命史的一段。完整意义的革命史并不限于近代，而是延续至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后。有鉴于此，在界定新革命史的涵义和理念之前，先讨论什么是中国革命史? 众所周知，20世纪是人类历史上变化最为剧烈的历史时期，其变化之速度、广度和深度都是空前的。这一个世纪的变化，大多可以称之为“革命”性的变革，波及范围极其广泛，它不仅表现为工业革命、知识革命、技术革命，也表现为政治革命、社会革命。然而，在所有的革命领域，最能引发社会震荡、最能影响历史转捩也最引人瞩目者，当属政治革命和社会革命。这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现代“革命”，它与传统的农民暴动、改朝换代有着根本的区别。 就中国历史而言，如果按照现代革命的标准来衡量，中国革命是指近代以来尤其是1851～1978年一百二十余年间，中国人民为了独立解放、自由民主和现代化建设而进行的一系列革命运动。依此判断，太平天国农民战争、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国民革命、中共革命都属于中国革命史的范畴。
这一时间断限，打通了1949年前后的历史间隔，与我们习以为常的以“1949 年”为止的界分有所不同。之所以如此，是因为 1949 年新中国成立之后的前三十年，尽管现代化建设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战争年代革命的思维、革命的行动并没有完全停止，继续革命和现代化建设几乎是同步进行的。革命与建设之间的矛盾、冲突及其效果暂且不论，总之革命仍在进行之中。当然，仍不能不说，1949 年还是一个划时代的重要节点。如果进一步划分，大致可以说，1851～1949年为中国革命史的前半场，1949～1978年为中国革命史的后半场。③ 不过，太平天国农民运动、义和团运动是否为现代意义的革命，学界是存有较大争议的。胡绳认为，1840～1919年中国近代史的前期史上有三次革命高潮，即太平天国农民革命、戊戌维新和义和团运动、辛亥革命。④ 但近些年来，一些学者对三次革命高潮的说法提出了质疑，认为前两个称不上现代意义上的革命。这一问题还可以继续讨论，如果是否定的，则中国革命史的起讫时间1911～ 1978年，1911年辛亥革命是一场现代意义的革命没有任何疑义。在此期间，仍以1949年为分水岭，1911～1949年为中国革命的前半场，1949～1978年为中国革命的后半场。如果将中共革命史独立出来，则是指1921～1978年中共革命的历史。⑤ 它同样分为前半场和后半场，前半场即1921～1949年，后半场为1949～ 1978年，各有三十年的时间。我自己的研究已经涉及中共革命史的前半场和后半场，但更多精力仍是放在1921～1949年前半场。这一历史阶段的中共革命，既是中国近代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近代中国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还是中共革命史的重要组成部分。它不仅影响着中国近代史、中国近代革命史的结局，也与中国当代革命、与中国当代社会的发展进程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我在论证新革命史的看法时所举之例，仍然是 1949 年以前的中共革命史。
如果要给新革命史做一个比较明确而简洁的界定，我想大致可以这样表述：新革命史是回归历史学轨道，坚持朴素的实事求是精神，力图改进传统革命史观的简单思维模式，重视常识、常情、常理并尝试使用新的理念和方法，对中共革命史进行重新审视，以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与复杂性，进而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 所谓实事求是的精神，就是回到历史现场，在当时的历史条件和语境下，考察人们是如何想、如何做的，不夸大也不缩小。所谓常识、常情和常理，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所获得的经验、知识、情 理以及形成的行为习惯。诸如“人之常情”“岂有此理”等，都含有此等意味。无论是历史现象还 是社会现实，我们仅凭此“三常”就大致能够做出一个不太离谱的判断。当然，“三常”毕竟更多是基于感性的认识，要想对社会事物进行更具说服力的解释，还需要比较科学的理论和方法进行分析，从而由感性认识上升到理性认识。⑥ 所谓“揭示中共革命的运作形态尤其是艰难、曲折和复杂性”，是新革命史所要达成的一个基本目标。至于“提出一套符合革命史实际的问题、概念和理论”，尤其是“概念和理论”则是更高一层的追求，是从现象到本质的升华，难度是相当之高甚至很 难实现的。 “新革命史”中的“新”，并非像某些“新××”“新××”那样唯新而新，哗众取宠，而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观提出的一种必要的“新”。如果没有传统革命史观这个前提，或者说如果传统革命史观不存在任何问题，那就没必要提出什么新革命史。正是因为传统革命史观在某些方面和某种程度上，与真正的历史学研究有一些距离，已经阻碍了革命史研究的发展，所以才有纠偏、革新和提出新革命史之必要。 那么，传统革命史观的问题是什么? 笼统地讲，其突出的表现有四点：一是将革命时期的理论与研究革命史的理念混为一谈。革命时期的理论是当时的革命宣传，当然是有其道理的，但在后来和今天的历史研究中，则已经变为历史学者的研究对象，而不是指导历史研究的理论了。如上所述，历史学者应该用 学术的理论和方法对革命史进行研究，才能真正提高理解和分析问题的能力。
二是与上一点相联系，将革命者、现实角色与历史研究者混为一谈，革命史学者自觉不自觉地将自己变成了革命者，变成了革命理论、政治话语的宣传者。革命史学者不是不可以宣传革命理论、宣传革命史的重要性，但不能替代实际的历史研究，历史研究有其必须遵守的学术规范。 三是对中共革命的理解简单化。其实，革命时期的领袖对中共革命的艰难、曲折和复杂性往往是有深刻认识的，⑦ 但后来的革命史学者尤其是传统革命史著述没有很好地继承，反而为了抬高中共革命形象，将此遮蔽了。 四是所关注的对象更多限于“革命”本身，而且主要突显了政治、党派、主义、阶级、英雄、反帝、反封建，而忽略了革命史的其他面相。⑧ 中共革命本来是一场轰轰烈烈、多姿多彩的运动，革命内容可谓相当丰富，但传统革命史著述，总给人一种干瘪枯燥之感。新革命史就是一种试图改进这种史观的视角和方法⑨ ，将原本属于历史的内容还给历史，将某些政治宣传意义的历史与具有独立学术价值的历史区别开来。必须承认，中共革命史研究与其他历史领域的确有一定的区别，它本来就有比较强的政治性，受现实政治、意识形态的影响较大。⑩如何处理学术与政治的关系，是革命史、党史学者面临的极大难题。可能以往人们更多地关注政治与学术的矛盾和冲突，但我们能否寻求政治与学术的统一性，以便于学术的生存和发展? 我以为，即便从现实政治和意识形态着眼，从维护和建立中共革命史的合法性出发，也不能仅仅靠口号式的宣传、说教，否则就很难产生应有的效果，甚至起相反的作用。为什么不少年轻学生不愿意听公共政治课程、革命史课程，为什么历史学界中国近现代史学者从事中共革命史研究的比例很小，其道理即在于此。其实，我们完全可以通过严谨的学术研究，获得使人信服的解释和权威性力量，这才是今天党史学者、革命史学者应有的担当，也是“新革命史”研究的重要任务。 对于某些中共革命史的戏说尤其是极端“妖魔化”言论，我是坚决反对的。的确有人带着有色眼镜，专门盯问题，挑毛病，以“阴谋论”来裁决革命史。这种以偏概全、信口雌黄的“历史虚无主义”做法，显然违背了实事求是的基本原则。不过，稍作观察就会发现，他们往往不是严谨的学者。这些离谱的言论原本是不值一驳的，但由于影响广泛，也不能听之任之，置之不理。但如上所述，真正有力的回应办法，不是靠高喊“政治正确”的口号，更非以骂对骂，而是要用经过史实考证的、真正有说服力的成果，以正视听。在我看来，更重要的是如何对待一些严肃的学者所提出的“问题”。有人将一些学者呈现的中共革命中所遇到的“问题”理解为负面甚至是给共产党抹黑的说法，就言过其实了。我认为，应该将革命中所出现的“问题”看作中共政权需要克服和战胜的难题，经过从问题到难题的思维转换，所谓抹黑论基本上就不成立了。进一步说，只有实现这种 转换，才能真正理解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真正维护中共革命的合法性。 我还要强调的是，新革命史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领域，更不意味着革命史本身有什么问题，革命史是一个客观存在，不因任何人的喜恶而发生变化，也即新革命史在研究对象、研究范围上与传统革命史没什么两样。当然，在具体内容的取向上，可能偏重于以往关注相对较少的领域，但最大的变化是研究的视角和方法。瑏瑢其实，也不仅仅是革命史，几乎所有史学领域都是如此，学术进步往往是由于新的视角和方法的推动才实现的。可以说，自20世纪初梁启超提出“新史学”以来直到今天，无一例外。 我再强调的是，在学术史谱系中，反思不是苛责前人，而是避免事后重陷已有之误; 变革不是造反，不是“革命”，不是终结，而是改良，是扬弃，是超越。新革命史的理念和方法更多是针对传统革命史观之弊而言的，并不否定其具有解释力的部分。譬如阶级分析方法就依然具有一定的解释力，除了这一方法与中国历史实际有某些吻合之处，也因为中共革命本身就与阶级斗争理论具有密切的联系。整个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也依然具有强大的解释力，它在许多方面与其他理论方法并不存在截然对立的矛盾。也许传统革命史观的更大问题在于排他性，也即将此作为解释中国近现代史、革命史的唯一方法，而不是研究历史的一种方法。
“新革命史”研究的方法
针对传统革命史观及其著述所存在的突出问题，我将新革命史的研究方法大致归纳为六个方面，并用我熟悉或研究过的例子作出说明： 第一，注重革命政策与具体实践的互动关系“政策—效果”模式，是我概括的传统革命史观存在的第一个问题。如果通俗一点，也可以称之为“两头”模式，即：一头是中共政权的路线政策演变，另一头是农民接受并获得了利益，由此革命斗争、革命建设积极性大大提高。在这一宏大叙事中，最突出的问题是缺少了艰难、曲折、复杂的革命过程，从而削弱了革命史立论的根基。在此模式之下，我们不清楚革命的路线政策是如何出台的，哪些人主导或参与了讨论，讨论过程中发生了哪些矛盾和斗争。更不知道路线政策是如何进行具体实践的，其间遇到了哪些困难，如何解决的。尤其是农民面对一个陌生的党和政权，对革命的路线政策有什么样的反应，有无犹疑和挣扎? 这些反应对革命的路线政策又产生了哪些影响? 结果，中共政权与乡村社会、中共革命与广大民众之间就变成了一种简单的“挥手—跟随”关系; 共产党的革命策略与农民的革命认同成了一种不证自明的逻辑。中共领导的农民革命俨然是不费吹灰之力的神话，似乎不如此就不足以显示中共领袖及其政权的正确性、权威性。 以抗战时期中共根据地的钱粮征收为例，在传统革命史著述中，这是我们所看到的很典型的“政策—效果”模式。无论是合理负担还是统一累进税的征收，都是先叙述共产党的征收政策、征收办法之后，然后就是农民负担减轻，积极缴纳钱粮与生产积极性提高的结果。从这种描述中，我们看不到钱粮征收政策的制定过程，更不清楚是如何征收的，尤其看不到农民以及地主、富农对征收政策的反应。事实上，在征收钱粮过程中，既有农民的讨价还价，也有地主、富农的抵制行为，为了少纳钱粮而隐瞒“黑地”的现象一直存在。而从农村社会的常识常情常理来看，这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除此以外，如果我们再参酌国家与社会互动的理论和社会博弈论的方法，就更能理解中共革命政策和民间社会之间的互动作用，明白钱粮征收过程中“上有政策，下有对策”的复杂 关系。中共政权就是想办法解决这些困难，才完成征收钱粮任务的。正因为此，才彰显了共产党的能力和光辉，也证明了中共革命胜利来之不易。反之，如果像以往传统革命史观之下“一呼百应”式的称颂，是否可以理解为降低了中共革命的形象了呢？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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